中山先生到過南洋，而且住了一段時間。有些事情還能記得起來。記得有一天晚上，中山先生召集了許多人在討論將來國旗的樣式和顏色問題，剛好旁邊有人端上來一杯開水，中山先生瞥見杯中泛起了紅色，就若有所感地説道：“紅的顏色很好！”説罷端起茶杯一飲而盡。這時孫先生正為革命而奔走，前途困難重重，但是他卻充滿了樂觀的精神。

　　當時海外華僑對於孫先生領導的革命賦予極大的同情和期望。新加坡華僑中有“小刀會”等組織，都是反對清朝，擁護中山先生的。孫先生看到華僑對革命的支援後很感動，他説華僑是“革命之母”，而且説了不止一次。

　　辛亥革命勝利後不到兩三個星期的時間，福建就光復了。當時消息不靈通，只看到外國通訊社模模糊糊的一些報道，但是華僑們已經興奮得了不得，新加坡的福建會館華僑開會慶賀，當場成立了“福建保安會”的組織，準備以財力來支援革命。大家推選我當會長，打電報到福建問光復的消息是否確實。以後接到回電證實了這個消息，我們馬上匯了兩萬元到福建。過了幾天又匯去二十多萬元，去支援革命的財政，安定人心。我們只希望從此以後，祖國能夠享受到獨立平等的權利。

　　中山先生不幸患癌症逝世，曾經追隨孫先生的汪精衛、胡漢民等人相互攻訐，打來打去，蔣介石叛變了革命，拋棄了中山先生新三民主義的革命思想。從此我對於國民黨沒有好感。以後我到了延安，覺得共産黨的政治很好，他們有前途，他們的實踐和中山先生的主張是吻合的，因此當時我同情了共産黨。

　　中山先生逝世前，聽到俄國革命成功的消息很興奮，以後就採取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對蘇聯抱著無限的熱情和友誼。中山先生死後，蘇聯人民還贈送了玻璃棺材。但是，蔣介石國民黨卻到現在還在喊反共抗俄。他們的行為愧對孫先生，孫先生如果地下有靈，一定是很生氣的。

　　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孫先生為革命而在海外奔走的時候，始終不曾坐過頭等船艙。孫先生總是坐二等艙，一則節省費用，二則可以不必象坐頭等艙的紳士們那樣吃得華貴，穿得筆挺，可以較為隨便一些。中山先生在新加坡的時候，從來沒有聽説他到外面去玩的事情，他總是那麼實實在在的樣子。

　　的確，中山先生的為人很值得後人傚法。我認為，周總理提倡紀念中山先生，學習中山先生，是很有意義的。我們應當隆重地紀念這位革命先驅。 　　　　　　

　　（作者：陳嘉庚（1874-1961），福建同安人。僑居新加坡。中國同盟會會員。）[*此件是陳嘉庚1956年應《文匯報》記者鍾錫知之請，在廈門集美的住所裏的談話記錄.]

 
（來源：孫中山紀念館網站）

編輯：齊曉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