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克強先生為同盟會時代的革命領袖人物，在辛亥以前，協助國父領導革命，載諸史冊，厥功甚偉！他生於西元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甲戌）10月25日，小國父八歲，卒於民國五年（1916年）10月31日，年僅四十又二。

　　溯自辛亥以前，國父于倫敦脫險後，東返日本，籌畫革命，命史堅如聯絡長江會黨，畢永年聯絡湘鄂會黨，鄭士良則于香港設機關以為招待，因而有長江及兩廣、福建會黨合併于興中會之事。時黃先生肄業于兩湖書院，年方二十五歲，因長沙志士畢永年介紹，同赴日本會晤國父。回湘後，即聯絡黨人，進行革命，旋由鄂督張之洞派往日本考察學務，研究中外大勢，革命思想更為堅定。其所譯著之文字，均以民族、民權為依歸。

　　1903年5月，黃先生回國，先與張繼（溥泉）、周震麟（道腴）諸先生商討進行革命方略，籌款購械，準備行動，復創華興會于長沙，黃先生被舉為會長，決採先據一省而由各省紛起應援的策略：一面囑同志之與省內外各界有關係者，分途運動，以謀策應；一面另組同仇會，專與洪江會等下層組織接洽，並倣日本軍制編組革命軍旅，與馬福益等共謀起事，為湖南革命勢力培植基礎。後因國父遊歐美抵日，經日友宮崎寅藏居間調協，黃先生與宋教仁、陳天華等湖南同志毅然放棄華興會之組織，而與興中會合併，共組“中國同盟會”，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相號召，集合全國力量，共同為創立中華民國而奮鬥。這種大公無私的革命精神，是值得我們欽佩的！

　　同盟會成立之後，黃先生更積極負起革命責任，由日潛返國內視察南北各地情形，多方策劃佈置，謀在兩廣先舉義旗，各省從而響應。1907年，國父與克強先生親率健兒攻佔鎮南關，卒因眾寡懸殊，未能久據。其後國父因聲名太大，不僅國內不能立足，即在日本、南洋各地，與中國接近地區，亦不能自由居住，無法親為領導。於是將國內一切計劃，委託黃、胡（漢民）二先生主持，自己專任國外籌款，以濟革命之需。故自欽廉等役，以至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都由黃先生負責領導，出生入死，躬任其鋒，而革命計劃則隨時函告國父，悉依決定進行。在廣州起義之前，黃先生已派居正（覺生）、譚人鳳先生分往兩湖運動新軍，與日知會、共進會、群治學社等秘密策動，以謀響應。及廣州失敗，兩湖同志更積極進取，決在武昌起義。10月10日事變發生之後，黎元洪臨時被推為都督，及28日，黃先生與來教仁等方由滬抵武漢，被舉為革命軍總司令，士氣為之一振。其時湖北黃州、宜昌及長沙、九江、太原、雲南等先後光復，革命勢力日漸擴張。清軍圍攻武漢，黃先生以寡敵眾，堅持達一月之久。迨漢陽失守，而南京業已光復，各省相繼響應，國父就臨時大總統職于南京，中華民國便告成立。

　　黃先生為人豪俠尚義，智勇兼備，具湘人苦幹實幹的精神。胡漢民先生與之共事甚久，謂其“雄健不可一世，而處世接物，則虛衷縝密，轉為流輩所弗逮。”[*見1910年4月5日黃興《上國父述革命計劃書》，胡漢民跋。]當辛亥廣州失敗及漢陽撤守之前，黃先生自覺未達成任務，愧對死難先烈，兩度欲投水自盡，以謝國人，均 所勸阻，其明恥負責，慷慨輕生，有如此者。南京光復後，各省代表集會于上海，議定臨時政府組織，擬舉黃先生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指揮援鄂及北伐各軍。黃先生一再推讓黎氏，而以北伐自任；及知國父不日將由美抵滬，即請代表廢除元帥名義，舉國父為大總統，絕無爭權奪利的思想。黃先生自謂：“一般士大夫以權利相尚，即民黨之錚錚者，亦侈言之，惡德相沿，成為習氣，若不改革，國必大亂，不可底止。興屢與國人相勖，見義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①民國五年一月四日黃興《復彭丕聽書》。]言行一致，不讓聖賢！

　　宋案發生後，黃先生與國父雖因討袁步驟緩急，政見略有不同，其視袁氏為國賊，深罪致討，劍及履及，則無閒言。其後討袁失敗，亡命赴日，國父鋻於過去革命失敗的原因，是黨內份子意見紛歧，步驟淩亂，不能服從黨魁的命令所致，故主張成立中華革命黨，宣誓服從總理，並按指模以矢忠誠。黃先生雖不贊同，而于國父並無異志。劉揆一先生述其事有雲：　　

　　“孫總理欲恢復民國以前革命黨之面目，乃組織中華革命黨，即固有國民黨員，亦加以嚴格之入黨手續。公（按：指黃先生--科）意袁派勢力日加擴張，吾黨似不必過事取締，而收容各派，以為獎勵與發展之計，故未立即贊同，孫總理於是　　以中華革命黨協理一職虛以待公，而覬覦此職者乃日相離間。　　適歐戰發生，……忽有“歐事研究會”之組織，故讒間孫、黃二　　公者，更以顯分黨派相詆（女其）公向孫總理表明心跡（罩振、白逾　　桓後亦主張解散研究會），遂於民國三年二月，往遊美洲，隨行　　者李書城、石陶鈞、唐月池、徐申甫四人。孫總理先為電告美洲　　同志，舟抵舊金山，少年中國報記者曹亞伯、黃伯耀等偕美國　　移民局員上船招待，中外人士鵠立埠頭歡迎者萬餘人。” [*②劉揆一著：《黃興傳記》。]

　　居舊金山數月，屢對華僑宣傳討袁複國大義，並與當時駐美總支部長林森（子超）先生約訪問加州北部各地僑胞，每有演講，多由科代用粵語傳譯，同遊半月，至第一次歐戰爆發乃止。莫紀彭先生在黃夫人處，曾見國父與黃先生往來書信數通，為“兩人親筆，往復陳論中華革命黨黨章服從領袖一義也。先總理有中華革命黨自辦兩年，假如無成績可言，交付克強先生接辦等語。……想見先總理之偉大，聖哲相逢，不私其黨。……至於兩書中叮嚀相慰之語，亦人生多情哉。”　　[①民國二年七月二十六日黃興《致夫人徐宗漢書》，莫紀彭跋。]其後，蔡松坡先生在雲南起義討袁，國內同志多電促黃先生歸國，協助指揮，黃于覆彭丕聽函中，自述其留美意義，有“興義當歸國，效力戰場，惟今歐戰方酣，不暇顧及東亞，能為我助以抗制日人之侵入者，厥為美國，勢不得不暫留此，以與美政界接洽，或為將來財政之一助”諸語　　[②民國五年一月四日黃興《復彭丕聽書》。]。於此可見黃先生當時去美國，既先商得國父同意，而留美亦有其革命任務。他在美國各地發表的演説和談話，內容還是宣傳三民主義，與國父的主張並不相違。

　　當然蔡松坡先生起義時，張繼、李根源諸先生欲向外國富商借款二百萬元，以助軍餉，富商敬仰黃先生，必其簽名而後借。張繼向黃先生電商，而黃先生則轉陳國父，囑張孝準代為簽名；並電促李烈鈞、周震麟、柏文蔚等在南洋籌款接濟，其于國父仍是奉商承教的。民國五年六月，黃先生應蔡松坡之請回國，與國父在上海相見，誤會完全冰釋。周震麟先生述其經過如次：

　　“當蔡松坡先生在雲南揭舉護國軍討袁義旗的時候，曾送電請克強先生回國，迨克強先生由美回國，歸途中在日勾留時，我即托赴日歡迎的同志帶給他一封長信，把我斡旋他和中山先生關係的情形詳告。克強先生得知中山先生對他完全諒解，急回上海。他行裝甫卸，就晉謁中山先生；中山先生旋即回訪克強先生，兩人相見，握手言歡，極為親切快慰。這時袁賊已死，討袁軍事結束，孫、黃兩先生又在上海召集革命同志，籌商反對北洋軍閥的策略；並命我赴北京在議會聯絡同志，進行分化北洋軍閥的工作，不幸克強先生病勢沉重，竟于1916年10月31日齋志以逝。中山先生頓感失去革命臂助，異常悲痛；黨內同志組成了以中山先生為首的治喪委員會，翌年國葬克強先生於湖南嶽麓山，典禮隆重。

　　由此可見孫、黃關係始終是建立在革命友愛上面的，一時意見上的分歧，庸俗的猜議固不能有所傷，而奸人的乘隙挑撥　　離間，更難施其狡伎。我們對此應該有這種正確的認識。” [ ①周震麟撰《關於黃興、華興會和辛亥革命後的孫黃關係》一文。]黃先生逝世後，國父于致革命黨各支分部同志訃函中，除先述其病狀及逝世情形外，末謂：“以克強盛年，稟賦素厚，雖此次討賊，未得比肩致力，而提攜奮鬥，尚冀諸異日，遽此凋謝，為國為友，悼傷百端。”[②民國五年十一月一日國父《悼傷黃興逝世致各支分部同志函》。]亦可見其沉痛！

　　綜上所述，足見論者謂國父與黃先生兇終隙末之語為不可信。古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著黃先生之與國父，庶幾合於君子。

　　黃先生逝世後七日，蔡松坡先生亦病逝，迄今亦五十週年。二人皆湘中豪傑，同有功於民國。

　　（作者：孫科（1891-1973），字哲生，廣東中山市人。孫中山之子。青年時代參加辛亥革命，後在美國受過教育，加州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專攻政治經濟。歸國後加入中國國民黨，歷任要職。）

 
 
（來源：孫中山紀念館網站）

編輯：齊曉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