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的冬天，我東渡日本留學。不數月，有一次我和仲愷去開留學生會議，我們在會場上初次看見了知名的革命家--孫中山先生。那次會議參加的人相當多，各種思想和政治見解的人都有。孫先生談得並不多。但他也談到了中國積弱，應該徹底改革，發奮圖強的道理。就是這一段短短的令人激憤的演詞，打動了我們年青火熱的心坎，我們極願意聽他滔滔不絕的説下去，但是會議終於到了結束的時候。我和仲愷從旁打聽了中山先生的住處，預備以後找機會再與他詳談，請他多講一些革命的道理。

　　幾天以後，我和仲愷和黎仲實三個人一起按地址到旅舍去拜訪中山先生。在一個面積不大，陳設簡樸的房間裏，中山先生親切地接見了我們，正像一般年青人之間的會面一樣，我們並沒有多説客套，話題就馬上從中國政治問題上開始了。這一次他談得很多，從雅片戰爭，談到太平天國，談到戊戌政變，談到義和團，説到中國積弱，清廷腐敗無能，所以一定要進行革命。我那時雖只有二十五歲，但因自小在家慣常聽到外婆家的親戚談及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國的故事。我外婆家的親戚以前曾與太平天國的人做過採買，腦子裏總算灌輸過一些革命思想，我們聽他説要進行推翻清廷，建立民國的革命道理，心裏十分佩服，十分同情。及後我和仲愷又再去見孫先生兩次，對他表示我們想參加革命，願效微力，中山先生指示我們在日本留學生中物色有志之士。此後我們就與留日同學展開了廣泛接觸，進行聯絡宣傳工作。方聲洞、林覺民等留日青年學生，就在這時和我認識。他們都後來在黃花崗之役光榮犧牲了。後來在同盟會成立之後我也結識了秋瑾。她是一個不事裝飾的女子，為人豪爽熱情。我是廣東人，那個時候還不懂普通話。我和他們那些外籍同志都是用筆談的。但我們同樣都是青年，有共同的理想和志願--推翻清廷，建立富強繁榮的祖國的理想和志願，使我們不難找到共同的心聲。語言的隔膜，並沒有妨礙我們成為投契的朋友。

　　1903年，我參加了同盟會。那時盟員中女的只有我一個。加盟的手續，本來要兩個人介紹，我填的加盟書，只有黎仲實一個人的簽名，後來孫先生看了，他也簽了個名字。於是由孫先生和黎仲實兩人的介紹，我參加了同盟會。

　　我加入同盟會的宣誓儀式，是在我家舉行的。我現在還清楚地記得我當時是舉起右手，激動地讀了“驅除撻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矢信矢忠，如或渝此，任眾處罰”的誓言。從此以後，我就由於孫中山先生的帶領和引導，正式參加了同盟會的組織，成為這個革命團體的一員，我決心恪守誓言，終生獻身於偉大的革命事業。

　　那時以後，我和仲愷已搬出學生宿舍，租到房子居住。那年暑假，我們因為帶到日本的錢已經用完，仲愷便回廣東設法。適巧1904年中山先生由歐美再到日本，籌組同盟會，下榻于旅館。那時中山先生提倡革命的聲名，早為日本當局注意，再加上旅館中的日本女中常常替中山先生收拾房間，既看見過他所收發的書信和宣傳小冊，也看見過前來拜訪他的各式各樣人物，更認為形跡可疑，就把這些事報告了日本警察，由此日本警察對中山先生的行動，偵查盤問得更嚴。中山先生為了以後能繼續順利的進行革命工作，他叫黎仲實來找我。黎對我談及孫先生在旅館裏開會和收發信件，諸多不便，想把開會及收件地點，轉到我的家裏，問我願意不願意。但是為了嚴格保守秘密起見，他還特別提出希望我不要雇用日本“女中”，免得又被外人走漏消息。我就毫不猶豫的答允了。我就在這個時期，開始學會了燒飯。每天下課以後，親自操持家務。只有挑水我實在挑不起，請黎仲實來幫忙我挑。自此以後，我家就成了通訊聯絡站和集會場所。我聽從孫先生的吩咐，做收信的工作。凡有寫著中山、高野、逸仙、孫宅等信件，都收下轉交與他。在孫先生召集同盟會人開秘密會議的時候，因為人來得多，按照日本習慣，進門脫鞋，如果門口堆了很多鞋子，會被外人看見，引起懷疑，於是我又做收藏鞋子的工作，每等同志們來我家樓上開會，就把他們脫下的鞋子收藏起來，不讓外人知道我們這裡常常有很多人聚會。同時既然不用日本女中，所以一切家務都由我來做了，同志們來開會，燒水、倒茶和預備飯菜等工作都落在我的身上。孫先生除了在東京之外，在日本橫濱，也設立了機關，替他收信，傳遞消息。

　　我加入同盟會後約四十余天，仲愷從廣東回到日本，他是和胡漢民同船到達的，抵東京時已近傍晚，胡夫婦二人就借住我家。那天孫先生和黎仲實剛好到我家裏來，所以大家會面。晚飯後，休息了一下，孫先生和黎仲實和仲愷談及同盟會的組織和主義，仲愷有志革命很早，他當然十分贊同，當夜十時光景，他也加入同盟會了，介紹人是黎仲實和我。胡漢民對於同盟會的主張，尤其是對“平均地權”一點，卻極表懷疑，他認為不宜於就在這個時候提出平均地權的口號。所以他和孫先生在我家辯論了一個通宵，弄得那夜我在隔壁房間醒了睡，睡了又醒，還聽見他們爭論不休。我見夜已深沉，還特意起來想替孫先生預備被褥，一併請孫先生留宿。當時中山先生詳細地向胡漢民講解説：“你參加反清朝帝制，這很好，但是解決民生問題，也是我們革命的目的之一。而要解決民生問題，首先就要平均地權。”他們二人就這樣反覆爭辯直到深夜三時以後，胡漢民才加盟。胡漢民後來不同意改組國民黨，不同意實行三大政策，是這樣早就預伏遠因的。

　　當時常來我家和中山先生開會的人，有朱執信，胡漢民，章太炎，劉成宇，汪精衛，黎仲實，馬君武，居正，馮自由，蘇曼殊，古湘勤等人。黃興也來過，但不多。

　　在廣東東江發動惠州之役，起義時所用的旗子，就在我家縫製的。

　　那次惠州之役失敗之後，中山先生覺得要爭取革命勝利一定先要掌握革命武裝。所以叫黎仲實，蘇曼殊等二十多個青年學生，在東京牛ｙū＠①區組織義勇隊，往大森習射擊武藝等軍事訓練，以備參加武裝的起義。學習武藝的同志中，有一部分人就住在我的家裏，因為每天還要按時上學和避外人耳目，他們總是天剛蒙亮就去空曠地練習射靶，我則負責管家。我每天都先行起床為他們預備早飯。

　　我就是這樣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之下，為革命做了些瑣碎的事務工作，凡是孫中山先生吩咐我做的工作。凡是有益於革命的工作，我從不推辭，我覺得我既已獻身革命，就應該樂於完成交給我的任何任務，我這樣做，還完全不敢告訴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及親戚，因為當時革命叫做“造反”，被清廷知道，是會誅連九族的。

　　我們加入同盟會一年左右，當時保皇黨害怕革命，提出了“革命就會招致列強瓜分中國”的論調。孫中山先生對此極為憤慨，他對人口述意思，寫了一篇文章，表示“中國除徹底推翻封建帝制之外，別無出路，革命絕不會招致列強瓜分中國。”以示與保皇黨的主張相對抗。當時有志青年，大為擁護。我們遵循孫中山先生的指引，亦進行了宣傳反對保皇黨的工作。孫先生叫我與仲愷，朱執信等聯合寫信給海外美洲等地華僑，向他們宣傳推翻滿清封建帝制的必要，海外華僑甚為同情，不久就寄了款來，贊助革命。華僑遠適異國，對推翻清朝政府，反抗帝國主義，是很贊同很熱心的。記得孫先生有一次赴歐途中，在船上結識了法國華僑張靜江，孫先生與他談及革命。正像很多華僑一樣，張靜江也十分同情革命。他當時在法國巴黎開古董店。分別之時，他與孫中山先生約好，“以後革命事業如果需要款項，可以隨時打電報給我，但是礙于當時國外環境，這些事進行宜於秘密，你如需要款項，不用寫明數目，只寫ＡＢＣＤＥ就可以代替一萬，二萬，三萬，四萬，五萬了。”初時，孫先生對這個表示是半信半疑的，但是回來之後，有一次急需用款，就叫仲愷打電報給法國張靜江等華僑，當時還不敢存奢望，只寫了一個Ｂ字，法國華僑就立刻匯了五萬元回來，對革命事業幫助很大。對於革命，華僑不但出了不少錢，還出了力。華僑親自回來參加革命起義的就不少，行刺孚岐的著名的溫生才烈士就是華僑。

　　那時仲愷和執信等在東京“民報”上以各種筆名發表文章，一方面宣傳“驅除撻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口號，另方面還分析資本主義社會中“豪門”（即資産階級）和“細民”（即無産階級）之間的分配極不平均。因為我的父親也是在香港做大買賣的商人，仲愷就曾經對我説過：“你的父親也是有錢人，也是豪門呀！”朱執信尤其積極地撰文在民報上發表宣傳反清和介紹早期的社會主義思想。但汪精衛的文章則單純反映了他的反清的民族思想，再沒有任何其他內容。當時，在東京民報上發表的言論，就這樣反映了同盟會內的思想分歧，所以後來國民黨發展為左右兩派，也是早有原因的了。

　　及後仲愷奉孫先生命回國作革命運動，赴天津及東北設立機關，和法國的社會主義者（Ｂｏｕｃｏｐａｉｘ）聯絡，圖發展北方革命勢力。我則仍留日本，繼續擔任宣傳聯絡及勤務工作，我于1910年秋天，在美術學校畢業，辛亥春2月回到香港。3月29日之前，孫先生已先派方聲洞等人回國購置軍火，密謀起義。是役犧牲的方聲洞、林時爽、李文甫、林覺民、李統鈴等七十二烈士多為留日學生及華僑青年，他們滿腔愛國熱誠，為推翻滿清君主專制，拋頭顱、灑熱血壯烈犧牲的事跡，孫中山先生喻為“泣鬼神、驚天地”。此後全國人民大為激憤，同情革命的日日增多，不半年，武昌起義，推倒了清政府。

　　在那一個時期，有一些革命同志因為急於推翻清政府，採取了暗殺行動。如除溫生才刺孚岐之外，還有李沛基炸鳳山。但汪精衛的炸攝政王，卻是在當時革命困難日增的情況下由於失望，因而挺而走險的拚命行動。當時這一行動孫先生都不贊同。汪精衛行刺攝政王不果被囚之後，孫先生就説過：“我們革命黨人做革命工作，應該光明磊落，不用暗殺。”

　　辛亥革命爆發，滿清皇朝崩潰，民國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同年，宋教仁提議把同盟會改為國民黨，於是當時的軍閥、官僚、買辦、地主、土豪劣紳等等人物，都加入了國民黨，良莠不齊，魚龍混雜。其實，這些人加入國民黨不外是一種政治投機，目的不外想鑽進來融化同盟會的革命思想，緩和各項革命措施。此後國民黨內由於分子複雜，思想腐化頹唐，意見分歧，漸漸失去了革命性。孫先生當時發表過一篇演説，略謂：“我們的革命主張是對外抵抗列強侵略，反對不平等條約，對內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當時國民黨中極右派人士來勸孫中山：“中國弱，不宜於過激地反對列強，中國窮，也不宜於過激地反對資本家。”孫中山先生當時甚為憤慨。他在一次演説中駁斥他們説：“如果我不反對列強，不實行節制資本，我就不用這樣辛苦革命了。”又感慨嘆息説：“現在國民黨的人，多已喪失了革命銳氣，一味只知貪圖富貴繁華，既怕反對列強，又怕節制資本，今後恐難有大作為。”我雖然那次沒有親自聽到他的演講，但我看到了他的演講稿，沉痛之情，洋溢於字裏行間。我所認識的孫中山先生，就是這樣曾經激烈地反對帝國主義的，而且他確曾想避免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

　　1912年夏，孫先生因國民黨黨員多已為袁世凱收買，迫不得已，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其實據我所知，孫先生當時是想與袁世凱力爭的。只不過國民黨右派人士並且這些人佔極大數量，則主張讓給袁世凱。這些人之中，汪精衛也包括在內。

　　袁世凱繼任總統之後，便公開暴露他恢復帝制的野心，於是撕毀約法，狙殺宋教仁，迫害革命分子等反動行為便接連而起。當時廣西軍閥龍濟光通袁世凱，率軍進迫肇慶，目的在顛復廣州的革命政府。當時廣州革命政府毫無抵抗力，反革命軍隊一到，便隨之瓦解。我和仲愷離廣州，前赴香港，並且不敢同船在一起。我記得我自己帶著子女二人，在匆促忙亂中趕到火車站，離開了廣州。到香港後又為英國政府拒絕在英國境內逗留，限期離境，迫得亡命日本。這次我和仲愷約好，我們先行啟程。孫中山由國內隨後赴日。因為孫中山先生以積極進行革命，故深為袁世凱所忌。袁世凱通過當時駐日大使館，想組織暗殺團，當孫中山抵達日本時加以暗害。幸得日本友人犬養、萱野、菊池、頭山、秋山和寺尾亨等告訴了我們，日本朋友們並臨時組織了“刺客擊退團”，及早進行防範。當天，犬養、頭山等親自陪同我一起趕到火車站迎接孫先生，孫先生才算安全下了火車。日本人民曾是我們的好朋友，在那個時候，他們就曾經支援和贊助過中國革命，除了在惠州之役戰死的山田良政以外，其他不少朋友們也曾經盡力保護過孫中山先生這是事實。

　　孫中山先生痛心於推翻滿清以後，國民黨人士的投降袁世凱，革命精神泯然無存，兼之以當時國內政局混亂，國內思想紛紜，便在日本另組了中華革命黨，吸收有見識、有作為之士，繼續貫徹他的革命初衷，並進行反袁、反張勳復辟的工作，這事為當時舊國民黨內的蛻化妥協分子反對，所以這類人都不曾參加中華革命黨，比如汪精衛一直都沒有參加中華革命黨，就因為他當時就是投降了袁世凱的。汪精衛刺攝政王被捕而沒有被殺，袁世凱在當中曾做過一些文章，汪精衛被釋放後立即主張“南北議和”，堅持讓位給袁世凱，袁世凱也有計劃在裏面的，因此，袁世凱當了大總統之後，汪精衛便得袁世凱的津貼，到了法國，事後孫中山先生寫過一封信，內中談及汪精衛，説“此人軟弱無能，不可重用”。

　　袁世凱被推翻之後，1917年倪嗣衝糾合督軍造反，張勳要挾菩薩總統黎元洪解散國會，宣統復辟，孫中山先生經日本歸國，進行護法，並就任陸海軍大元帥，當時孫先生號令各級將帥，擁護約法，擁護民國，以圖用武力和北洋軍閥鬥爭，廖仲愷被派赴上海聯絡運動海軍中人響應，我亦隨同運動海軍家屬，參加策動起義的工作，未幾，肇和，永豐等軍艦，果爾相率南下，參加護法鬥爭，是時，廣州已成立軍政府，設孫中山、唐紹儀、唐繼堯、岑春萱、陸榮廷、程壁光等七總裁，可惜唐繼堯、陸榮廷、岑春萱等人都不是與孫中山先生志同道合的人，彼此意見不同，各行其素，而其他的人又不是實力派，無能為力，孫先生就離粵赴滬，從事革命的宣傳工作。

　　當時，桂系軍閥駐守兩廣，跋扈專橫，更甚于昔日，並陰謀通北洋軍閥徐世昌，為爭地盤，連年混戰，生靈涂炭。孫中山先生到了上海之後，就編作建國方略，創辦建設雜誌，同時，繼續做驅逐桂系軍閥工作。

　　十月革命成功，正如警鐘一樣，喚醒了世界上被壓迫人民，孫中山先生逐漸認識到中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乃決心仿傚蘇聯，1919年左右，中山先生在上海就屢次與列寧有函電往還，討論東方革命問題，此等信件，均由仲愷執筆，孫先生當時還想派廖仲愷，朱執信，李章達去蘇聯學習，因他們都不懂俄文，便請一位俄文教師，當時在上海我的家裏教俄文，參加的人也不少，仲愷因為事忙，學了幾次便沒有繼續學了，朱執信、李章達二人，學了就很專心，那時夢醒也跟著學過的，在這時候，和蘇聯人士的往來已經開始了。

　　1919年軍閥陸榮廷操縱粵桂政權，孫中山先生叫朱執信回廣東，進行倒陸岑活動，朱執信因此被暗殺，在同盟會中朱執信是真正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他的犧牲極為可惜。

　　1920年，陳炯明所部軍隊共二十營，駐守漳州鼓浪嶼一帶，由孫先生授意及支援，回粵驅逐陸榮廷。鄧仲元等同志亦參與此役。從此，粵軍回粵。1921年，孫先生被選為大總統，陳炯明任廣東督軍，因為前些年在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之時，陳炯明等人並沒有加入，這時既然護法成功，能維繫多一些人，團結多一些人，亦有好處，於是中華革命黨又改為國民黨，又有很多人參加進來。

　　1921年底，孫先生、孫夫人和我，還有仲愷，魏邦平，伍廷芳等人一起去遊羅浮山，我們是一起坐小電船去的。在船上孫先生和我們談到中國革命問題。孫先生説：“現在有人對民生主義不甚了解，認為解決民生，並不是當前最迫切的要求，其實這是錯的，我們革命，目的是在推翻帝制，建立自由平等繁榮富強的民國。如若不解決民生問題，不實行節制資本、平均地權，怎能達到繁榮富強呢？現在清政府已倒，軍閥勢力也正在逐步肅清，我們今後就要進行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然後才能建設。”他又談到他在建國方略，建國大綱裏寫的建設遠景，大家都很興奮。

　　1921年陸榮廷等在廣西反對革命，粵軍多人去打廣西，孫夫人和我集合粵中婦女界組織出征軍人慰勞會，會址設在總統府，慰勞討桂軍軍隊。那時政府屢行革命政策，孫先生決意北伐，並計劃著聯俄，陳炯明感覺這些都與他們不利，遂生叛心，雖然經孫先生對他優容寬大，情感理諭，同志們對他解釋勸告，希望他心回意轉，他總是不聽，並密謀進行反革命。

　　那時仲愷任財政次長，1922年6月14日，仲愷接到陳炯明來電報，假意説請仲愷去惠州領款，仲愷見得陳早有叛意，也想趁機一併做些調和工作，就在那天到惠州去了。不料自抵石龍，即被陳囚于石井兵工廠。陳炯明還説：“這一次，就把‘孫大炮’的荷包給鎖住了。”至6月16夜，陳炯明公然反叛，他率領部下士兵包圍了總統府，炮轟總統府，欲將孫先生置之於死地！當時孫先生從午夜睡夢中驚醒，悲憤得竟欲以身殉職，最後延至十一時許才化裝中醫間道逃上了兵艦。那次孫先生本擬攜同孫夫人一同逃避，但孫夫人以為孫先生責任重大，避難宜急，她若同行，不唯要慢一些，還容易被認出來，危及孫先生，故仍請孫先生先行出走，勿以她為念。及後她個人在亂兵困擾大本營中，幾經艱辛，才在馬湘副官的護衛下衝開火線離開。她這樣為顧全大局，不顧個人危險，勇於犧牲自己的精神，至為可佩。

　　在火燒總統府的時候，孫先生所著有關革命的書籍和手稿，都全部被燒燬了。及後蔣介石統治時期所編的歷史傳略，都沒有收集孫先生的全部著作（因為他們是有意要湮沒孫中山先生聯俄反帝的那一段歷史的）。孫先生的這一部分論著，就此不能面世，萬分可惜。

　　那一天事變之後，廣州街市警戒森嚴，行人極難通過，我因為當時孫先生和仲愷生死未明，尚不能離開廣州，孫先生的人，留在廣州者，只有我一個，我只有隻身奔走找尋孫先生孫夫人的下落。我一得著孫先生蒙難的消息，便急忙跑去見陳炯明的部下。那時他們有兩三個師長，幾個旅長如洪兆麟，李雲復，葉舉等都在場。我就又向他們説：“孫先生就大總統職的時候，你們不都是去慶賀過的嗎？為什麼現在又來反對他呢？我接著又説：“你們應該追念孫先生是推翻滿清手創民國的人。你們之所以能做得民國的官，不都是孫先生的倡導和黃花崗及一切烈士們流血犧牲的結果嗎？你們今天飲水思源，不應該這樣對待孫先生”。我最後又説：“你們縱不讓我去找孫中山先生，也必須讓我去找孫夫人，你們應該還記得，孫夫人是我們慰勞會的會長，當去年你們討伐陸榮廷，莫榮新，沈鴻英等的時候，孫夫人和我發起出征軍人慰勞會，鼓勵士氣，你們應該容我去找她！”他們聽了我的這番話，經過了一番躊躕，才答應給通行證，給了我一部汽車，插上可以通行的旗號。正在那個時候，孫先生在軍艦上發炮，陳的隊伍也在陸上還擊，路上行人絕跡，只有我坐著汽車在槍林彈雨裏驅馳，橫衝直撞，衛兵不住的説：“很危險，很危險。”但我一心急著找孫先生和孫夫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那裏還管什麼危險不危險呢？

　　事變的第三天，我才找到軍艦，見著孫先生，談起這次陳炯明叛變，非常痛心。我又告訴他從6月14日起陳炯明把仲愷囚禁的苦況，孫先生和我都哭了。那時正是炎熱的天氣，永豐艦鎮日升火待發，走進軍艦就像下了火坑似的，再加夕陽西曬，其熱難挨，真賽過火山，孫先生在船上幾天，臉上都曬黑了。但孫先生以忍耐堅強的意志，在裏面堅持住了五十多天。一開始，我只願急切地、感傷地、又悲喜交集地和先生談了話，後來才注意到他身上衣服已經汗污得不像樣了，我就趕快上岸跑到古應芬家裏去，把他的衣服拿了幾件送給孫先生。幾天以後，我在嶺南大學一間小屋子中找到了孫夫人，那時她因在6月16日晚在炮火中衝出，在逃難途中小産，我們談起這次變亂，都很傷心。

　　孫先生在軍艦上被困五十多天之後，由於北伐軍南下的計劃（內有鄧演達等人），由於梁鴻楷所屬部隊的叛變投降陳炯明而歸於失敗，永豐艦（中山艦前身）孤立作戰已無意義，故孫先生就回到上海去了。

　　記得在陳炯明尚未叛變之前，孫先生正在督師桂林的時候，還唸唸不忘進行聯俄的事情。那時孫先生多次與列寧函電往還，反覆商討，蘇聯方面亦甚願協助，並先派代表馬林前來作初步商議。馬林抵達中國之後，初由仲愷在廣州代為接見，後來，還著人送馬林先生到桂林去與孫先生親自晤談。這個時候，孫先生曾先後打過兩個電報給仲愷，叫他快些進行聯俄的事。這兩個電報，仲愷是保存在總統府（在廣州）財政部金庫的保險箱裏。後來陳炯明反叛，打開了財政部金庫的鐵箱，發現了仲愷保存的那兩個電報。陳炯明就在那年夏秋之間，把那兩封電文發表在香港報紙上。我記得是用電版登載的。他們借此宣佈孫中山先生聯俄，去獻媚帝國主義者和北洋官僚軍閥。

　　孫先生到了上海之後不久，我和仲愷（那時仲愷已從石井兵工廠被囚出來）也到了上海。那時蘇聯已派了越飛來中國，可是在上海為帝國主義特務跟蹤，不得已又到日本。越飛以治療足疾為掩護，到了日本熱海溫泉，仲愷藉口帶女兒夢醒養病也來到熱海。越飛帶了一個英文秘書，仲愷通過這個秘書用英文和越飛談話。經過商談，就此議定了中蘇攜手的大計。

　　1924年，孫中山先生決定改組國民黨，實行聯合蘇聯，反對帝國主義，國共合作的政策。著名的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及其宣言，和許多歷史性的文件，就是這時候由參與改組的同志們草擬初稿，最後由中山先生親自定稿的。這些大家都知道，我不詳説了。在改組完成之後，孫先生為明晰三民主義的革命精神，曾先後對黨員發表多次演講，反覆闡述喚起民眾的必要，指出中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我也按時每天前去聽講，只有一次缺席了兩個鐘頭。

　　國民黨改組不是沒有遭遇到右派的反抗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中，有國民黨右派人士張繼，居正，李石曾，鄧澤如，馮自由，鄒魯，劉承宇，戴季陶，胡毅生等人都反對改組國民黨。我聽見孫先生説：“你們不贊成改組，可以退出國民黨呀！”當時反對者中，以張繼堅持最甚，孫先生為此甚至要開除張繼的黨籍。戴季陶在孫先生改組國民黨的時候，他已經蛻化變質了，他也不贊成改組國民黨。我記得孫先生還説過：“你們若不贊成，我將來可以解散國民黨，我自己一個人去加入共産黨。”

　　當時因為原來的右派國民黨人不願幫孫先生做改組國民黨的工作，孫先生就在開第一次代表大會之前，組織一個臨時中央委員會，有廖仲愷，譚平山等九個委員。第一屆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名單中，本來有孫科的名字，但是孫科卻曾經發表過反蘇反共的論調，表示不贊成改組。孫中山先生知道了，親自把孫科的名字勾掉，説：“留給真正贊成改組的老同志。”

　　當時公開反對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的，固然大有人在，但卻也有些表面隨和，而實際對孫先生抱陽奉陰違態度的。孫先生當時改組國民黨，實行三大政策的苦心，我也知道一些。就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籌備著開會，黃埔軍校也快要開辦的時候，蔣介石稍遇困難挫折，就動輒離開崗位，一跑了事；有一次蔣介石以和許崇智鬧意見為藉口，竟悄悄的離開廣州跑到上海去了。一直沒有回來。孫先生去電催促，仍無音訊。後來孫先生叫仲愷發電報説：“如果你不回來，我就另請別人了。”這樣隔了幾天，才接著蔣介石電告動身的日期。後來蔣介石回到廣州，才就任黃埔軍校校長。

　　就在這樣困難的形勢之下，改組國民黨，實行三大政策的重任，落到孫中山先生和他所領導的廖仲愷的身上。

　　本來初期的國民黨是實行總理制的。總理就是孫中山先生。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孫中山先生自己提出取消總理制，建議成立委員制。我記得孫先生是這樣説的：“如果仍然沿用總理制，則萬一將來我不死於床第，而死於槍林彈雨之中，你們怎樣辦？所以我建議以後取消總理制，成立一個中央委員會，選出一批中央委員，大家共同負責比較好。”大會通過了他的建議，此後國民黨就成立了中央委員會。

　　1923年秋冬之間，孫先生在當時的革命鬥爭中，深知軍閥已不足靠，決心籌組黃埔軍官學校，建立革命武裝。孫先生當時叫仲愷撥款去購買軍械。及後鮑羅亭顧問、加侖將軍等來到廣州，他答應由蘇聯贈送我們一批軍械。當這批軍械運到廣州之時，仲愷在半夜三時起床親自去白蜆殼監督起運上岸。這批軍械除撥了一大部分給黃埔軍校應用之外，其餘的也分送給朱培德，譚延愷等各軍所辦的軍事學校。蘇聯還派了軍事專家到廣州，在黃埔軍校幫助我們訓練學生。蘇聯這樣不遠千里無條件地送給我們軍械，幫助我們自己建立革命武裝，保衛革命果實，是多麼真誠，無私和友好無間。

　　孫先生苦心孤詣創辦黃埔軍校的意旨，他幾次親自到黃埔去對全體學生演講過的。

　　現在還留在臺灣的早期黃埔學生們！你們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生九十週年的今天，還記得起他對你們親切教導的話嗎？你們過去遵照了他所指示所囑咐的話去做了沒有？你們以後應該怎樣做才能安慰他呢？

　　孫中山先生是很愛護青年的。那時常常有一些青年來找他，他都樂於接見。有一次，先有三兩個部長級的老國民黨員來找他商議事情，孫先生派人出來説他有點頭痛，不見客。但是不及半個鐘頭之後，又有三個年青的共産黨員來找他，我記得其中有惲代英和鄧中夏，他卻和他們長談達三小時，並無倦容。事後他對我説：“我本來不是頭痛的，但我覺得和那些人談話不投機。和這些人談話，還不如不談好。這些青年就不同，別單從外貌看他們穿得有點破舊，可是中國將來就完全靠這些有為的青年了。”

　　孫中山先生一生清廉，日常生活簡單樸素，他在上海莫利愛路的房子也是由幾個華僑籌款捐贈與他的。而且1920年粵軍回粵，革命工作需用急款，孫先生還自動願把房子拿出來典押，我記得是由仲愷經手辦的。

　　我追隨中山先生二十多年，向來沒有聽見他談過做壽的事，那時他的誕辰到底是那一天，我都不知道的。只是在1924年的深秋，中山先生的鄉親--一位老太太遠道來看他，提起了“明天就是你的生日”，我們大家才知道中山先生的誕辰，原來是11月12日那天。那一年，中山先生六十歲了，我們大家都想為中山先生賀壽，慶祝一番。但是中山先生沒有答應，他認為為他個人這樣鋪張賀壽，是不應該的。結果只是由仲愷等幾個比較熟悉的同志在他公館叫廚子辦了兩桌簡單的酒菜，做為壽筵算了。

　　1924年，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政府抵抗帝國主義者侵吞關稅，決定截留關稅餘款。英美帝國主義就來了露骨威脅，派遣炮艦駛入珠江白鵝潭來示威，並指唆香港的英國當局密謀支援廣東買辦階級的代理人陳廉伯組織武裝“商團”，企圖推翻廣州的革命政府，並且公然走私一批英國軍械到廣州接濟商團。這件事情發覺了，中山先生便下斷然處置的決心，立刻命令將該批軍械全部扣留，並在黃埔加以沒收。陳廉伯便公開鼓噪廣州西關的商人進行“罷市”抗拒，為此，孫先生曾痛心疾首地演説過幾次，揭露帝國主義和商團的陰謀。

　　廣州的革命工會為了對抗商團的反革命，組織了工團軍來對抗。陳廉伯領導下的商團卻猖獗到公然發動了一次武裝騷亂，襲擊了工團軍，並將一些工會和工團軍幹部當街屠殺，開腸破肚，慘不忍睹。孫中山先生為了討平商團武裝反革命的叛亂，動員當時的軍隊採取堅決進攻的方針，來消滅商團軍。可是，當時黃埔才開辦不久，力量還很小，而那時廣州革命政府所能調動的軍隊負責人，裏面的少壯派不少慷慨參與，但也有不少人是軍閥，他們或則陽奉陰違，或則消極怠工，經過了孫中山先生或其他同志和仲愷等反覆説服，才勉強出兵。打了一晝夜，總算把商團平定了。中國的買辦資産階級在帝國主義直接支援之下獨立搞起武裝騷動，在中國革命歷史上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了。

　　那時廣州軍閥楊希閔把持了財政，我們想做很多事他都從中阻撓，甚至辦黃埔軍校的款，他也常常扣住不肯撥出，其他可想而知了。孫先生見廣東政令不行，民眾生活痛苦，十分氣憤，在一次演講中，痛罵了楊希閔：“你戴著我的帽子，踐踏我的家鄉”。孫先生一向深知革命成功，單靠黨員和軍事力量是不夠的，必須喚起民眾共同奮鬥。1924年冬，孫先生毅然北上，以“召開國民大會”和“廢除不平等條約”向朝野上下宣傳。他繞道經日本、天津，然後抵達北京。他經過日本之時，還特意和日本政客辯論，批判了日本大亞細亞主義思想，主張聯合世界上被壓迫民族，共同奮鬥。孫先生後來到達天津，也是天天演説，到處宣傳，鼓動。初到北京之時也是如此。北洋軍閥政客深怕孫先生的活動，會惱怒了東交民巷的洋大人--他們的太上政府，一時交椅坐不穩，恐作不成賣國經紀人了。故對孫先生所説“大不以為然”。北洋軍閥段祺瑞那時正在北京，我們從廣東來的這一些人到了北京都是由他們接待的。他一方面對我們接待得很好，多方籠絡，希望我們會同情他，另一方面又怕真的開罪了帝國主義，就特派許世英來見孫先生，勸孫先生演説要和平一些，不要太激烈地反對帝國主義，免得引起“列強交涉”。孫先生聽了很氣憤説：“假如我不打倒帝國主義，我就不革命了。”

　　孫先生在1925年3月12日病逝。臨死前他寫了三封遺書，一致國民黨人，一致蘇聯友人，一致孫夫人。致國民黨人的那一份遺囑，是由孫先生口述汪精衛筆錄的。本來孫先生説的是“聯合世界上被壓迫民族，共同奮鬥”。但是汪精衛及右派國民黨中的妥協分子都順著段祺瑞、許世英的口吻，勸孫先生不要太過激烈，把它改為“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孫先生早就洞察國民黨中有一些人是會違背三大政策，是會投降帝國主義的，所以他在臨終彌留之時，曾諄諄囑咐：“我死之後，四面都是敵人，你們千萬不要被敵人軟化”，他還特別對我連呼三聲，“廖仲愷夫人”，我立即體會到唯有仲愷與中山先生革命精神完全相合，就是必須實行三大政策，抵抗帝國主義。我就回答他：“先生放心，我們一定實行三大政策，抵抗帝國主義，以及愛護孫夫人，海枯石爛，不會忘記”。孫先生緊握我手説：“我感謝你”。最後，孫先生連呼“和平奮鬥救中國”數聲，溘然長逝！

　　孫中山先生臨終之前約旬日，知道自己不治，就告訴我們説：“我一生仰慕列寧，我希望死後能像列寧一樣，用那樣的棺”。我們當時趕緊派人去蘇聯定做，但運到北京之時，又發現沿途保護不好，有些地方破裂了，於是又再趕緊去定一付，那時已經來不及了，只好放入另一付棺材。現在停在北京西山碧雲寺的就是那兩個從蘇聯運來的水晶棺材。

　　孫先生的遺囑，我不止常常誦念，而且矢志遵行。孫先生遺囑中第一句就是“余致力於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但是要得到中國之自由平等，首先就要民族獨立，而爭取獨立，就只有聯合世界上被壓迫的民族反對帝國主義，假如還沒有徹底打倒帝國主義，那麼説獨立也是假的。現在，我們在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已經建立了獨立自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了，留在臺灣的同胞，卻仍然在美國帝國主義者的殖民統治之下，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在今日的臺灣，談不到有民族的獨立，更談不到有真正的自由平等。寄語留在臺灣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們，我希望你們在誦讀孫中山先生遺囑的時候，深自反省一下。你們在臺灣，跟著美國人後面亂跑，怎樣求得中國之自由平等呢？如果還不趁早幡然悔悟，回歸祖國，走和平奮鬥的大道，則不特完全違背了孫中山先生的遺意，而且將來也難逃人後的責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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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1956年10月日　　
 
 
（來源：孫中山紀念館網站）

編輯：齊曉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