驅除韃虜 建設中華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歷史條件，有時代的特殊任務，有各種實際需要解決的問題。就經濟範圍而言，解決各時代的經濟問題，有各种經濟學，也有各种經濟政策。時至今日，經濟學發展很廣泛，種類甚多，已有各種完備的理論、原理、原則以及不斷發展的各种經濟規律，可供我們在經濟建設中的運用。但是時代不同，條件不同，任務不同，可供選擇和應用的並不十分多。孫中山雖不是經濟學家，他離開我們已六十多年，但他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偉大的民主革命領袖，他精通經濟學，他從中國實際出發，他的設想切合中國國情，至今日猶虎虎有生氣。

　　 孫中山所處的時代，正是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階段發展到最高峰進入到帝國主義的時代，經濟先進國家的生産力，發展十分迅速。一八七○年至一九○○年之間，英、美、德、法、日五國生鐵産量自一千零二十三萬噸，增至三千五百八十三萬餘噸，到一九二○年又再增至五千六百零四萬噸。鋼産量自五十四萬噸增至二千三百五十四萬噸，至一九二○年又增至六千三百九十一萬噸。鐵路里程這五個國家同期自十四萬五千三百餘公里增至四十五萬七千三百餘公里，至一九二○年又增至五十四萬四千余公里。在前三十年間（十九世紀末）增長率在三倍至六倍以上，後二十年（二十世紀初）增長率在二倍至五倍之間，中間尚隔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破壞和消耗。由於生産的發展，社會化大生産不斷出現，重工業發展水準超過輕工業，化學、電力、石油、汽車、電信等新興工業相繼出現，生産與資本均逐漸集中，出現了各種聯合製，混合製的壟斷組織，出現了大銀行的壟斷和金融寡頭的統治，出現了空前的資本輸出的國際競爭，出現了強國向落後國掠奪礦山資源、鐵路建築，劃分勢力範圍的競爭，出現了列強分割世界和重新瓜分殖民地的鬥爭。孫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從青年時代起，正處在這樣的時代，中國正遭受到種種侵略，他為愛國心所驅使，曾于一八九四年一月（此時離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之日七月二十五日，只有半年），自香港回故鄉翠亨村草擬上直督李鴻章書。此書曾與友人陳少白商酌修改，偕友人陸皓東至上海走訪鄭觀應與主韜，並去天津經李鴻章幕僚之手將書投上。他這時抱著天真幻想，“冀九重之或一垂聽，政府之或一奮起”。但是上書結果，未獲接見，更未被採納，於是他“憮然長嘆，知和平之法無可復施”，由上海于十月間經日本至檀香山，另覓救國途徑。這時中日戰爭接連失敗，清政府腐敗無有能更進一步暴露，愛國華僑均十分悲憤。十一月二十四日，孫中山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痛斥清政府“上則因循茍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喪師辱國，荼毒蒼生。從這時起開始進行革命，這時距中日馬關條約的簽訂（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早半年，距康有為公車上書（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亦早半年余。

　　 中日甲午戰爭失敗以後，一八九六年帝俄從清政府手中取得橫貫我國東北修築中東鐵路的特權，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清政府與帝俄訂立《旅大租地條約》，允許帝俄劃分我國東北三省為其勢力範圍。同年三月六日，清政府與德國訂立《膠澳租界條約》，承認山東省為其勢力範圍，允許德國獨佔修築膠濟鐵路權利。英國在一八九八年一年內，取得長江流域五條鐵路幹線的建築權，清政府在同年六月九日與英國訂立《拓展香港界址專條》，七月一日又訂立《租借威海衛專條》，承認英國劃我國長江流域為其勢力範圍，允許“不將這些地域沿岸各省租與或借與他國”。同年又承認日本劃福建省為其勢力範圍。自一八九五年以來，法國取得雲南、廣西、廣東三省開礦優先權，取得從越南邊界伸展到中國西南省份的鐵路建築權，並築成滇越鐵路至我國內地。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清政府又與法國訂立《廣州灣租借條約》，承認廣西及雲南為法國勢力範圍。這一時期列強瘋狂地加緊對我國煤礦的掠奪，在我國領土上劃分勢力範圍，爭奪鐵路修築權，充分暴露了他們的侵略野心。尤其是爭修鐵路，因為“鐵路是資本主義工業最主要的部門，即煤炭工業和鋼鐵工業的總結，是世界貿易和資産階級民主文明發展的總結和最顯著的標誌。……鐵路是同大生産、同壟斷組織、同辛迪加、卡特爾、托拉斯、銀行，同金融寡頭聯繫在一起的。鐵路網的這種分佈的不平衡，鐵路網發展的不平衡，就是全世界現代資本主義即壟斷資本主義的總結”。（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頁）

　　 此外，一八九八年六月間戊戌變法“百日維新”的失敗，一九○○年八國聯軍侵略，義和團反帝鬥爭的失敗，一九○一年《辛醜和約》的訂立，清慈禧在西安下詔假變法，並宣諭要“盡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投降賣國的醜態，使孫中山進一步認清了清王朝的腐敗，決心進一步徹底革命。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在日本東京建立中國革命同盟會，明確宣佈“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經過長期艱苦鬥爭，終於取得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的勝利。辛亥革命，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説，是革帝國主義的命。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一心要建設中國，希望把中國建設成為政治修明，人民安樂，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的共和民主富強康樂國家。他為中國民族自由、政治民主、人民幸福，致力革命，盡瘁一生。雖然遇到袁世凱篡權，軍閥混戰，陳炯明及蔣介石先後叛變，使孫中山的建設設想和計劃，未能實現，但是，中國人民追求未來美好的生活，建設中國美好的願望，始終未衰。多少志士仁人，多少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前仆後繼，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滿懷希望，要把中國建設好。雖然遭受各種挫折和十年浩劫的破壞，但中國人民建設中國，振興中華的願望，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洪流，必然能在黨的領導下實現，而且會超過孫中山的設想。

　　
四項原則 二重革命

　　
　　 孫中山關於中國經濟建設的設想，主要表現在他的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實業計劃、建國大綱、錢幣革命、十年國防計劃書等著作中。他早年精通“西學”，一八九四年在《上李鴻章書》中，即已表述經濟學上系統概念和挽救中國的設想。他説：

　　 竊嘗深維歐美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本也。

　　 這四條原則：“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是國民經濟的普遍原則，亦是國民經濟發展的本身要求，是有規律的必然性，不管你願不願意，實行此四項原則，國民經濟就能順利發展，否則，就會被破壞，或是停滯不前或竟至倒退。

　　 關於這四項原則，孫中山都有自己的解釋。他説：

　　 所謂人盡其才者，在於教養有道，鼓勵有方，任使得法也。……質有智愚，非學無以別其才；才有全偏，非學無以成其用；有學校以陶冶之，則智者進焉，愚者止焉，偏才者專焉，全才者普焉。……故教養有道，則天無枉生之才；鼓勵以方，則野無鬱抑之士；任使得法，則朝無幸進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則人能盡其才美。人能盡其才，則百事俱舉。百事俱舉矣，則富強不足謀也。

　　 其次，説到“地能盡其利”，在於設立農政機關，興辦農業學校，製造農業機器，使用機械，應用科學。關於“物盡其用”，他主張發展自然科學，進行各種研究，生産各種機器，用機器開墾資源，“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之事”。在講到“貨暢其流”時，他主張商品流通的各種道路要暢通，在國內不設關卡，不阻礙貨物流通，保護商業，多辦鐵路輪船，增加運輸便利，擴大載運量。他總結説：“夫人能盡其才，則百事興；地能盡其利，則民食足；物能盡其用，則財力豐；貨能暢其流，則財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

　　 這四項原則，不只指出富強治國之根本，亦針對清政府長期以來的積病。正因為清政府腐敗落後，使人不能盡其才，地不能盡其利，物不能盡其用，貨不能暢其流。西方各國及日本已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而中國仍停留在封建中世紀狀態中。對外喪權賣國，對內刮肉殃民。孫中山毅然代表農民、工人、新興資産階級及小資産階級，進行長期不屈不撓的民族民主革命，不走妥協改良及君主立憲道路。他晚年更前進，堅決制定和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釋三民主義，是中國歷史上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一個偉人。

　　 孫中山的經濟建設設想，除上述四原則外，在其民生主義中有一完整的體系。中心主旨，在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即廢除封建的地主土地私有制，實行耕者有其田，使土地農有，最後實行土地國有。節制資本，即節制私人資本，發展國家資本，不許私人大資本家操縱國計民生，壟斷經濟命脈。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説：“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空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他在“民生主義”中，雖注重分配問題，但尤注意于生産問題。如講到人民生活的衣、食、住、行四個問題時，均著重在生産上謀求如何解決。可惜“民生主義”只有四講，此外，關於“樂”與“育”兩個問題，均未及講。在其僅僅四講中，基本精神，乃在中國之“産業革命”，此為解決民生問題之第一要義。其次，在完成産業革命過程中，要進行“第二之産業革命”，即預防由於私人資本的集中而産生現代資本主義國家貧富懸殊，因而引起社會各種弊病之狀態。細推其精神，乃在先“富”而後“均”。即先圖中國之富強，同時，在圖富強中，防止其財富不平等之弊。孫中山在“自傳”，即《孫文學説》第八章“有志竟成”中説：

　　 倫敦脫險後，則暫留歐洲，以實際考察其政治風俗，並結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于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余欲為一勞永逸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

　　 這種産業革命與政治革命（或社會革命）同時並舉思想，在《民報發刊辭》中説得更明顯：

　　 夫歐美社會之禍，伏之數十年，及今而後見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現最先，睹其禍患于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還視歐美，彼且瞠乎後也。

　　 這種“畢其功於一役”二重革命，在《實業計劃》一書中，説得更明白：

　　 中國今日尚用手工業為生産，未入工業革命之第一步。比之歐美，已臨其第二工業革命者有殊。故于中國兩種革命，必須同時並舉，既廢手工採機器，又統一而國有之。于斯際，中國正需機器，以營其巨大之農業，以出其豐富之礦業，以建其無數之工廠，以擴張其運輸，以發展其公用事業。

　　 孫中山的兩種革命（二重革命）同時並舉，“畢其功於一役”的原意，是“既廢手工採機器，又統一而國有之”的意思，即是在發展生産力的同時又改革其生産關係，亦即是經常説的“發展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之原意。毛澤東同志對此曾有論述，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説：

　　 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民生計”，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決不能還是舊的半封建社會。

　　 還有另外一些人，迷惑于“一次革命論”，迷惑于所謂“舉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的純主觀的想頭；而不知革命有階段之分，只能由一個草命到另一個革命，無所謂“畢其功於一役”。……如果説，民主革命沒有自己的一定任務，沒有自己的一定時間，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個時間去完成的另一任務，例如社會主義的任務，合併在民主主義任務上面去完成，這個叫做“畢其功於一役”，那就是空想，而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672頁及678頁，1952年北京版）

　　 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中又説：

　　 對於任何一個共産黨人及其同情者，……如果看不起這個資産階級民主革命而對它稍許放鬆，稍許怠工，稍許表現不忠誠、不熱情，不準備付出自己的鮮血和生命，而空談什麼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那就是有意無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就不是一個自覺的和忠誠的共産主義者。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

　　 有些人不了解共産黨人為什麼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會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1060-1061頁）

　　 現在的中國，……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我們共産黨人根據自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明確地知道，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範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於社會的向前發展。對於中國共産黨人，任何的空談和欺騙，是不會讓它迷惑我們的清醒頭腦的。  （同上書，1061頁）

　　 毛澤東同志批評的雖不是孫中山，更不是孫中山的原意，但是重讀這兩篇歷史文獻，對於今天的經濟建設和清醒我們的頭腦十分有益。

　　
全國統籌 交通先行

　　孫中山的經濟建設設想，牽涉到各方面，範圍廣泛。但是他的具體建設藍圖，卻明確寫在他的《建國方略》中。在《建國方略》一書裏，他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論心理建設，即是“知難行易”為中心的《孫文學説》，二是物質建設，即“實業計劃”，三是社會建設，即《民權初步》，後又包括《五權憲法》、《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其目的在推行民主政治，根本改革幾千年來的封建專制主義傳統和種種愚民政策。這三方面的“建國方略”，是全面大範圍的全國統籌。

　　至於小範圍，在物質建設，即經濟建設中，又有全國統籌。在全國統籌中，交通運輸（輪船、鐵路）的建設放在首要地位，交通先行。

　　一九二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孫中山用英文寫成《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書》，他在自序中説：

　　歐戰甫完之夕，作者始從事于研究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而成此六種計劃。蓋欲利用戰時宏大規模之機器，及完全組織之人工，以助長中國實業之發達，而成我國民一突飛之進步，且以助各國戰後工人問題之解決。

　　在全部“物質建設--實業計劃”項目中，其排列順序及建設重點，都把交通運輸放在首位。其順序是：交通之發展：商港之開闢，鐵路之建築，在鐵路中心及終點，在商港碼頭，交通要地，建立新式城市，新式市街及新式公用設備。其次，則水利建設，包括疏浚各主要河流，如揚子江、珠江、西江、廣東水路系統、淮河、運河，防治黃河，以及水利灌溉，水力發電等；再其次，則是鋼鐵聯合企業、建築材料企業、及礦業之興辦與發展；又其次，是農業之發展；在此項之後，是蒙古、新疆、青海水利灌溉事業的興辦；在中國北部、西部、中部廣大地區大規模地建造森林；移民東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

　　詳言之，其第一計劃：首先是建設北方大港，他主張北方大港建設在直隸灣秦皇島與葫蘆島之外，在大沽口與秦皇島兩地之中途，青河與灤河兩口之間。這裡深水不凍，可建設一個如紐約港的大港。同時建設西北鐵路系統，與此大港連成一片。再開浚運河，聯絡北方通渠及大港，開發直隸、山西等省煤鐵礦，設立冶煉工廠，移民蒙古、新疆。

　　其第二計劃，首先建立東方大港，他主張東方大港建立在上海港之外，上海港可作為東方大港之輔助港。東方大港之最良位置在杭州灣中乍浦正南之地，位於乍浦岬與澉浦岬之間。此間兩點相距約有十五公里，應自此岬至彼岬建立一海堤。在乍浦一端，高山數百尺之處，開一缺口，以為大港之正門。此港可稱為計劃港。他説：“在杭州灣中，此港正門為最深之部分，由此正門出至公海，平均潮水深36尺至42尺，故最大遠航洋船，可以隨時進出此口。故此計劃港，作為中國中部一等港，遠勝上海也。”在第二計劃中，幾乎所有內容，均屬水道系統航運之建設，其中用十之七八篇幅，談整治揚子江、建設內河商埠、改良揚子江水路及運河疏浚和航運。只在最後用最少篇幅，談興辦大水泥廠之事：而大水泥廠之建設，亦為大港、碼頭、水利建設服務。

　　第三計劃，首先主張改良廣州為一世界港（孫中山主張在中國北部、中部、南部、東部，各建一大洋港口如紐約港者）。在廣州建立南方大港同時，他計劃改良廣東水路系統，並建立西南鐵路系統，在沿海建設商埠及漁業港，設立造船廠。從第三計劃全盤來看，幾乎全部都屬於交通建設，以海港、航運為中心，連接鐵路網，造成一水陸交通極發達之網路。

　　第四計劃，則全部講鐵路建設，分中央鐵路系統，東南鐵路系統、東北鐵路系統、西北鐵路系統、高原鐵路系統，使中國全國各地均脈絡貫串，四通八達，成為高度統一連貫之有機體，保證各地經濟流通，內陸荒蕪之地均能開發。為配合鐵路建設，在第四計劃中最後主張大辦機車貨車客車製造廠，以供應鐵路運輸的需要。

　　第五計劃，專講各種工業的興辦，其序列是：糧食工業、衣服（包括紡織）工業、居室工業（建築業和其他土木工程行業）、行動工業（各種車輛及交通工具工業）。其主要內容屬於人民生活的食、衣、住、行四方面的建設。此計劃的最後一項，是印刷工業（包括文化出版等事業）。

　　第六計劃，屬於礦業方面，他著重于鐵礦、煤礦、油礦、銅礦、特種礦之開採冶煉，同時設立礦業機械製造廠，各種冶礦廠等，使各項資源能“物盡其用”，為各項建設服務。

　　上述孫中山的六個實業計劃，規模都十分宏大，而且各項計劃相互聯繫，以交通為重點而貫串之。在交通方面，僅鐵路公路指標，鐵路要造十萬英里，碎石路（公路）一百萬英里。建設北方大港、東方大港等如紐約港之規模者數個，疏浚杭州至天津間大運河、疏浚西江至揚子江間運河、新開遼河與松花江間運河。這些計劃還只限于有關國計民生足以造成壟斷的屬於國家資本範圍以內，屬於私人資本範圍的尚不在內。規模均十分龐大。

　　發展國民經濟，自應有一總體規劃，孫中山的實業計劃，有 全局觀點，目光遠大，使海洋與大陸連成一體，很有世界眼光， 使中國長治久安，永立於不敗之地。

　　我國地理位置，位於亞洲東部，太平洋西岸，海岸線達一萬 八千余公里。東鄰朝鮮、日本，南接越南、寮國、緬甸，西南及 西部與印度、不丹、尼泊爾、巴基斯坦、阿富汗為鄰，正北蒙 古、西北和東北面與蘇聯接壤。東和東南有渤海、黃海、東海、 南海，海上有臺灣、澎湖、東沙、西沙、南沙諸島，領海中有島 嶼數千，大陸架寬廣。鄰近與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 汶萊，隔海相望，隔太平洋與美國相望。土地面積達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有江海湖泊，平原山嶽，氣候有溫熱兩帶。中國既是海洋大國又是內陸大國。中國的經濟建設原則，自應以海洋國家與大陸國家相統一和有機結合為目標。欲實現此目標，自應以交通為經濟建設之動脈。有海洋、海港、鐵路、公路、內陸大小河流及運河為之貫串，則全身皆活，血脈流通，可永遠保證國家之統一，國防之鞏固、商品物資之交流、國家經濟之全面發展，內部各民族更易團結，文化教育等事業更易普及和發展。所以交通建設在先，實為有科學根據的遠見。

　　海洋與大陸相連接，根據地理分佈，自應有以北方大港為中心之西北鐵路系統建設，以南方大港為中心之鐵路系統建設。此外又須配以中央鐵路系統（全系統各線共長一萬六千六百英 裏），東南鐵路系統（全系統各線約長九千英里），西北鐵路系 統（各線約共長一萬六千英里），高原鐵路系統（如拉薩蘭州 線、拉薩成都線、拉薩大理車裏線、蘭州諾蕪線、成都沅江線、 敘府大理線等，各線共約長一萬一千英里）。在鐵路之外，連接各水系航運，各內陸公路網，即可成一統一之有機構成，能促成中國各方面建設之進展，成為現代化之捷徑。

　　先就北方大港為中心之西北鐵路系統而言，有多倫諾爾至漠河線，長約八百英里，多倫諾爾至赤塔線，長約六百英里，多倫諾爾至迪化（烏魯木齊）幹線，長約一千六百英里，迪化至伊犁線，長約四百英里，迪化至於闐線，長約一千二百英里，庫倫至恰克圖支線，長約三百五十英里，烏裏蘇臺至邊境支線，長約六百英里，此外于幹線C點至邊境支線，長約四百英里，共約長五千九百五十英里。從地理位置言，此系統可連海洋與歐亞之交通，由太平洋岸從陸路通往歐洲者，以經此路線為最近。此系統各線，可將中國西北廣大土地連成一片，以達廣闊邊疆，使未開發之豐裕地區得以開發，經濟資源得以利用，國防邊境得以鞏固，由此産生之經濟利益和國家統一之利益，不可勝吉。

　　再以南方大港為中心之鐵路系統而言，有廣州經湖南至重慶線，長約九百英里，廣州經貴州，至重慶線，長約八百英里，廣州經桂林至成都線，長約一千英里，廣州經梧州、敘府至成都線，長約一千二百英里，廣州、雲南大理騰越至緬甸邊界線，長約一千三百英里，廣州思茅至緬甸邊界線，長約一千一百英里，廣州欽州至安南東興線，長約四百英里，全系統共長約六千五百英里，這一鐵路系統以廣州南方大港為中心，連接廣東、廣西、湖南、四川、雲南、貴州廣大地區，把西南聯成一片。所經路程，有各種自然資源，有山嶽地帶，有平原，有人口稀疏之區和稠密之區，這個鐵路系統築成以後，從廣州以達內地，從內地以達邊疆，無論在經濟發展，國防鞏固，民族團結，文化普及等方面，所發生的利益均甚長遠而巨大。

　　孫中山對於鐵路建設的重視，由來已久。早在辛亥革命軍事行動一結束，孫中山即將大總統職位辭去，讓與袁世凱（這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錯誤，見1921年8月28日孫中山復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的信，《新華月報》1951年2月號《孫中山底一個未公佈的文件》），即專致力於鐵路建設之研究和創議。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壬子）九月二日，孫中山出席北京報界歡迎會和鐵道協會歡迎會時，講述鐵路建設問題，他認為“現在以國防不固，致令俄在北滿及蒙古橫行，日本在南滿橫行，英國在西藏橫行，原因皆因交通不便，故今日修築鐵路實為目前唯一之急務，民國之生死存亡繫於此舉”。他表示決心專從事修築鐵路事業。（見《民立報》1912年9月9日）九月六日，孫中山特至張家口，視察中國工程師詹天佑設計修築的京張鐵路。在北京曾和袁世凱會談關於實業計劃各節及國防外交等問題，並致電黃興來京一行，以實現南北統一。九月十一日，黃興偕陳其美抵京。孫中山接受袁世凱特授“籌劃全國鐵路全權”督辦，著手鐵路建設事宜。九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孫中山自北京沿津浦線北段視察，抵濟南時在五十二個團體歡迎會上講演及與各報記者談話，均講述鐵路建設問題。九月二十八日抵青島，在各界歡迎會上重申了修建鐵路的計劃。同年十月十日為英文《大陸報》撰寫《中國之鐵路計劃與民生主義》，指出“吾國家之鞏固，民生之康樂，所恃于自然寶藏之開發與鐵路之修築”，他認為“鐵路之修築和各項實業建設，為世界之趨勢，中國亦將投入實業漩渦之中。實業主義之行于吾國也必矣”。十月十四日孫中山致電袁世凱並通電各省都督及議會，告以中國鐵路總公司即日在上海成立，並在上海設立全國鐵路督辦辦事處，鑽研鐵路工程資料，規劃鐵路建設事宜。十九日起，他乘坐聯鯨號兵艦視察江陰炮臺，並到南京、安慶、南昌、九江等地，均演講修築鐵路政策及築路之利。至十二月，袁世凱任命黃興為川粵漢鐵路督辦，是年年底，北京袁世凱政府修訂鐵路總公司條例，孫中山致電反對修改過多，“如修改過多，則總公司無權辦事，寧可取消”。這時，孫中山建設鐵路計劃，已受到袁世凱政府的阻撓。同時，黃興亦遇到阻力，乃辭去川粵漢鐵路督辦之職。至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十月，袁世凱用賄選及包圍國會卑鄙手段，獲得正式大總統職位，從此就進一步篡權竊國，不顧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使孫中山熱心修築鐵路的各種努力，盡付東流。

利用外資 確保主權

　　經濟建設，既要利用外資，又要確保主權，是孫中山的一貫主張。因為中國科學技術落後，財政困難，完全依靠自力，則力有不及，利用外資發展本國實業，成功之例甚多。只須主權操之在我，則有利而無弊。一九一二年他在《民生主義與社會革命》一文中説：

　　今日滿清退位，中華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主義俱達到，惟有民生主義尚未著手，今後吾人當致力的即在此事。

　　國家欲大興實業，而苦無資本，則不能不借外債。……借外債以營不生産之事乃有害，借外債以營生産之事則有利。美洲之發達，南美阿根廷、日本等國之勃興，皆得外債之力。吾國借債修路之利，以三年收入，已可還築路之本，此後每年所進，皆為純利，如不舉債，即無此項進款。美國鐵道收入，歲可得七萬萬美金，其他附屬之利，尚可養數百萬工人，輸送各處土貨，如不早日開辦，遲一年即少數萬萬收入，西人所謂時間即金錢，吾國人不知顧惜，殊為可嘆。

　　利用外資興辦實業，在孫中山各種演講及文章中散見不少。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孫中山更提倡利用外資，“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而且十分強調中國能自操主權，則借外債有利而無弊。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他在《建國方略之二物質建設序》中説：

　　惟發展之權，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此後中國存亡之關鍵，則在此實業發展之一事也。吾欲操此發展之權，則非有此智識不可。

　　孫中山不僅主張借外債、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而且長期主張消除閉關自守，提倡中外交往，吸收他人長處，迎頭趕上，使中國成為先進國家，以達“大同之治”，他説：

　　西方人中有一普遍的誤會，誤以為中國人本性上是閉 關自守的民族，不願意與外界人有所往來。……這種誤會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對中國歷史缺乏了解。歷史可提供充分的證據，證明從遠古直到清朝的建立，中國人一直與鄰國保有密切的關係，對於外國商人與教士，從沒有絲毫惡意歧視。西安府的宗教碑，提供我們一個絕妙記錄，説明在西元第七世紀外國傳教士在當地人民間所進行的傳播福音工作。再者，佛教乃是漢朝皇帝傳入中國的，人民以很大熱情歡迎這個宗教，此後它便日漸繁盛，現已成為中國三大主要宗教中的一種。不僅教士，而且商人，也被許可在帝國內部自由地縱橫遊歷。甚至晚至明朝時，中國人中還沒有絲毫排外精神的跡象。當時大學士徐光啟，其本人皈依了天主教，而他的密友，即在北京傳教的耶穌會教士利瑪竇，曾深得人民的尊敬。……隨著滿清王朝的建立，政府便逐漸改變，全國禁止對外貿易，驅除傳教士，屠殺本國教民，不許中國人向國外移民，違者即予處死。……（1904年寫的《中國問題的真解決-　　 -向美國人民的呼籲》）

　　然而日本之文明，非其所固有者，前則取之於中國。後則師資于泰西。若中國以其固有之文明，轉而用之突駕日本，無可疑也。中國不僅足以突駕日本也，……而獨中國之文明，已著于數千年前，此為西人所不及，但中國傾于保守，故讓西人獨步，……十年二十年之後，不難舉西人之文明而盡有之。即或勝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各國發明機器者，皆積數十百年始能成一物，倣而造之者，數月之功已足，中國之情況，亦猶是耳。（《建國方略物質建設序言》）

　　上述意見，今日更有價值，因現在世界科學技術更有發展，生産技能更月新日異，勞動生産率空前提高；加以電子技術的進步和飛機、宇航等技術發展，地球已相對縮小；交通之便利，已遠非孫中山在世時所可比擬。故發展中國家，學人所長、引進先進技術，利用外資等措施，更為必需。而科學技術已無國界，有志有識有能力者，皆可致力，迎頭趕上，為我所用。孫中山的利用外資原則，實可“觸類旁通，舉一反三，以推求眾理；庶幾操縱在我，不致因噎廢食，方能泛應曲當，馳驟於今日世界經濟之場，以化彼族競爭之性，而達我大同之治也。”（《國際共同發展實業計劃書》中語）

　　孫中山對於“資本”、“外資”的概念，有特定的含義。他説“經濟學家謂資本非金錢一項可盡其意。其人工造成的物産，在消費之餘，以為輔助發達物産，無往不為資本。第所余之物産，不以之為生産事業，似與廢物無異，則不得謂為資本矣。”“夫資本者，為助人力以生産之機器也。今日所謂實業者，實機器生産之事業而已。是故資本即機器，機器即資本，名異而實同也。……欲發達我國之實業，其法如何？日歡迎外資而已，亦即歡迎機器而已。”（《國際共同發展實業計劃書》）孫中山的資本概念，並非我們通常所説：“帶來剩餘價值之價值”，“能産生剩餘價值的價值”這樣概念，而是指資本物，亦即指生産資料或生産手段而言。孫中山的利用外資，其中心思想是引進機器，引進外國技術，並非只限于借外債一項。借外債只是獲得外幣或外匯以達到國外機器、技術等之引進的一種支付手段，目的還在發展本國實業。歡迎外資，在於歡迎外國機器，生産技術和其他對我有用的先進技術，而非聽任外國過剩金融資本的掠奪並操縱中國的産業，利用外資的先決條件，是確保主權，操之在我。而且必用在生産事業上，能在生産獲利中支付本息，對我有利。這是孫中山利用外資的原則，這些原則對於我國今日現代化建設，仍有參考價值。

　　孫中山的經濟建設設想，很有特色，其特點在重視鐵路、海港、水系、輪船、公路、汽車等交通建設，把交通放在重要的領先地位。

　　孫中山在《自傳》中説：“凡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則斷乎不成者也，”他又經常説：“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我國現在四化建設，要建成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強國，正符合孫中山當年願望。 （作者：朱伯康，原載復旦大學為紀念孫中山誕生120週年舉行的清末民初經濟思想討論會專刊）

（來源：孫中山紀念館網站）

編輯：齊曉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