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革命政策，是孫中山新三民主義的核心，是孫中山晚年思想新飛躍的主要標誌。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説：“孫中山先生之所以偉大，不但因為他領導了偉大的辛亥革命（雖然是舊時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為他能夠‘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革命政策，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樹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①[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61頁。]值此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六十週年之際，科學地考察一下這些政策形成的歷史過程，當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

　　
一

　　
　　三大政策是一個統一的整體，而聯俄政策則是其發端。這是孫中山對十月革命後的俄國進行了長達數年之久的觀察、比較、分析之後，作出的一項深思熟慮的抉擇。

　　“今日革命非學俄國不可”，“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①[孫中山：《致蔣介石函五件》之二，《孫中山選集》1981年版，第948頁。]，這是孫中山確定聯俄政策堅實的思想基礎。

　　“俄國革命在中國之後，而成功卻在中國之前，其奇功偉績，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②[孫中山：《關於列寧逝世的演説》，《孫中山選集》第606頁。]十月革命的勝利，沙俄軍事封建帝國主義的覆滅，從一開始就給了孫中山以很大鼓舞。一九一八年夏，他便致電列寧，對十月革命的成功表示祝賀，並“願中俄兩黨團結共同鬥爭”③[葉爾馬舍夫：《孫逸仙》，第211頁]。他期望俄國革命政府能夠穩固，“我可于彼方期大發展”④[邵元衝：《廣州護法日誌》，《建國月刊》第12卷第6期。]。

　　對於俄國十月革命後的社會主義政策，孫中山有過懷疑。他自述：“蘇俄革命後實行馬克思之共産主義，余甚滋疑惑。以現世界正在資本主義旺盛時代，俄國工商業不甚發達，共産主義不能單獨成功，其去實行之期尚遠。”⑤[孫中山：《致廖仲愷、汪精衛電》，《孫中山全集傳記》，上海1925年版。]然而，蘇俄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給廣大人民帶來的自由與幸福，在結束了戰時共産主義轉而實行新經濟政策以後蘇俄經濟的迅速復興，這些活生生的現實很快就吸引了他，使他打消了疑慮，以至於宣稱：“象俄國的人民，可説是自幼至老，一生無憂無慮，……象這樣好的國家，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⑥[孫中山：《救國救民之責任在革命軍》，胡漢民編《總理全集》第2集，第409-411頁。]

　　列寧所領導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時，孫中山所領導的中國革命正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敗。“滿清鼎革，繼有袁氏；洪憲隨廢，乃生無數專制一方之小朝廷”，致使“中國今日政治不修，經濟破産，瓦解土崩之勢已兆，貧困剝削之病已深”①[孫中山：《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胡漢民編《總理全集》第2集，第25頁。]。孫中山一直在苦苦探尋失敗的原因。辛亥革命失敗後，他以為“所以失敗者，非袁氏兵力之強，實同黨人心之渙”②[孫中山：《致黃興書》，《孫中山選集》第109頁。]。護國運動、護法戰爭天折之後，他則以為根本原因在於“革命破壞之後，而不能建設也；所以不能也，以不知其道也”③[孫中山：《<建設>雜誌發刊辭》，《建設》第1卷，第1號。]。然而，所有這些總結，都未真正觸及要害。因此，孫中山便特別關心和重視俄國革命成功的經驗，力圖從兩國革命的比較之中得出正確的答案。

　　而這樣的比較，確實使孫中山的認識産生了一個很大的飛躍。“俄國革命之發動遲我國六年，而俄國經一度之革命，即能貫徹他等之主義，且自革命以後，革命政府日趨鞏固。同是革命，何以俄國能成功，而中國不能成功？蓋俄國革命之能成功，全由於黨員之奮鬥。一方面黨員奮鬥，一方面又有兵力幫助，故能成功。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學俄國的方法、組織及訓練，方有成功的希望。”④[孫中山：《人民心力為革命成功的基礎》，《孫中山選集》第546頁。]革命要成功，必須有一個能夠領導革命、堅持革命的政黨。孫中山對於列寧極為欽佩，稱列寧“是一個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個革命中之聖人，是一個革命中最好的模範”，但他也深知，列寧的偉大不僅在於列寧個人，更在於“列寧先生之思想、魄力、奮鬥精神、一生的工夫，全結晶在黨中”⑤[孫中山：《關於列寧逝世的演説》，《孫中山選集》第606頁。]。而這一切，卻正是他所領導的革命所最為缺乏的。他早年組織過興中會，後來創立了同盟會，它們在發動革命、奪取推翻清王朝君主專制主義統治的鬥爭中，曾經起過重大作用。一九一二年，同盟會與幾個小政團聯合組成國民黨，同袁世凱妥協，實際成了一個官僚政客集團。一丸一四年，他率領一部分國民黨員組成中華革命黨，但是，缺乏明確的綱領，缺乏必要的群眾基礎，構成複雜，組織紀律也都相當渙散，因而，這個黨也就同樣擔負不了領導革命走向勝利的重擔。鮮明的對比，使孫中山思想豁然開朗，産生了師法俄國的強烈願望。

　　隨著對俄國革命的了解逐漸深入，孫中山進而認識到，俄國革命代表了人類歷史上更為“圓滿”的一場新型革命。他説：“美國、法國、俄國都是世界上很強盛的國家，推原他們強盛的來歷，都是由於革命成功的。就這三個革命成功的國家比較，成功最大的也是俄國。俄國革命的結果，不但是把政治的階級打到平等，並且把社會上所有資本的階級都一齊打到平等。”①[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孫中山選集》第730頁。]俄國革命之所以成為一場新型的革命，一個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推究俄國革命的發起人，是由於三種人，叫做農工兵。故俄國現時的政府，又叫做農工兵政府，是由於農工兵三界人民派代表所組織而成的”②[孫中山：《救國救民之責任在革命軍》，胡漢民編《總理全集》第2集，第409頁。]他確認俄國革命的效果比較美國革命、法國革命的效果要更為宏大，更為圓滿，回過頭來便不可能不重新考慮中國革命究竟應當走哪一條道路這一時代課題。法國革命，美國革命，都曾使孫中山為之醉心。然而，這條路，中國始終沒有走通。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現實，則證明了這條道路並未“登斯民于極樂之鄉”。儘管他對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本質還缺乏科學的認識，但是，“俄國革命，不但是皇帝的壓迫要反對，就是列強的壓迫也要反對，和全世界資本制度的壓迫都一齊反對”③[孫中山：《致大隈重信》，王蕓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6卷，第34頁。]，畢竟深深吸引了他，使他看到了新的前進方向，也使他的“以俄為師”中灌注了新的時代內容。

　　“以俄為師”是孫中山聯俄政策的思想基礎，然而，僅僅如此，還不足以形成聯俄政策。聯俄政策的確定，又是孫中山對帝國主義國家幻想破滅並深切認識蘇俄黨、政府和人民是中國革命真誠朋友的結果。

　　孫中山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一位傑出的反帝戰士。但是，在先前漫長的革命歷程中，他沒有提出過明確的反帝口號。那時，他服膺于資産階級共和制度，常常引西方一些資産階級的國家、政黨、社會勢力為同調，希冀從他們那裏得到支援和幫助。同盟會時期，他寄希望於日本；武昌起義後，他渴望得到美、法、英、日的同情與援助；反袁時，他要求日本內閣“宜助中國革新，以救東亞危局”①[孫中山：《致大隈重信》。]； 護法戰爭時期，他曾以為“請美總統出而主持公道，吾人終可達到護法之目的”[孫中山：《復廣州國會堅持護法必得美國贊助書》，《國父全集》第3冊，第573頁。]； 結果，所有這一切努力都付之東流。帝國主義列強非但不願中國革命成功，而且變本加厲地支援中國軍閥反動勢力，掠奪和殘害中國人民。這些血的教訓，終於使孫中山認識到：“我國革命，向為各國所不樂聞，故嘗助反對我者以撲滅吾黨。故資本國家，斷無表同情于吾黨。”③[孫中山：《批鄧澤如等十一人彈劾中共文》，《國父全集》第4冊，第916頁．]

　　與帝國主義列強恰好相反，十月革命一成功，列寧領導下的俄國便向中國革命伸出了真誠的援助之手。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對華宣言宣佈廢除沙皇俄國對華簽訂的全部不平等條約，廢棄在華一切特權，將原先沙皇政府掠奪的一切交還中國，使孫中山深為感動。這個宣言一九二○年三月方才傳到中國，孫中山指導下出版的《星期評論》立刻刊登了它的全文，稱之為世界歷史上空前的消息，為了給予孫中山和中國革命以具體的支援，列寧和共産國際不斷派遣代表來華，孫中山同他們一一進行了接觸，對於蘇俄和列寧全心全意支援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態度逐漸有了深切的了解。正是在這一情況下，他開始考慮實行聯俄政策，並越來越堅定。

　　一九二○年秋，孫中山在上海會見共産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建議同俄國建立電臺聯絡，要求蘇俄提供軍事援助，表示了希望將“華南斗爭與遙遠的俄國的鬥爭結合起來”①[維經斯基：《我與孫中山的會見》，1925年3月15日《真理報》。]，這是孫中山關於聯俄的首次具體建議。一九二一年底，他在桂林同共産國際另一位代表馬林會晤時進一步表示：“中俄攜手將完成亞洲的解放”，“待北伐勝利結束，立刻提議與蘇俄公開建立聯盟”②[《馬林給共産國際執委會的報告》，《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第18頁。]。一九二三年一月孫中山同蘇俄政府特使越飛面商了中俄合作大計，發表聯合聲明，廖仲愷又受命到日本與越飛討論各項具體的合作事宜，則標誌著孫中山聯俄政策的日趨成熟。

　　事實表明，聯俄政策的確定，決非孫中山心血來潮或權宜之計，從根本上説來，它表現了孫中山對中國革命、世界革命以及兩者關係的新認識。孫中山對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世界無産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深深同情，並從那裏受到激勵、啟發，吸取到新的思想養料，要求中國革命同它們發生更為密切的聯繫。儘管他的認識在許多地方不準確、不夠科學，但在客觀上，正順應了中國革命在逐步成為世界無産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這一歷史性的變化。孫中山在臨終之前，囑咐“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繼續與蘇聯合作，要求蘇聯政府“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期望中蘇兩國未來“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①[《孫中山致蘇聯遺書》，《嚮導》第108期。]，這便是聯俄政策真實含義最為完備的説明。

　　
二

　　
　　在作為統一整體的三大政策中，聯共是一個中心環節。“以俄為師”要具體落實到國民黨的改組上，必須依靠聯共；要同廣大工農群眾發生密切聯繫，大大推進工農群眾運動，同樣必須依靠聯共。而聯共，則正是孫中山在長期革命實踐的基礎上，為使中國革命得到新的發展而作出的一項最為重要的決策。

　　出於對國民黨現狀的強烈不滿，孫中山將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但是，境況並未因此而有很大改變。正如他自己所總結的：“從前在日本，雖想改組，未能成功，就是因為沒有辦法。”②[孫中山：《關於列寧逝世的演説》，《孫中山選集》第607頁。]一九一九年十月，他又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這時，他已受到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影響，特意創辦了《建設》和《星期評論》作為中國國民黨的機關刊物，任務是“激揚新文化之波瀾，灌溉新思想之萌蘗，樹立新事業之基礎，描繪新計劃之雛形”③[孫中山：《致海內外國民黨同志函》，黃季陸編《總理全集》下冊，函和第160頁。]。然而，這時，他對中國工人階級登上政治舞臺還頗多疑慮，一心要用“溫和的社會思想來指導社會上的多數人”①[季陶：《訪孫先生的談話》，《星期評論》第3號。]。以這樣的思想為指導，所依靠的又是原先國民黨那批舊人，改組的成效是可想而知的。一九二二年六月，身為國民黨員的陳炯明發動叛亂，炮擊總統府，欲置孫中山于死地。李石曾、吳稚暉等四十九人則借此聯名通電，勸他下野。嚴酷的事實，不能不使他深深反省。他看到，國民黨內就黨員構成而言 “非常複雜”，大多數黨員加入國民黨是以此為“做官的終南捷徑”，若做不上官，“便反對本黨，去贊成敵黨”②[②孫中山：《黨員不可存心做官》，胡漢民編《總理全集》第2集，第340一341頁。]。他更看到，國民黨的指導思想、政治綱領、組織紀律，無一不存在著嚴重的缺陷。他終於看到，對於國民黨，枝枝節節地作些改進於事無補，必須下決心“改組國民黨的全體”③[孫中山：《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詞》，見劉芷芬編：《孫總理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説詞》。]。

　　究竟應當依靠什麼力量來對國民黨進行改造呢？國民黨內左派力量是可以依靠的，但是，他們的力量不足以同國民黨內的腐朽力量抗衡。環顧國內，人數雖少，卻集中了中華民族之英，並已顯示出巨大潛力的一支現成力量，便是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産黨。

　　中國共産黨，以共産主義的宇宙觀作為自己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是中國工人階級最有覺悟、最有組織的部隊。成立不久，它便在中國首次提出了徹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領導廣大工人掀起了中國工人運動第一次高潮，並開始了農民運動。這一切，對於時刻關注著中國國民黨和中國革命命運的孫中山來説，不能不産生很大吸引力。

　　就在這時，在列寧的親自關注下，在共産國際的積極促進下，中國共産黨向孫中山提出了國共兩黨建立“民主的聯合戰線”的建議。中國共産黨深知，要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強固統治，不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不團結一切愛國民主力量不行；而中國革命的民主主義性質，以及國民黨自身的革命歷史與現狀，則為國共兩黨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礎。為了推動孫中山前進，中國共産黨機關刊物還發表了許多文章，幫助孫中山正確地總結歷史的經驗與教訓，進一步認清國民黨的現狀以及繼續前進的正確方向。

　　中國共産黨人誠懇的批評和切實的建議，深深地打動了孫中山。這時，國內幾乎所有的政治勢力都同他站在對立的地位，只有中國共産黨人公開宣言同他合作，並採取了積極的行動。孫中山終於決心聯共，並採取黨內合作這樣一種特殊形式，接納共産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以便借助這樣一支朝氣蓬勃的新生力量，從內部來對國民黨全體進行改造。

　　一九二二年八月，孫中山在上海親自主盟吸收著名共産黨人李大釗加入國民黨，並對他説：“你儘管一面做第三國際黨員，一面加入本黨幫助我。”①[汪精衛：《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政治週報》第6期。]九月四日，孫中山在滬召開國民黨改進黨務會議，六月，即指定包括中國共産黨陳獨秀在內的九人為中國國民黨章程起草委員。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國民黨發表改進宣言，二日，發佈中國國民黨章程草案。接著，孫中山又指定了一批包括共産黨人在內的幹部擔任國民黨本部及某些地方支部的負責人。十月十日，國民黨在廣州召開懇親大會，決定改組國民黨並設立黨務討論會。十九日，孫中山正式委派廖仲愷、李大釗等五人為國民黨改組委員，負責國民黨本部改組事宜。接著，孫中山又主持成立了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專門負責國民黨改組事宜。在中國共産黨的直接參加和積極幫助下，標誌著中國國民黨獲得新生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終於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于廣州開幕。

　　事實證明，中國共産黨完全沒有辜負孫中山及其忠實追隨者的期望。《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是國民黨改組最為重要的文獻，它明確規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綱領，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使反映舊民主主義革命要求的舊三民主義發展為反映新民主主義革命要求的新三民主義，它不僅是國民黨改組的基本指針，在國民黨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而且是三民主義同共産主義建立統一戰線、國共兩黨進行合作的共同綱領，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具有開拓性和指導性意義。而這一宣言，則正是孫中山委託共産國際代表同中國共産黨人起草的。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努力把新三民主義傳播到全中國，特別是傳播到教育界、學術界和工農群眾中去的，是中國共産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人士；迅速建立起國民黨各級地方組織，迅速建立一支新型的革命軍隊，使國民黨從一個包含著許多陳腐因素的資産階級政黨變為一個包括工人、農民、小資産階級、民族資産階級在內的革命統一戰線組織的，也是中國共産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大力開展工農群眾運動，堅決發動革命的軍事鬥爭，使大革命蓬蓬勃勃發展起來的，同樣是中國共産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國民黨內的右派勢力曾多次對孫中山進行挑唆，對共産黨人進行構陷，孫中山旗幟鮮明地斷然表示：“目前革命工作情緒低沉，需要新血刺激，所以這次黨中吸收了更多的知識青年共同從事革命工作。”①[黃季陸：《談當年容共第一幕》，1957年6月29日臺北《聯合報》。]“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①[宋慶齡：《儒教與現代中國》，《宋慶齡選集》第109頁。]國民黨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獲得新生的事實，大革命突飛猛進向前發展的事實，充分證明了孫中山決定實行聯共政策，是何等英明與正確。

　　
三

　　與聯俄、聯共相輔相成的扶助農工政策，也同樣是孫中山革命思想、革命實踐發展的必然産物。

　　孫中山來自民間，來自基層，對於廣大民眾的疾苦，他有著深切的了解。他所倡導的三民主義，基本出發點就是改善廣大民眾的社會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然而，在相當一段時間中，他對於廣大工農民眾之中究竟蘊藏著多麼巨大的革命潛力與歷史首創精神並不了解。他把廣大民眾劃歸“不知不覺者”，把他們看作完全聽命于“先知先覺者”和“後知後覺者”的“實行家”②[孫中山：《孫文學説（知難行易）》，《孫中山選集》第162-164頁。]，因而，對於為什麼必須堅決動員和堅決依靠最為廣大的工農民眾進行革命，也就缺乏認識。而這正是他所領導的多次鬥爭都以失敗而告終的又一個重要根源。

　　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後，“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③[孫中山：《與海外國民黨同志書》，見吳拯寰編《孫中山全集》第4集。]；特別是上海工人“六三”罷工，使孫中山看到，工人階級已經作為不可忽視的力量參加了政治鬥爭。在孫中山的指導下，《星期評論》著重對世界的與中國的勞工運動歷史和現狀進行了介紹與研究。中國共産黨成立後，領導工農運動向前發展，特別是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兩萬多海員舉行大罷工，後來在二月 底發展為香港工人總同盟罷工，給港英當局以沉重打擊，奪取了罷工鬥爭的勝利，在孫中山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孫中山在總結以往革命鬥爭屢遭顛躓的原因時，終於開始正視沒有發動和沒有依靠廣大民眾這一致命弱點。他看到，就推翻清朝、推翻洪憲帝制，發動護法戰爭的軍事方面而言，是有成就的，不可一概抹煞，但“兵力雖成功，而革命仍未成功，因為吾黨尚欠缺力量之故。是何種力量？就是人民心力”。他看到，“革命行動，欠缺人民心力，無異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因此，他認定：“此次吾黨改組唯一之目的，在乎不單獨倚靠兵力，要倚靠吾黨本身力量。所謂吾黨本身力量者，即人民之心力是也。……要國內人民與吾黨同一個志願，要使國內人民皆與吾黨合作，同為革命奮鬥，必如此方可以成功。”①[孫中山：《要靠黨員成功，不專靠軍隊成功》，胡漢民編《總理全集》第2集，第314-315頁。]

　　在中國共産黨和國際無産階級的幫助下，孫中山不僅一般地強調了民眾的作用，而且還特別強調了農民階級與工人階級的作用。他指出：“農民是我們中國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數，如果農民不來參加革命，就是我們革命沒有基礎。國民黨這次改組，要加入農民運動，就是要用農民來做基礎，要農民來做本黨革命的基礎。”②[孫中山：《在農民運動講習所第一屆畢業禮的演説》，《孫中山選集鄉第財935頁。]在論述工人階級在反對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鬥爭中的地位與作用時，他強調了：“工人既有了團體，要廢除中外不平等的條約，便可以做全國的指導，作國民的先鋒，在最前的陣線上去奮鬥。”③[③孫中山：《中國工人所受不平等條約之害》，胡漢民編：《總理全集》第2集，第480頁。]正是基於這樣的覺悟，《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確認“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確認國民黨的歷史使命必須是“謀農夫、工人之解放”，“質言之，即為農夫、工人而奮鬥，亦即農夫、工人為自身而奮鬥也”。①[孫中山：《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孫中山選集》第593一594頁。]

　　孫中山不僅思想認識有了重大發展，在實際行動中，他也為實現扶助農工的意願採取了許多切實的步驟。在國民黨“一大”宣言中，他明確規定，國家權力必須“為一般平民所共有”，即成為農民、工人、商人及知識分子聯合起來“享有自由及權利”，而不給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以自由及權利的人民民主政權②[同上書，第593頁。]。在國民黨“一大”後，孫中山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下專門設立了工人部和農民部，以廖仲治及林祖涵分任部長，專門負責領導工農運動。當時，廣州開設了工人運動講習所、農民運動講習所，成立了“廣東工人代表會”和許多農民協會，組織了武裝工農的工團軍與農民自衛軍，對此，孫中山都積極給予了支援。

　　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無産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離開了無産階級領導，離開了人民大眾的英勇奮戰，便不可能具有新民主主義性質。孫中山關於扶助農工的思想，雖然還有許多地方顯得不足，表現了明顯的過渡性，但是，毫無疑問，同他的聯俄、聯共思想一樣，在客觀實踐中，他的思想與認識反映了革命從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發展的時代要求，因而就能在革命實踐中顯示出它的強大的生命力。

　　三大政策的制定與實行，是孫中山革命思想與革命實踐的一大飛躍，也是孫中山在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能夠繼續前進、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的必要前提。毛澤東同志在談到新三民主義時，反覆強調指出：“這種新時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沒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時期中，就都是偽三民主義，或半三民主義。”①[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50頁。]眾所週知，在孫中山去世以後，國民黨執行三大政策經歷了一個大起大落的曲折過程。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間，由於堅持了三大政策，堅持了國共合作，發動了大革命，“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還未能完成的革命事業，在僅僅兩三年之內，獲得了巨大的成就，這就是廣東革命根據地創立和北伐戰爭的勝利。”②[毛澤東：《國共合作成立後的迫切任務》，《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335頁。]但是，由於國民黨內一些人在革命走到將次完成之際，背棄三大政策，破壞兩黨的合作，招致了革命的失敗，外患乃得乘機而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旨在滅亡中國的侵華戰爭後，在全國人民的一致要求與中國共産黨人的努力下，三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部分恢復，使中國的抗日戰爭出現了勝利發展的良好局面。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內一些人再度將三大政策拋在一邊，悍然發動內戰，結果為人民所唾棄。歷史充分證明，“離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是沒有前途的”③[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53頁。]。值此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六十週年紀念之際，我們懇切地希望在臺灣的國民黨當局認真地記取這些歷史的經驗與教訓，痛下決心，同中國共産黨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孫中山曾為之奮鬥終生的統一祖國、振興中華大業。 （作者：姜義華 吳根梁，原載《中國國民黨“一大”六十週年紀念論文集》）

（來源：孫中山紀念館網站）

編輯：齊曉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