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懷著崇敬的心情來隆重地紀念我國偉大的革命先驅者孫中山先生誕辰九十週年，許多前輩與同志都對孫中山先生各方面的偉大功績，根據自己認識與體會加以敘述與發揮，但是對孫中山先生反對法西斯蒂思想這一個重要問題，還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我現在把我自己看到一封還沒有被各種版本的中山全書所收集的孫中山先生給商團的函件推薦出來，同時環繞著這封函件我也談談自己對孫中山先生偉大革命思想的認識。我現在把原函抄錄如下：商團諸君公鑒！

　　陳廉伯所私運之軍火，其一部分為諸君集資而購者，政府已可承認，行當令省長按照民團條例，交給諸君，故對於諸君之槍枝問題，已可作為解決矣！此外尚有二事，必須諸君協助政府以解決之。近日由商團本體及各方面發現出陳廉伯有極大陰謀，欲借商團之力，以傾復政府，而步意國墨素連呢之後塵，此事前壹兩月，香港上海天津各西報，已有訪聞，登諸報章，言之鑿鑿。昨日陳廉伯托香港某西報登一論説攻擊政府。頌揚商團者，猶聲聲稱廣州商團為（化思時地）黨，即義大利之資本家頑錮黨也。而外國人亦言陳廉伯確有謀為不軌之事，聞其中策畫者有外國人，定期8月14日推翻政府取而代之、以陳廉伯為廣東督軍，取銷獨立，投降北方。近日陳廉伯派代表往洛陽勾結吳佩孚，乃用商團名義，此等事實彰彰，中外人民皆知，證以此次慶祝牌樓各對聯之口氣，亦與此事吻合，實已不打自招。此等謀為不軌之事，竟公然明目張膽而為之，陳廉伯等之視政府為無物，于斯可見矣！政府寬大為懷，不忍株連，故除廉伯一人外，分作兩層辦法：其一，其知情而悔悟者，能自行檢舉，政府當宥其既往，不事深究！其二，倘有執迷不悟，仍欲圖謀不軌者，則責成諸君自行指出，送交政府懲辦，吾信諸君中，大多數為深明大義，擁護共和之人，而不容有敗類混跡商團中，假借名義，而危害政府也。此事關於民國存亡，革命成敗，而本大元帥必當徹底查究者。望諸君切實協助政府，淘汰內奸，使商團與政府能聯成一氣，捍衛鄉邦，剪除殘暴。倘能如此，則本大元帥必倚商團為手足，視諸君為心腹，此不獨商團之幸，亦廣東之福也，政府實有厚望焉。茲派秘書林直勉，連聲海，副官鄧彥華三人為政府代表，來與諸君接洽，以解決以上兩問題，為常駐商團總所委員，協助諸君整頓商團內部，果能從此銷除反對政府之嫌疑，則省佛二地，市內不需駐紮軍隊，以防不測。而商民更可安居樂業，共用太平。此實人民莫大之利也，惟商團諸君圖之。孫文，8月19日。 （見扣械潮卷二，頁四二--四三）。

　　為了把問題交代清楚，我想先把當時的歷史情況談一談。自從孫中山先生接受了蘇聯與中國共産黨的建議與幫助改組了國民黨，開始實行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綱領之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從此蓬勃開展，廣州形成為當時革命運動的中心，不甘心於自己死亡的帝國主義與地主、買辦階級處心積慮地想撲滅這個燎原的火焰。尤其是盤據香港以廣東為自己勢力範圍的英帝國主義，更是挖空心思地企圖破壞廣州革命政府。它慫恿匯豐銀行的買辦陳廉伯：“如果你能夠運動商團、反對政府，我們英國便幫助你組織商人政府，你陳廉伯就是中國的華盛頓”。（見中山全書“中國內亂之因”一文）陳廉伯自得到英帝國主義的支援之後，就大膽地去仿傚墨索裏尼的辦法，組織法西斯死黨去把持商團、籌組反革命武裝，積極進行他的反革命陰謀。

　　廣東商團自1912年開創，它原來主要是一個維持商場秩序的資産階級自衛組織。1922年孫中山先生為了蕩平陳炯明叛變，請滇桂等地部隊到廣東平亂，把陳炯明趕出廣州，但是陳的殘余勢力還盤踞東江沒有消滅，在他佔領的地區內仍然作威作福，廣東北邊、西邊都有軍閥乘亂窺視，為了應付軍事的需要“羅掘多方，猶不能給，於是病民之諸捐雜稅，繁然並起……貪官污吏，託名籌餉，因緣為利”（見“北伐宣言”）因以上情況，引起一部分廣東資産階級對革命政府的不滿。另一方面由於國民黨改組之後工農運動的發展，以及帝國主義與國內反動派的造謠，使一部分資産階級産生疑懼。陳廉伯就利用這種形勢在加強商界武裝自衛的幌子之下，佈置他的反革命活動，他第一步就是邀請全省各地的商團代表到廣州開全省商團會議，組織全省商團聯防總部，統一控制全省分散的商團武裝，再進一步就企圖組織全省商鄉大聯團（即地主買辦武裝大聯合），做到這一步之後，即實行他的“舉全粵之妖氛毒霧（即革命政府與人民）一掃而空”的陰謀。（見扣械潮卷四，一八頁）

　　1924年5月27日陳廉伯召集全省商團會議，他取得了聯防總長的職位，借此積極鼓動廣東沒有辦商團的城鎮籌辦商團，已有商團的地方，積極擴大組織，增添武裝以壯大自己的力量。他曾以代替團友購買自衛槍枝的名義向當時廣東政府軍政部領取購械護照，借此機會私運大批軍火，組織反革命軍隊。8月8日陳廉伯私運的一批軍火由一隻丹麥船運進廣州時，經過檢查發現這只船的軍火據説是商團的，但是商團向政府領的護照是要四十天以後才生效，現在忽然五天就到了，他護照裏註明要買的是英制八二口徑廢槍，而這批軍火則是德制七六三口徑式樣與報買的不同，同時數目亦與護照上載明要買的不符。自然這批槍枝不是頂包就是偷運，因此孫中山先生決定將它扣留，把它的來歷追查清楚。陳廉伯在沙面受英帝國主義指使，冒稱這就是商團分子自己出資購買的“自衛”槍枝，政府扣留軍械是有意謀奪商人出資購買的槍枝，有意剝奪商人自衛的權利，用此煽動商團分子以罷市來威脅革命政府發還被扣留的軍火。8月14日商團分子一千多人在陳廉伯驅使下到廣州河南大本營向孫中山先生請願。孫中山先生親自接見商團代表，並對商團群眾發表演説，説明扣械原因。同時他在商團群眾面前揭露陳廉伯的陰謀，提醒一般商團分子不要盲目受陳廉伯利用來作為反對政府的犧牲品。接著他還表明自己“很想和你們（指沒有政治野心的一般資産階級分子）商團聯絡的，很想要你們做手足的”，當時他還答應把槍枝的來歷查清楚之後告訴他們處理辦法。（見中山全書“政府所扣的不是槍械是私運軍火的丹麥船”一文。），商團群眾經過中山先生的説明之後就散了，以後把陳廉伯的叛跡查得水落石出之後就把事實告訴商團，“在手續上，我（中山先生自稱）還沒有用公文，只用私緘”。上面這封沒有收集到各種中山全書中去的函件，就是孫中山先生作“中國內亂之因”的演講中所提到的給商團的私緘。

　　這封函件最突出地引人注意的地方就在於孫中山先生揭穿了陳廉伯的反革命實質，是同義大利墨索裏尼法西斯蒂（孫中山先生在這封函件中寫的是“墨素連呢”“化思時地”）一樣的。孫中山先生接著指出法西斯蒂“即義大利之資本家頑錮黨也”，他命令當時廣東省長廖仲愷“立將陳廉伯通令查緝歸案懲辦”（見省長公署通緝陳廉伯的命令），對於他的黨羽“倘有執迷不悟，仍欲圖謀不軌者，則責成諸君自行指出，送交政府懲辦”。（見上函）當時墨索裏尼剛剛登臺不久，法西斯主義的本質還不是被一般人所完全了解的，孫中山先生當時就很透徹地識穿了他的面目，把法西斯蒂的活動作為反革命的重大陰謀來看待，孫中山先生對帝國主義這股垂死爭扎的兇惡頑固勢力有如此銳敏的識別能力，我們今天閱讀到他當年的函件時，還感覺到這些詞句的新鮮，同時也使我們深深地感覺到這些詞句的新鮮，同時也使我們深深地感覺到先生的偉大，值得我們衷心地敬仰。

　　孫中山先生為了貫徹他的革命主義（即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運動的主義），對這一夥以壓迫與殘殺工人（見當時廣州工人代表會執行委員會通電）、堅決以鋤除共産黨、譭謗蘇聯（見當時商團的各種文告）、推翻革命政府為目的的法西斯式的商團誓不兩立。當商團公然開槍射擊國慶遊行的工團、農團、學生的時候，孫中山先生在韶關得到報告，立刻號召官兵“立決死之誓，必盡滅省中之姦兵奸商以維持革命之地盤……立即起義殺賊，絕無反顧”（見“中山全書”）。在二十年代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孫中山先生對法西斯分子不顧右派國民黨人的阻撓，居然能採取這樣堅決無情的殲滅態度，今天我們溫習他的遺作的時候，精神上還得到了莫大的鼓舞。

　　寫到這裡，使人不禁想起了孫中山先生逝世之後，蔣介石集團公然地尊崇墨索裏尼、希特勒為自己的師傅，組織法西斯黨羽，繼承了當年與孫中山先生為敵的陳廉伯的反蘇反共屠殺工農群眾的衣缽，幹著當年陳廉伯所望塵莫及的勾結帝國主義反對革命人民的勾當。但是他們為了掩蓋自己的醜惡面目，還拿著孫中山先生的牌子給自己做遮羞布。這些人如果不是想永遠地自絕於人類，那末，際此全國一致隆重地紀念孫中山先生九十週年誕辰的時候，就應該翻然悔悟，痛改前非了。

　　從上面這封孫中山先生給商團的函件中，我們還看到中山先生處理商團事件時的清楚的敵我界線。孫中山先生對買辦階級的法西斯陰謀是堅決採取專政的；但是對於一般沒有存心反革命的商團，他認為“大多數為深明大義，擁護共和之人”，所以希望他們“切實協助政府，淘汰內奸，使商團與政府能聯成一氣，捍衛鄉邦，剪除殘暴”。如果他們能與全體人民一起同帝國主義與買辦階級的陰謀作鬥爭，他便把“商團為手足”。同時他對那些因“諸捐雜稅”“驕兵悍將”，“為暴於民”，“貪官污吏，託名籌餉，因緣為利”而引起人民不滿的情況，則認為是革命的方法未善，同革命主義沒有關聯，方法不好在不改變革命主義的原則下，可以根據具體條件設法糾正。他還指出：“蓋此大病，在人民守其不問國事之習，不與革命政府合作”，所以他希望一般商民“擁護革命政府，實行革命主義，同時與革命政府，協商改善革命之進行方法”。（以上均見“北伐宣言”）在這裡邊，我們也可以看出孫中山先生對人民內部是怎樣的極力主張發揚民主協商的精神，通過協商的辦法，使革命的政策更好的貫徹下去。孫中山先生警告説：“若以現狀之未善，而謗及于主義之本身，以反對革命政府之存在，則革命政府為擁護其主義計，不得不謀壓此等反對企圖，而使之消滅”。當時廣東有一部分資産階級就是把革命主義與工作中存在著的缺點混同起來，因此，跟著帝國主義買辦階級跑，而使自己變成了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的反革命工具。

　　孫中山先生當時為了維護革命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義，為了維護革命政權的存在，採取了英明的堅決的對反革命的商團組織及其反革命頭子鎮壓政策是完全正確的。這是他堅定不移的革命精神具體的偉大的表現。儘管當時有一部分人們，只是片面地看到了鎮壓商團的事實，造成了廣州經濟市場一定程度的紊亂與破壞，他們是沒有把陳廉伯的反革命陰謀，各派軍閥們的乘火打劫與保護革命主義革命政權這一個崇高的目的之間的關係分別清楚，因此對孫中山先生討伐商團作出了不正確的責難與批評，因而不自覺地給反動派作了有利的宣傳。

　　因此，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九十週年誕辰的時候，學習孫中山先生堅決處理當時商團事件的經驗，是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的。（郭煜中）
 

（來源：孫中山紀念館網站）

編輯：齊曉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