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的人生道路選擇，深受家庭和教育背景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表現在直接的層面，還體現在深層的結構性制約上。就孫中山的個人背景而言，最值得注意的是其邊緣特徵，這一特徵，從一開始便決定了他與正統社會的疏離。

　　19世紀末的中國出現了兩個邊緣社會。一方面，鴉片戰爭之後，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或者受誘騙、劫持而被販賣到國外，或者自願出國謀生，逐漸形成了一個龐大的華僑群體。他們雖與故鄉維繫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但畢竟遠離故土，生活在另一種地理、經濟、政治和文化空間下，因而逐漸游離于國內正統社會之外。而其中一小部分新進分子，則已經“抱有維新之志願”，深望祖國能順應世界潮流，革除專制，增進民主。另一方面，隨著19世紀後半期中外交往的發展，另一個更具顛覆力的邊緣社會逐漸形成。其地理基礎，是東南沿海各港口城市，而以香港、澳門、廣州和上海為中心；其經濟基礎，是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商業貿易；其制度基礎，是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以及從西方國家引進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其社會構成，則是中外商人、業主、僱員、外交官、傳教士和新式知識分子。這個社會的運作方式、制度架構、知識結構和價值理念，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更加接近，而與以清廷為核心的正統社會，則距離更遠。在其《華僑革命開國史》一書中，馮自由將香港、澳門也納入華僑地區加以處理，由此可見，這位老同盟會員，早已認識到了這兩個邊緣社會對於近代中國轉型的共同意義。

　　孫中山的個人背景，恰好在這兩個邊緣社會中展開。他出生於珠江三角洲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家境貧寒。如果沒有別的機會，他也許將像同時代的絕大多數農家子弟一樣，在曆盡生活的艱辛之後終老于鄉。但是，由於毗鄰澳門、廣州這一地緣優勢，香山縣的農民具有內陸中國農家所沒有的機會，那就是出國謀生。孫中山出生的翠亨村，便有許多人前往東南亞，在那裏僑居下來。孫中山的大哥孫眉（1854-1915），也走上了這條道路，未及成年就遠涉重洋，去異鄉追尋新的希望。幸運的是，孫眉此舉取得了成功，在夏威夷開創了一片嶄新的發展空間，並將孫中山接到身邊。由此，他的一家，包括孫中山在內，便與國內正統社會日益疏離，而與海外華僑社會緊密聯繫在一起。

　　由於這种家庭背景，孫中山的教育經歷，也與當時的正統模式相異。雖然在9-12歲時，他曾在家鄉的村塾裏讀過幾年書，但所學內容不外傳統的蒙學入門讀物，學習方法則是死記硬背，因此，這點儒學教育背景，並沒有將少年孫中山領進中國傳統文化的殿堂。從13歲到16歲，他在檀香山的意奧蘭尼學校讀書，畢業後短期就讀于檀香山和香港的兩所教會學校，然後又在港英當局的官立中學--中央書院讀了兩年書。從20歲開始，他接受了6年的職業訓練，先後在廣州和香港學習西醫。在此十餘年間，他學習的內容，全都是來自於英語世界的人文知識和自然科學，並加入了基督教。

　　這种經歷和教育背景，使孫中山在疏于中國主流文化的同時，感受到了另一種文明的魅力。他後來回憶説：“憶吾幼年，從學村塾，僅識之無。不數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見其教法之善，遠勝吾鄉。故每課暇，輒與同國同學諸人，相談衷曲，而改良祖國，拯救同群之願，於是乎生……必使我國人人皆免苦難，皆享福樂而後快……”“……在香港讀書，暇時輒閒步市街，見其秩序整齊，建築閎美，工作進步不斷，腦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故里香山…情形迥異，香港整齊而安穩，香山反是。……我恒默念：香山、香港相距僅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間在一荒島上成此偉績，中國以四千年之文明，乃無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隨著生活世界在他面前漸次展開，這種感觸在孫中山那裏逐漸變得強烈，一種改造中國的願望，也逐步滋長起來。

　　應該指出的是，華僑社會和東南沿海邊緣社會，本是有一定距離的，但在孫中山身上結合在一起，乃是他個人力爭的結果，其中顯示了社會結構與個人意志之間的辯證關係。檀香山華僑社會這一微觀結構中，還保留了一些中國正統社會的慣習，華僑大都比較保守，對於傳統權威仍然很敬畏，對國家大事漠不關心。直到1894年孫中山前往那裏組設興中會時，華僑中大部分人，都認為他是在“作亂謀反”，害怕因此破家滅族，少有人響應，“雖親戚故舊亦多掩耳卻走”。一開始，孫眉也希望孫中山做個安分守己的商人。得知他加入基督教，更在家鄉顛覆傳統神權，孫眉大發雷霆，誘使他重返檀香山，加以責打，然後把他送到商店裏做學徒，試圖以此迫使他就範。但孫中山的性格比較剛烈，沒有屈伏于孫眉的壓力，而是堅持己見，設法回國學習，並以此感化了孫眉，使他支援自己在這條路上一直走下去，從而將兩個邊緣社會連接到一起。

　　這種邊緣性的個人背景，對孫中山的人生道路有著結構性影響。一方面，它決定了孫中山屢遭正統社會拒斥的命運。在19世紀末的中國，儘管“西學”的影響越來越大，但儒學仍然在整個社會中佔據支配地位，維繫著官僚士大夫群體的基本知識結構和價值認同。一批出身卑微、主要依憑于“西學”背景的洋務知識分子，當時雖然比較活躍，但在傳統士人眼裏卻是“雜品”、“末流”，恥于與之為伍。就連身任天津水師學堂總教習的嚴復，也深感“當年誤習旁行書，舉世相視如髦蠻(蠻夷)”，而四次參加科舉，希望重入“正途”。 因此，下層農家子弟如果不會讀書應試，又沒有別的門徑，即使接受了新式教育，也還是難以進入上層社會。對於這一弱點，孫中山自己也有著清醒的認識。

　　另一方面，它也使孫中山具有同時代許多讀書人所沒有的潛在優勢。因為，經過半個世紀的中西交往，在通商口岸地帶，異於中國正統社會的變革要求越積越強，到了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已經顯示了欲以邊緣顛覆中心的跡象。這一跡象先是隱約見之於王韜（1828-1897）、鄭觀應（1842-1922）等人的言論，然後集中表現為康有為（1858-1927）的一系列著作和上清帝書。同樣是從西方文化中汲取變革的思想資源，但王、鄭二人的個人際遇，卻與康有為大不一樣，前者只能在外國人控制的地盤下發表一些頗具新意的言論， 而後者卻能夠上達“天聽”，聲震朝野。這一差異的背後，雖然有著個人策略的作用（比如康有為的“托古改制”），但主要還是反映了中西力量對比的格局變化，以及新興邊緣社會影響力的增強。孫中山比王韜小38歲，比康有為小8歲，而他對新興邊緣社會的捲入，卻比王韜和康有為還更廣泛。因此，孫中山可謂生得逢時，不僅可能避免王韜式的邊緣化命運，並且還有可能成為新時代的弄潮人物。

　　如果説，身世背景對個人道路的制約還比較隱晦的話， 那麼，社會交往的展開，則使這種制約得到具體體現，同時並強化了這一結構。由於受邊緣性身世背景的制約，青年孫中山的社會交往呈現邊緣化特徵。隨著這種邊緣化交往的展開，孫中山的個人身份也逐漸凸顯邊緣性，日益疏離於以清廷為中心的正統社會之外。

　　大學畢業前夕，孫中山的交際網路大致有兩個層次，一是家鄉（包括檀香山）的親友故舊，二是粵港求學時期的師友。

　　第一個層次的交往，是在少年時期自然形成的，在其中起紐帶作用的是傳統親緣和地緣關係。這個網路的關鍵人物，是孫中山的大哥孫眉，他為孫中山提供的不只是走出國門、接受新式教育的機會，而且是一個親友網路。通過孫眉的居中連接，這個網路構成了孫中山一生活動的“後院”、“基地”，1895年首次反清舉事，最初的人力和經費支援即來自於此。特別是孫眉，為了支援孫中山的反清活動，數十次變賣自己的地産，直至於1906年破産。這個網路中的另一名重要角色陸皓東（1867-1895），對於孫中山走上革命道路也有重要的影響。他是孫中山的幼年好友，二人年齡相倣，並且有著相似的邊緣背景，當孫中山隨孫眉前往檀香山讀書時，他也隨在上海經商的父親居住。後來孫中山在香港學醫，陸皓東則在上海學習電報，畢業後一度充任電報翻譯生。與孫中山一樣，陸皓東對於中國人的迷信愚昧和國家的腐敗落後心懷不滿，兩人情投意合，曾經聯手毀壞家鄉神廟的神像，又一同加入了基督教。後來，他成為孫中山的早期革命同志之一，在1895年廣州舉事時被捕遇害，後被孫中山褒獎為共和革命的首義之士。

　　與第一個層次相比，第二個層次的交往，則帶有更強的主動性和自覺性。基督教成了這一交際網路的主要聯結紐帶。孫中山就讀的香港拔萃書室、廣州博濟醫院和香港西醫書院，都有著基督教的背景；他入學博濟醫院，還曾得力於受洗牧師的介紹。正是在這三所學校讀書期間，他主動結交了區鳳墀、王煜初、喜嘉理幾位牧師，康得黎、孟生、何啟幾位師長，以及鄭士良、楊襄甫、陳少白、左鬥山等教友。1891年春，他還參加創立了香港教友少年會，號召青年教友“毋荒其道心，免漸墜乎流俗”，“培道德于有基”。這種交往，逐漸將青年孫中山引入一個職業分立、信仰同一的新式社會，正是這個社會，給了他向上流動所必需的知識、技能、價值和制度等方面的資源。而這些東西，他既無法從中國正統社會中獲取，它們也與傳統的社會流動資源迥異。因此，孫中山的個人發展愈是依賴於這些資源，他的人生道路，便愈加遠離以清廷為中心的正統社會。

　　在這個網路中，孫中山、鄭士良（1863-1901）和陳少白（1869-1934）思想成長的交互影響，尤其值得注意。鄭、陳二人與孫中山年齡相去不遠，都有變革社會的志向。鄭士良是孫中山在廣州博濟醫院時的同學，少習武術，與綠林豪俠和洪門會黨有著廣泛的交遊，而後者所聯繫的下層秘密社會，此時已經顯示了強大的顛覆力，1891年長江教案便是明證。孫中山對他“一見奇之”，遂引為知交。正是通過鄭士良，孫中山第一次感知到了中國秘密社會中潛藏著的力量。陳少白則是一位文士，“詩詞歌賦，琴棋書畫，無所不通”，曾入廣州格致書院就讀，不久之後因受孫中山的影響，也入香港西醫書院。孫、陳後來都回憶説，他們兩人加上尤列、楊鶴齡，經常聚在一起，“放言”“縱談”反清之志，以至被人稱為“四大寇”。

　　實際上，“四大寇”的提法並不準確，參與他們四人聚談的還有鄭士良、陸皓東等人。所謂“四大寇”的傳説，也是一個被神化了的敘事，用它來證明青年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已經成型，自然不妥。但剝開這個敘事的虛飾成分，它的原型便躍然紙上，這就是青年學生特有的一種交往模式，即志同道合的青年好友之間相互砥礪、互相助長對方的想像世界。青年人本就富於想像，對於社會現實有一種天然的反叛傾向，不過這種反叛不一定表現在行動上，更多的時候它表現在言語、想像中。對於一般青年而言，在社會化過程中的某個特定時期，這種想像可能比較強烈，但如果沒有適當的土壤，在現實生活的強大影響力面前，它也會逐漸萎縮。然而，三兩位個性比較強烈、心志比較堅定的好友能夠長期聚在一起，無拘無束地“放言”“縱談”，情況就不一樣了，這等於是一張溫床，不知不覺中，一個共同的想像世界，便逐漸被建構起來。在現代學校教育體制下經歷過學生時代的人，或多或少都有這種體驗。孫中山等人本就心懷變革的願望，只是這種願望還不甚明晰。而通過這種“縱談”，他們對於新社會的嚮往更加迫切，一種“革命”志向，逐漸在他們心裏升騰起來。儘管它還不太明確，還很難與改良區分開來，但它已經融匯到孫中山等人的人生理想中去了，並將對他們此後的人生選擇産生不可忽視的影響。果然，青年時代結交的這些密友，日後大都成為孫中山革命生涯中的得力同志。

　　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孫中山的交際網路中，沒有一個正統的讀書人，也沒有一位“朝廷命官”，有的只是位於邊緣位置的華僑資産者、傳教士、西學背景出身的新式知識分子，以及下層精英。同為具有革新思想的激進分子，康有為和梁啟超的交際網路，主要在士大夫階層中展開。康有為上書，聲震朝野；梁啟超撰文，享譽士林；他們聚徒講學，組會辦報，這一切，都加強了他們與正統社會的聯繫，提升了他們的地位和影響。相比之下，孫中山的交際網路卻大不一樣。顯然，它與正統社會的聯繫更微弱，與外部世界和底層社會的聯繫卻更真實、更廣泛。作為一名來自邊緣社群的青年，孫中山既然難以進入正統社會，在整個社會已經呈現邊緣顛覆中心、底層顛覆上層的結構性轉變趨勢下，他的人生道路，自然只能隨著這一趨勢而展開。

　　青年人涉世之初，都有一番不凡的抱負，但這一抱負能否順利轉化為現實，則取決於他與社會結構之間的契合程度。如前所述，孫中山的個人身世背景、交際網路，都遠離當時中國的正統社會，他自然難以與正統社會結構契合，經過一陣並不愉快的磨合，最終走向了與清廷的決裂。

　　1892年7月，也就是在26歲那年，孫中山從香港西醫書院畢業，正式開始了職業生涯。然而，這一過程並不順利。雖然一同畢業的只有他和江英華兩人，但他們在香港仍然找不到工作。後來，依託澳門的鏡湖醫院--一所華人設立的慈善性質的中醫院，孫中山得以在澳門開業行醫，並借款開辦了東西藥局，但剛剛有了起色，又受到了澳門葡人醫務當局的排斥，一年後被迫前往廣州，經營狀況仍未好轉。

　　最重要的，孫中山內心的革新理想在正統社會中找不到實現的途徑。他曾經對當政者寄予一定的希望，早在大學畢業之前，就嘗試過結交正統社會的上層人物，指望借助於他們來實現自己的社會革新理想。他選定的首位結交對象，是同鄉先賢鄭藻如（1824-1894）。鄭是一位退隱于鄉的官紳，有著不同尋常的履歷，曾任江南機器製造局幫辦、津海關道，以及出使美國、日斯巴尼亞（即西班牙）、秘魯三國大臣，屬於李鴻章一係的洋務幹將。1890年，孫中山致書鄭藻如，申明自己志在國家，“留心經濟之學十有餘年”，“翹首以期用世”，多次想上書總理衙門指陳時勢，又考慮到尚無實踐經驗而作罷。因此，他提出勸農桑、戒鴉片、興教育三項“實事”，請鄭藻如牽頭提倡，先在本縣試行，然後必有別的地方起而效倣，則可風行天下而利百世。之所以要請鄭藻如牽頭，孫中山解釋説，是因為自己出身貧寒，“既不能學八股以博科名，又無力納粟以登仕版，”恐怕沒有號召力。顯然，對於自己身世背景和知識經驗的局限，孫中山有著清醒的認識，並試圖借助上層人物的力量，通過實際行動來彌補這一缺陷，以圖一展抱負。可是，病老于鄉的鄭藻如沒有作出什麼回應，孫中山盼望中的機會落空了。

　　大學畢業時，機會似乎再一次降臨了。據江英華回憶，當時他和孫中山在香港找不到工作，他們的老師康得黎便托香港總督羅便臣致書英國駐華公使，請他向李鴻章推薦孫、江二人。李鴻章答應他們赴京候缺。可是，當孫、江二人在康得黎的陪同下，前往兩廣總督府領取前往北京的證明物事時，總督衙門多方為難，要求二人填寫三代履歷等等，他們便賭氣離開，決定不去北京了。李鴻章是革新派的代表，又是西醫書院的名譽贊助人，與這所學校的畢業生之間，於是有了一重名義上的庇護與被庇護關係。孫中山等人在人生的轉折關頭求助於他，既符合中國人的交往規則，又不失為一條施展抱負的捷徑。但這一機會的失去，其中既見青年人的情緒衝動，但更體現了正統社會對邊緣社群的排斥機制，即“填寫三代履歷”云云。由這件事，孫中山再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邊緣背景與正統社會之間那道難以逾越的鴻溝，因而，他對於清廷的不滿也進一步增強。

　　大學畢業後，職業道路受挫，孫中山的革新抱負再一次活躍起來。1893年冬，他經營廣州中西藥局失利，乾脆將之撇下不管，回到家鄉撰寫了長篇文章，打算送呈給李鴻章，以此進身上層社會，一展革新宏圖。與四年前的致鄭藻如書相較，這份上書的結構和內容，以及上書之舉的緣由和用意，都有著明顯的連續性和相似性。他首先申明自己的不凡抱負和知識背景，“…幼嘗遊學外洋，于泰西之語言文字，政治禮俗，與夫天算地輿之學，格物化學之理，皆略有所窺；而尤留心於其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至於時局變遷之故，睦鄰交際之宜，則能洞其閫奧。”接著，他提出並詳細解釋了四條“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即“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然後，他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志向，“…于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則無時不往復於胸中；於今之所謂西學者概已有所涉獵，而所謂專門之學亦已窮求其一矣。…不自知其駑下而敢求知于左右者，蓋有慨乎大局，蒿目時艱，而不敢以岩穴自居也。”並解釋説，上書之舉“非欲徒撰空言以瀆清聽，自附於干謁者流，蓋欲躬行而實踐之，必求澤沛乎萬民也。”那麼，孫中山打算“躬行而實踐之”的是什麼呢？還是農政。他對李鴻章的具體請求，是玉成自己考察各國農政、振興中國農事之志。

　　對於這次上書之舉，孫中山可謂全力以赴，也寄予了很大希望。為了達于李鴻章之手，他動用了所能用上的全部關係網路。他先找到前澳門海防同知魏恒，請他致書將自己介紹給上海的盛宙懷，再請盛宙懷致書將自己介紹給其堂兄盛宣懷，準備通過盛宣懷將上書轉呈李鴻章。到上海後，孫中山又得見同鄉鄭觀應，鄭與盛宣懷熟識，於是又為他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介紹信。經過幾度轉輾，孫中山的上書終於到達了李鴻章手裏。

　　但是，這次費盡週折、凝聚著青年孫中山全副努力的上書之舉，仍然沒有産生任何反應。李鴻章甚至沒有接見他。這一結果，讓他看清了自己與正統社會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再加上次年康有為等人“公車上書”的失敗，徹底摧毀了他對於當局僅存的一線希望。這種感觸是那麼強烈，以至於兩年多以後回憶此事，孫中山仍然禁不住“憮然長嘆”。由此他清楚地認識到，欲實現自己的革新理想，便要從底層和邊緣入手，將正統社會整個地顛覆。於是，他放棄了和平方式，著手組織興中會，一年之後，便有了廣州乙未舉事。

　　總的來看，青年孫中山之所以走上反清道路，有著結構性的緣由，即他那邊緣性的身世背景與以清廷為中心的正統社會之間難以逾越的鴻溝。學生時代交際網路的展開，則使他的身份愈益邊緣化，並助長了他反抗正統社會的心志。這種背景決定了他難以進入正統社會，縱然他主觀上想躋身於其中，但還是被後者無情地拒之門外。在整個社會已經呈現邊緣顛覆中心、底層顛覆上層的結構性轉變趨勢下，因邊緣身份而屢遭正統社會拒斥的青年孫中山，便自然地走上了反抗後者的道路。（李恭忠） 　
 

（來源：近代中國網）

編輯：齊曉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