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地權》是中山先生偉人革命理論之一。早在1905年同盟會宣言發佈以前，他便提出了“平均地權”的口號。同盟會的成立， “平均地權”成了國民黨的正式綱領。嗣後，中山先生在自己革命的不斷實踐中，加以充實、發展，寫進他所著《三民主義》中，成為他的民生主義的兩大理論——《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民生主義》是三民主義的核心，《平均地權》的闡述又比《節制資本》較為詳盡，甚至稱，“平均地權才是民生主義。”①可見《平均地權》在中山先生革命理論中所佔地位的重要，所以，它值得我們研究和探索。

　　不僅如此，自孫中山先生逝世後，不少人繼承和發揚他的《平均地權》思想，推動土地改革運動，企圖解決中國農民問題。它在近半個多世紀來也産生了巨大的影響。站在中山先生左翼的共産黨人，繼承和發展了中山先生晚期的思想，將他的土地革命的民主主義思想，同社會主義革命的共産主義思想結合起來，抗戰時期推行過減租減息運動；解放後，進行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終於廢除了幾千年來的封建土地關係，引導全體農民步入了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為印度支那各國(如越南，寮國、柬埔寨等)的土地改革運動提供了典範。站在中山先生右翼的國民黨人，死抱住中山先生早、中期的思想，主張階級調和，和平土改。它們在大陸曾經營過二十多年的土地改革工作，成效甚微，後退居臺灣一隅，傾其全力，先實行二五減租，繼實行公地放領，隨後扶植自耕農，最後，實行都市土地改革，取得一定成果——解放了農民，解放了土地資本，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了通路，促進了臺灣經濟的騰飛它成為東南亞資本主義諸國的土改運動的楷模。所以，這也是值得我們研究的。這裡，想就孫中山先生《平均地權》思想的形成及其影響加以探索， 就正于方家。

　　一，中國當年土地問題的實質

　　在清朝統治的順治十八年到咸豐元年的一百九十年間，耕地的凈增數僅一百萬頃，可是人口的凈增數卻達到四億口還要多。這樣，人們活動的舞臺變得極為狹窄了，“土地恐慌”達到了極點；由此，人們間的各種關係也變得緊張起來．就在這1851年(同治、咸豐年間)，太平天國的大規模農民運動爆發了，這是歷史的必然，而決不是什麼偶合了。太平天國藉以向農民號召的自然是突出土地問題。它們宣傳：“土地為上帝所有”“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用，無處不均勻，無處刁；飽暖”。①這就合乎當時廣大農民願望，農民也就聞風響應，其勢有如風卷殘雲，非常迅速地摧毀了廣大江南地區的封建統治了。這便是有力的明證。 由於“土地恐慌”，隱蔽在封建土地關係下的農民與地主貴族之間的矛盾也激化起來了。因無地少地的人愈多，地主的土地變為奇貨可居，於是地租的剝削日益加重，農民日益困窮，租佃關係愈趨尖銳。 由於“土地恐慌”，物以稀為貴，地主貴族對土地兼併也日益加劇了。如李鴻章兄弟六人，佔地達六十萬畝；李鴻章一人即可收田租五萬畝。如上海的鎮海李家，十九世紀後期在上海擁有好幾個錢莊，在東三省成立專業公司收買大批土地。陜西米脂的馬家，擁有楊家溝附近六，七十里範圍內的全部田地。這種趨勢未曾停止，即到第一次國內革命時期，據國民黨農民部估計，地主富農佔農村入口僅14.6%，而佔有土地黨達 81％，其因兼併而土地集中的情況可以概見。

　　由於“土地恐慌”，在封建土地關係下也必然造成土地經營的日趨破碎．小土地所有者抱住小塊土地不放；大土地所有者為了充分榨取高額地租，利用農民渴求土地耕種，寧願分成小塊出租。這當然也與當時生産力不發達有關。至於少數“經營地主”，受資本主義思想影響有所萌芽，但在當時畢竟還不是主流。

　　以上這些，我認為都是由“土地恐慌”派生出來的一些重要問題。

　　至於帝國主義的侵略，便是在這些複雜的社會矛盾中添加了催化劑，把它更加激發罷了。(1)如帝國主義者索取大量的賠款，加重了農村的賦稅。地主將它轉嫁到農民的身上，使農民日趨破産：(2)如帝國主義的教會、租界也參加了土地的剝奪。。如內蒙古一帶教堂特別多，教士多從事土地投機。1904— 1909年在綏遠便佔去土地1370平方公里。外國在我國各地強設的租界也非法大量侵佔其附近土地，上海漢口租界均是如此。甚至官員也私售土地與外人，如湖北一個遣員將“川地六萬畝私售于德法兩國”。②(3)如外國農産品傾銷，促使了整個農村的破産。我國的蠶桑、茶葉、棉花，煙草、花生、大豆等，到了清朝末年都有了相當大的發展，但是，由於帝國主義的競爭傾銷，又使它受到沉重打擊而趨於衰落。如蠶絲，到1909年日本生絲出口量就，超過了我國；如棉花，1902年美棉收穫量佔全世界總額5l%；如茶葉，日本、印度錫南的品種，品質，均後來居上。1873年，日本出口的綠茶還只有中國的59甲o，三年後，即1876年，它的出口即超過—r中國的一倍。總之，向外，我們競爭不過它們，向內還受到它們傾銷的壓力。農民生産連成本也難收回，於是形成破産的悲慘局面。

　　中國當年土地問題的實質是這樣，而時代恰處在中國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轉化的急劇過程中，中山先生活在這一特定歷史環境之中，他看到城市地價的猛漲，土地的日益集中，農村的日趨破産，土地經營的破碎，地租的不合理等現象，認為是中國革命中應解決的問題。但是，他認為中國與資本主義先進國家比較，相形之下，整個國家是落後與貧窮。至於財富的懸殊，應以同歐美資本家與工人的差距來相比，我們中國只能算是“大貧與小貧之分”。他認為中國革命後，將使産業獲得蓬勃的發展，我們必須避免走資本主義國家貧富懸殊的龍路，所以，他提出“平均地權”的綱領，希望“共將來的産”。至於將來的産如何來共，具體措施應該如何，他帶著這個問題向西方資産階級去探索真理。

　　 二、中山先生向西方尋找到的真理

　　中山先生從事革命活動，在海外的時間居多，本身又是受了歐美資産階級教育的熏陶，所以，歐美進步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思潮，對他的影響也是很大的。大體上説來，他的土地思想早期主要是受米爾(John St，at Mill 1 806—1 876)、亨利喬治(Hen ry乙“osge 1 839一1897)這個體系的思想的影響，中期主要是受達馬熙克(Adosf Damaschke)單威廉(W．Sehsarileis)這個體系的思想的影響，這一點很重要，卻偏被許多人忽視廠；晚期則受到俄國革命的共産主義思想影響。可惜，這方面中山先生來不及詳細具體的闡述便逝世了。我們僅僅是了解他提出的“以俄為師”這個明確而堅定的方[句罷了。

　　 (一)早期思想

　　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封建的土地關係成為它前進中的絆腳石，寸：是必然成為它的主要打擊對象。十六世紀後期，英國已開始了土地國有化運動。著名的學者如斯賓塞爾(Thomas Spence 1750—1 814)，他在“自由的正午”演講中，便提出了：土地是人類天賦的生存權，應歸村鎮或教區所有。到了米爾，認為土地私有不正當，地主獨佔地租是與社會的正義不符，主張把將來發生的地租沒收歸公。他們當時都是英國鼎鼎有名的學者，振臂高呼，影響至巨。其後，風靡一時的要算是亨利喬治的學説了。．他的名著是1882年出版的《進步與貧困》。他認為： “土地是住所，是人類在其上取得全部需要的倉庫。” “人人都有使用土地的平等權利，正如人人都有呼吸空氣的平等權利一樣。”①因此，他認為社會財富的增加，技術不斷的進步，獨佔地租的不斷上升，地主坐享其成，不勞而獲，而工人卻日趨困窮，實屬極不合理，所以，認為土地的“私有是盜竊，地租是贓物”。主張沒收全部地租，抽土地單一稅。他比米爾激進。當時，他的學説在美國並沒有受到重視。學者還譏他是“業餘經濟學家”。因為當時美國地廣人稀，“土地恐慌”還不感到嚴重。可是，大西洋彼岸的英國卻全然不同，那裏“土地恐慌”嚴重。圈地運動的高潮雖已過去，人們餘悸未消，大家對土地問題如何來．解決，極度關心，因而亨利喬治的學説受到重視。正如馬克思比耳(M．Beer)説的：“八十年代英國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有五分之四受過亨利喬治學説教育過的。”孫中山先生是讚賞亨利喬治的學説的。1911年，中山先生在關於社會主義的演講中，在介紹亨利喬治的學説中説道：“他．曾著一書名為《進步與貧困》，其意以為世界愈文明，人類愈貧困，蓋于經濟學上均分之不當，主張土地公有。其説風行一時，為各國學者所贊同。其闡發地價稅之理由，尤為精確，遂發生單一稅社會主義之一説”。①又説：”亨利之學説，深合於社會主義之主張，而欲求生産分配之平均，亦必先將土地收回公有。”②不僅如此，孫中山先生還將馬克思與亨利喬治相提並論，他指出：“亨氏(指亨利喬治)與麥氏(指馬克思)二家之説，表面上似稍有不同之點，實則互相發明，當並存者也。世界地面本屬有限，所有者壟斷其租稅……據社會主義之經濟學理，不應為個人所有，當為公有，，蓋無疑矣。亨氏之説如是。麥氏之説，則專論資本謂資本亦為人造，亦應屬於公有。” “綜二氏之學説，一則土地歸於公有，一則資本歸於公有。” “社會主義家則莫不主張亨麥二氏之學説，而為多數工人謀其生存之幸福也。”③但中山先生認為馬克思“只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所以，馬克思只可以説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並説： “我們講到民生主義雖然是很崇拜馬克思的學問，但是不能用馬克思的辦法到中國來實行。”④……綜此而言，孫中山先生站在資産階級民主主義者的立場，對亨利喬治的學説全般接受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學説則尚持批判的態度．這是顯而易見的。雖然如此，中山先生仍不愧是偉大的民主主義先行者。因為他極力向西方吸收解放思想，又看到西方社會必須從資本主義梏桎下解放出來，因此必然産生中國民主派對社會主義的同情，産生他們的主觀社會主義。”

　　 (二)中期思想——受達馬熙克的影響

　　達馬熙克博土(Dr Adosb Darflasela ke)是德國人。德國在十九世紀末，即歐戰發生前三四十年，工商業的發展速度極為驚人。這時，財富大量集中，人口涌入都市，地價暴漲，土地問題因之日趨嚴重，於是相應地産生了一批急進的土地改革運動思想家。他們對土地私有權實行愈來愈多地限制，企圖使土地私有制度逐漸消滅于無形一達馬熙克的信徒，，對中國有一定影響的人物則為單威廉博士(W．Sehsameis)。他原在德國任達馬熙克的秘書。1 885年來華，曾任德國駐廣州領事館的通譯，1898年任德國膠州灣租借地行政委員，著有“膠州之管理”一書為之制定“土地行政條例”，他將達氏土改理論在膠州灣大力推行。1924年，單威廉奉中山先生電召南來廣州，任廣州市政府的顧問。他曾經親手起草了土地稅原則、登記條例等，這便為後來國民黨的土地法奠下始墓。①當時，單威廉在J“州主張地價稅採用高稅率，因根據經濟理論， “地稅貴，地價趨廉，生産趨於發展”。所以，他提出以地方貨款平均利率即10甲。為稅率。中山先生與廖仲愷則主張輕稅。以免阻力過大，贊成1甲。稅率。從這裡也可以看到中山先生對實行“平均地權”所採取的措施，比達氏。單鹹廉的還要和平。

　　(三)晚期思想——向蘇聯學習

　　中山先生是非常崇拜馬克思的，他在著作中多次地推薦他。他曾説：“現在研究社會主義的人，也沒有哪一個不是崇拜馬克思做社會主義中的聖人。②”這樣，才産生他，“以俄為師”的崇高思想。所以在1923年1月發表了“孫文越飛宣言”，指出中國革命的中心任務是爭取中國的獨立與統一，蘇聯人民將予以真誠的援助。
1924年1月，在廣州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宣言中，宣佈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

　　同年11月，中山先生應邀北上討論國是，不幸因患重病，于次年(1925年)3月 1 2月在北京逝世了。

　　 三、中山先生“平均地權”思想體系

　　研究中山先生“平均地權”思想，我們只有從他的整個思想體系去看，才能較深入地了解他提倡“平均地權”的真義。

　　孫中山先生是具有中國文化優良傳統的革命思想家。他繼承了中華民族“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純樸原始共産主義思想，他具有中國人傳統道德觀念的“天聽民視”“民胞物與”的愛民思想，他具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農民平均主義思想，他具有中庸之道的觀點，主張階級調和，故臨終仍不斷呼籲： “和平，奮鬥，救中國!”……這些思想浸透在他的全部著作與講演中。他從中國文化固有思想的基礎上，再吸收當時西方文化的先進思想如自由，平等、博愛、和平，民主．人道等觀點，於是形成他自己的思想體系。由於他是忠誠的民主主義的戰士，具有偉大革命襟懷，一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與俄國革命的實踐，在革命前進的道路上，自然地很容易昇華成為科學共産主義者，不幸地是他過早地與世長辭了。

　　中山先生“平均地權”思想，較完整的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中表述出來。宣言中指出： (一)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徵收法及地價稅法，由政府進行土地管理及徵稅事宜；(二)私地由地主報價，國家就價徵稅，必要時依價收買。 (三)國家當給佃農以土地，資其耕種……這便是中山先生“平均地權”的主要思想內容，它將亨利喬治的土地理論，達馬熙克的土地改革理論和他自己的“地主自報地價”“耕者有其田”“共未來的産”等思想融合進去，形成他自己獨特的，認為適合中國國情的較系統思想．過去，有不少學者誤認“平均地權”是主張土地國有；也有人誤認“平均地權”就是“耕者有其田”。這都是錯誤的。中山先生“平均地權”的思想的産生：一方面是在國內看到農村的破産蕭條、土地荒蕪，主張“地盡其利”；另一方面是在西方看到都市地價猛漲，少數地主坐享其成，主張“共未來的産”。因受達馬熙克影響，先注意城市土地問題，而後注重農村土地問題——提出“耕者有其田”，從而達到：國家控制土地的最高所有權，人人有平等使用：卜地之權力，並能防止土地濫用、惡用，以達到地盡其利的目的。從上述引證中，完全可以證實中山先生確實是這麼一個思想體系。共産黨人也承認他沒有“徹底的土地綱領”，①這也是無庸諱言的。

　　 四、“平均地權”思想對後世的影響

　　中山先生逝世以後，研究中國土地問題的學者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體系，各自具有自己的獨立見解。

　　一是《獨立評論》派的學者，他們認為中國土地問題的癥結是地少人多，唯一辦法是節制人口。他們對“平均地權”興趣不大。他們認為“國土只大，可以利用的不到百分之二十。”“人口壓迫已達世界少見的嚴重”。翁文灝，李四光、吳景超都屬於這一觀點，馬寅初也是如此。他們理論闡述較多，具體實踐很少，可以稱得上是中國的經院學派。

　　 二是中國地政學會派的學者，他們認為中國土地問題的癥結是地未盡其力。認為解決土地問題的辦法是推行土地改革運動，使人人有平等使用土地的權利。政府干涉地主對土地的濫用、惡用和壟斷。他們忠實地執行中山先生上述的“平均地權”的思想。他們大力介紹西方土地國有理論．提倡“二五減租”，“扶植自耕農”等；主張實行地價稅，土地增值稅；主張建立土地銀行，發行土地債券，大量收買私有土地等。他們成立了“中國地政學會”，從事理論的研究與宣傳，成立了“中國土地改革協會”，從事群眾的活動與促進土地改革的實踐。其領袖人物為蕭錚，他擔任了這兩個團體的理事長，他寫的“平均地權的真諦”，可做為這一派思想的代表作。②其他，如高信、黃通，萬國鼎，洪瑞堅諸人或從事土地理論，或從事土地金融，或從事土地測量登記等專門研究，出版有大量“地政叢書”，它可以説是國民黨土地改革的正統派。

　　國民黨政府于1930年6月30日明令公佈了《土地法》，將國民黨總綱中原規定的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徵收法，地價稅法等四種法令，合而為一，總名稱為《土地法》。但在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土地改革取得的成效甚微。待到臺灣以後，迫於形勢，1949年實行了二五減租。1951年公佈“臺灣省放領公有耕地扶植自耕農實施辦法”，到1958年，計放領耕地275305戶，承領戶達139688戶。到1959年，自耕農佔有耕地面積達 85．7%。實際上它是解放了地主，即把地主從土地經營中解放出來，把地主束縛在土地上的資金解放出來，投向工商業，這就是促使了臺灣經濟的騰飛。根據臺灣1985年“農業普查初步統計'，現農業人口逐漸減少，由1980年的五十四萬口，減少到1985年的四十二萬口：耕地面積也在減少，由1980年的七十多萬畝，減少到1985年的六十二萬多畝；但農業機械化的程度卻大大增加，以重要的曳引機來説，增加了三倍七。農民生活卻大大提高，如彩電49．35甲。的農戶已有，電冰箱97．8甲。的農戶已有，摩托車89．42甲d的農戶已有，洗衣機68．6%的農産已有。電話增加最多，74．13甲。的農戶有了。……這是由於臺灣地方小，日偽産業沒收的較多，國民黨的整個資金集中臺灣，所以收效很大；然而推行“平均地權”的土地政策，其功亦不可沒。

　　三是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的學者，‘他們認為中國土地問題的癥結是封建的土地關係束縛了生産力的發展，解決的唯一辦法是以革命的手段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他們的觀點同共産黨人的觀點相同，當年蘇區的土地運動固然初期存在一些缺點，但由於國民黨的“圍剿”，最後，遭到徹底的破壞。長征到陜北後，共産黨人提出全民族團結抗日的統一戰線，對封建土地關係提出減租減息運動，藉以緩和矛盾。但為了教育農民，積蓄革命力量，這一派學者著重揭露大地主的土地兼併，封建地租對農民的嚴重剝削，農民生活的困窮，農村經濟的破産，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剝奪造成的悲慘局面等。他們出版有《中國農村》，作為宣傳陣地。其代表人物有馮和法，錢俊瑞，孫曉村、孫冶方，薛暮橋，駱耕漠等人。他們對揭露國民黨土地政策的欺騙性，對動員農民認識土地問題的實質，對解放後推行土地改革運動的思想教育等，都起到巨大的作用。

　　解放後，人民政府進行清匪反霸，減租退押，總結老解放區的土改經驗，于1950年 6月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個廣大的土改運動，以便徹底消滅封建土地制度。到1952年9月止， (加上三年前已完成土改的老解放區)佔全國人口90%以上地區完成了土改工作，三億農民分別得了約7億畝土地，每年免去了農民向地主繳納的3000萬噸以上的糧食地租，大大地提高了農民的階級覺悟，解放了農村的生産力，鞏固了工農聯盟的基礎，為農業社會主義的改造創造了條件，為印度支那(越，老、柬)作出了解決土地問題的光輝榜樣。

　　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權”思想，自1905年提出來以後，在整個中國産生了巨大的影響，延續了一個半世紀，在大陸、在臺灣，在不同的道路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這是令人景仰的。 （作者：魏萬，《團結》總第20期）

 
（來源：河北團結網）

編輯：齊曉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