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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望的由來和演變

  時間:2006-04-25 14:10    來源:     
 
 


  “郡望”一詞,是“郡”與“望”的合稱。“郡”是行政區劃,“望”是名門望族,“郡望”連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國範圍內的名門大族。

  秦漢以後,隨著家族的繁衍遷徙,姓氏原有的以血緣論親疏的文化內涵逐漸淡化,而以家族地望明貴賤的內涵成了姓氏文化最為突出的特點。地望,即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指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每郡顯貴的家族,意思是世居某郡為當地所仰望,並以此而別於其他的同姓族人。歷代的姓氏書中,其中有一類是以論地望為主(如唐代柳芳的《氏族論》和南朝劉孝標的《世説新語》)。《百家姓》刻本,也往往在每個姓氏前面註明了“郡望”。如魏晉至隋唐在我國北方形成的“四大郡望”:范陽(今北京至河北省保定一帶)盧氏,清河(今河北省清河一帶)崔氏,滎陽(今河南省鄭州一帶)鄭氏,太原(今山西省太原一帶)王氏。

  “郡”是由春秋戰國到秦代幾百年間逐漸形成的地方行政區劃。春秋時,秦、晉、楚等國有邊地設縣,後逐漸在內地推行。春秋末年以後,各國開始在邊地設郡,面積較縣為大。戰國地在郡下設縣,逐漸形成縣統于郡的兩級行政區劃制。秦統一中國後,分全國為36郡,後增加到40多郡,郡下設縣。郡、縣長官均由中央政府任免,成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權組織的一部分。漢至隋唐繼承了秦代的郡縣制,但是具體的郡縣劃分有所沒。隋唐時代,往往州、郡的名稱能相互代用,但大多數時期稱“州”不稱“郡”。到了宋代,“郡”的行政區劃已經作廢。

  但“郡望”作為專指某些地域某一名門望族的習慣用語,卻保留下來。並與門閥制度緊密相連,在封建社會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中沿用不衰。

  所謂門閥,亦即門第閥閱,指封建社會世代顯貴,影響大,權威高的姓族家門。這些所謂“高門大姓”一般地説由家族人物的地位、權威和聲望自然造成,一旦形成則顯赫無比,十分威嚴,並世代傳承。有時官方尚作明確規定,宣稱某稱為望族大姓,甚至具體劃分姓族等級,確定門閥序列,各姓族權益的地位不等,這就是所謂的門閥制度。

  門閥制度始於西漢,漢代劉氏皇族引經據典,論證其為帝堯之後,是高貴的血統,聲稱他們天生是要稱王做帝的。東漢時期,門第等級觀念已十分盛行,門閥制度初步形成。一些官宦、名流的宗族親屬往往高官厚祿,數世不衰,如弘農華陰楊氏四世四人官至三公,汝南汝陽袁氏四世五人位至三公、汝南平輿許氏三世三人官居三公等,皆成為當時令人稱羨的高門望族。

  由於某一姓氏的姓源或發祥、聚集、變遷之地非止一處,於是一姓常常不止一個郡望,但通常以其中一個郡望為主,以區別主從及尊卑。

  在門閥制度盛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與高門望族相比,門第較低,家世不顯的家族則被稱為“寒門”、“庶族”。他們即使也有一定的土地、財産,其成員也有入仕的機會,但總的説來,他們在政治生活中極受壓抑,其社會地位也無法與門閥士族相比。當時用以銓選官吏的“九品中正制”正是這種門閥制度的集中表現。所謂“九品中正制”就是根據門閥家世、才行品德,由各地“中正官”採納鄉里輿論,將人才分為九個等級進行推選,以任用官吏。

  但是,以家族為基礎而盤踞于地方的門閥士族,很快就壟斷了薦舉權,其結果便是只論門閥家世,不論才行品。出身於名門望族的“衣冠子弟”,即便無才無德,總被列為上品優先入仕,得授清貴之職,而出身孤寒的庶族子弟,即便才德超群,也被列為下品,即使入仕,也只可能就任士族所不屑的卑微之職,以致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

  門閥士族不僅各自控制地方權力,同時還左右朝政,國家法令又明文規定士族有蔭族、襲爵、免役等多種特權。士、庶這間有嚴格的區別,所謂“士庶之別,國之章也”。士族自視甚高,不與庶族通婚。如有士族與庶族通婚,或就任一般由庶族人所擔任的官職,稱為“婚宦失類”,是十分恥辱的事,會因此而受到排擠和嘲諷。

  在門閥制度下,不僅士庶界限十分嚴格,而且不同姓氏也有高低貴賤之分,甚至在同一姓氏的士族集團中不同郡望、堂號的宗族也有貴賤、尊卑之分。唐代柳芳在其《氏族論》中對此作了明確的論述:在南北朝時,“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為“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以上“僑姓、吳姓、郡姓、虜姓”合稱“四姓”,“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選”。

  即使在上述“四姓”中,也因門第閥閱而有等級高下之分:凡三世有位居三公者為“膏梁”,有令、仆(射)者為“華腴”,有尚書、領、護以上者為“甲姓”,有九卿若方伯者為“乙姓”,有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為“丙姓”,有吏部正副郎者為“丁姓”。

  為維護、推行門閥制度,載錄門第、區別族係的譜牒之學因而十分盛行。在南朝劉孝標所注的《世説新語》中,引證的家譜、家傳達數十種之多。這種別貴賤、分士庶的門閥制度,不僅的魏晉南北朝時十分流行,而且影響深遠,成為維護封建社會等級制度的準則習俗。南宋鄭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對此有一段十分精闢的論述:“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係。官之選舉必由簿狀,家之婚姻必有譜係。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譜事”,以便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

  在封建社會裏,最尊貴的姓氏是皇帝的姓,稱為“國姓”。皇帝對有功的臣僚賜“國姓”以示褒揚,接受賜姓者無不以此為榮。

  劉漢王朝時就明文規定,凡劉姓之人就可免除一切徭役,享受“六百石”的中級官吏的待遇。李唐王朝的編修姓氏書中,也明文規定了姓氏尊卑的排列。唐貞觀十二年,吏部尚書高士廉奉詔撰修《氏族志》時,因沿襲魏晉南北朝舊例,以山東崔姓為第一,皇族李姓為第二,唐太宗大怒,親自出面干涉,改要姓為第一,外威之姓為第二,崔姓降為第三。武則天執政時,修纂《姓氏錄》,改武姓為第一。

  唐時,隴西李氏、趙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和太原王氏,並稱“五姓七族”,門第最為清高。子女婚嫁首重門第。即使身為宰相的李義府也因不屬“五姓七族”中之望族,在為其子向山東崔氏求婚時,也遭精通拒絕。

  最能説明姓氏貴賤,而且一直流傳至今影響深遠的姓氏書,當數宋朝編撰的《百家姓》。《百家姓》的前八姓是“趙錢孫李,周吳鄭王”。趙姓是國姓,當然位居傍首,錢為吳越王之姓,其餘六姓為皇后外戚之姓。

  門閥制度下,姓氏直接影響著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婚姻問題,以至前途命運。甚至連日常交往、場面坐次亦明確有別,西晉文學家左思在《咏史》詩中曾對這種不合理現象做了尖銳的批評,詩曰:“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草。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詩中“金張”指西漢宣帝時的權貴金日石單和張安世,他們的後代憑著祖先的世業,七代為漢室高官。而奇偉多才的馮唐(即詩中之“馮公”)卻因出身微門,竟一生屈於人下,不能展露其才。

  這種以地望明貴賤的現象,從某種程度上説是姓氏延續了古代以氏論貴賤的傳統;列出姓氏的郡望也使姓氏在發展繁衍的過程中,有了一個比較清晰可尋的主流與支流脈絡。歷史上,一般姓氏,都有多個郡望,説明它們是由古代同一個或幾個“根”上在不同的時期衍生出來的“分支”、旁系而已。

  隋唐時期實行開科取士,任官選吏不全論出身,世家大族失去了政治特權,但卻産生了一大批新的宗室親貴和功臣元勳,即新的士族集團。到宋代,郡的行政區劃已經取消,《百家姓》中所標明的“郡望”,乃是沿襲魏晉至隋唐時期所形成的名門望族的地理分佈。但由於長期形成的以姓氏、郡望標明出身門第貴賤和社會地位的影響,以郡望標注姓氏的習俗,仍然十分盛行。清王士禎《池北偶談》雲:“唐人好標望族,如王則太原,鄭則滎陽,李則隴西、讚皇、杜則京兆,梁則安定,張則河東、清河,崔則博陵之類,雖傳志之文亦然。”這裡王氏説到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由於唐代士人好標郡望、多題郡望,以官方修史亦不詳細考辨人物多家鄉籍貫,而姑且題署郡望了事,時風所在,竟成為所謂修史之“原則”,造成了歷史人物籍貫的極大混亂。唐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對此制頗為不滿,他曾參與纂修國史,在寫李義琰傳的時候,因為義琰家住魏州昌樂,已有三代之久,所以如實寫道:“義琰,魏州昌樂人也。”結果監修官竟指責他違背了寫史原則,要他照李氏郡望改為“隴西成紀人”(事見《史通邑裏》)。

  宋代人亦常以郡望自標,比如,劉分攵有兩種著作分別題為《彭城集》和《中山詩話》,這裡,彭城和中山均為劉氏郡望,並非其人籍貫,劉分攵之籍貫在臨川新喻(今江西新餘)。姚鉉本是廬州人,卻自題郡望曰“吳興”。

  明清時人也不乏標識郡望之例。如,明代鄭真本是浙江鄞縣人,其別集卻題為《滎陽外史集》,滎陽者,鄭氏郡望也。清代薛雪,蘇州 人,卻自題郡望曰“河東”。

  郡望現象到現在尚不絕跡,歸因於人們的尋根念祖的觀念意識。現在人們還很重視自己姓氏的來歷和郡望,特別是現代寓居異國他鄉的華人,大都把自己的姓氏、郡望、家譜視為命根子,常常以同姓、同郡望來聯宗認親。據資料統計,在當今臺灣2200萬人口中,漢族佔96.4%以上,幾乎每一個姓氏都保留著傳統的姓氏郡望,以示不忘對故土先人的眷戀之情。臺灣同胞每遇紅白之事,多在門前懸挂標有郡望的燈籠,以示世人。

  尤其近年來隨著全球尋根熱的興起,海外炎黃子孫紛紛歸國,旅遊觀光,尋根問祖。姓氏郡望成為他們追尋家世淵源,謁祖朝宗的重要依據。“姓氏郡望”這一傳統的歷史文化遺産,在團結海內外炎黃子孫,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等方面,仍具有現實的意義。

(來源:中華姓氏尋根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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