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埔軍校同學會宣傳部 王雲山 撰稿

　　八十年前，在蘇聯共産黨和共産國際幫助下，在廣州黃埔島，國共合作建立了現代中國第一所軍事政治學校。當時祖國四面八方的志士英豪，雲集黃埔，廣州成為中國革命運動的中心。短短的幾年裏，“革命的黃埔”培養了不少軍事、政治人才，“黃埔學生軍”馳騁沙場，開展了極其壯麗的偉大鬥爭，取得了巨大功績，為完成打倒列強、剷除軍閥的歷史任務，開闢了武裝鬥爭的道路。黃埔軍校在中國現代革命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産生過深遠影響。

    國共兩黨合作創辦黃埔軍校，究竟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地點、在怎樣的情況下決定的？籌備過程中有哪些變化？過去，有許多問題説不清。現在，馬林的女婿貢獻出大量馬林在中國活動的史料；蘇聯政府解密了大量文件、電報；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近代史所，李玉貞、杜魏華等研究員，花費了大量心血，主編了不少著作，為研究這段歷史提供了許多寶貴的資料，使得部分史實得以澄清，遺憾的是還有一部分檔案材料在臺灣，至今我們還不能看到。

    綜觀黃埔軍校創辦的歷史資料，當時的形勢複雜紛紜，其中的艱難是難以想像的。創辦過程中，國共兩黨的領導人直接見面不多，其中起穿針引線、搭橋鋪路的主要人員有：共産國際代表馬林，蘇聯駐中國大使越飛、加拉罕，全權代表鮑羅廷，中共代表張太雷等。

    現在我們看到的黨史資料中，中共領導人有關籌備黃埔軍校的具體談話或文字記錄不多。但是，所有史料都明顯地指出，創辦的全過程中共領導人自始至終都是參與的。例如：1923年12月16日，鮑羅廷與瞿秋白在上海曾有一次談話，參加談話的有鮑羅廷、瞿秋白、維裏傑，談話背景是有關“孫逸先博士訪問團”赴蘇聯訪問的情況。

   “維裏傑問：您了解到莫斯科去過的那個王某人（指王登雲）嗎？?

    瞿秋白：他是個XX，我早就建議不要派他去。

    鮑羅廷問：蔣介石什麼時候回來的？

    瞿秋白：昨天早晨，可我還沒有見他。陳獨秀也沒有見他。我只見了沈玄盧，他是中共黨員，是我們的組織者。”

    接著瞿秋白向鮑羅廷介紹了沈玄盧反映訪問團在蘇聯參觀訪問的情況，以及訪問團成員互相意見不一致的問題，鮑羅廷要瞿秋白報告陳獨秀。

   “瞿秋白：我一定把此事告訴陳獨秀同志”[1]。

    以上這段談話可以看出，關於赴蘇聯考察的人選，中共領導是研究過的。訪問團的任務，主要是學習蘇聯辦軍事學校的經驗、談判軍事援助的問題。可見，關於籌備軍事學校的問題，中共領導人是知道的。張太雷參加了許多重要會談活動，可惜他犧牲太早，沒有能把他與中共領導人彙報、協商的情況記錄下來，留下一段空白。

    從籌備過程看，創辦黃埔軍校大體可以分為：初步醞釀、談判學習、具體落實、正式成立等四個階段。

一、初步醞釀

    1921年12月，奉列寧派遣，秘密來華的共産國際代表馬林，在張太雷的陪同下，在中國南方進行了長達四個多月的考察。在廣西桂林與孫中山等國民黨領導人第一次見面，舉行了長達9天的會談。這9天的會談與四個月的旅程相比，時間不算太長，但是對於中國革命歷史來説，這次會談是特別重要的。

    因為是第一次見面，談不了那麼深。9天會談的內容裏雖然沒有具體談到創辦軍事學校的問題，但是，雙方對中國革命戰略問題的共識，對爾後創辦軍事學校起到重要作用，這是一次奠定思想基礎的會談。

    馬林在1923年2月，把這次談話概括為：“中國革命分子採取的方針是在南方集聚力量，在那裏佔領一塊領土，組織革命軍隊，把革命擴展到北方，武力推翻反動軍閥政權，以革命綱領為基礎，把中國建設為一個獨立統一的國家”。[2]這就是孫中山關於武裝統一中國戰略思想。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雖然遭受很多挫折，但他卻以無比堅韌的力量，熔煉成鋼鐵的意志，來繼續面對反動軍閥的決戰。孫中山先生總結畢生的經驗，深刻分析近代中國的國情，得出中國革命“離開武裝鬥爭……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務”，“中國特點之一”，就是要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為了達到結束國家分裂的局面和實現祖國共和統一的目的，必須把“舉行北伐，統一中國”作為既定的統一戰略，要建立革命的武裝力量。“務必保住華南，將其作為中國革命運動的基地”。

國民黨對這次會談很重視，孫中山和國民黨的要員胡漢民、許崇智、陳少白、曹亞伯、林雲陔、朱卓文、李祿超、孫科等人都參加了會談，9天內進行了三次會談。

    由於這次會談是考察性的，雙方是第一次見面，只就一些大的原則問題進行交流，沒有具體談到開辦軍事學校的問題。但是，思想認識的統一，就是非常了不起的重要醞釀活動。

    由於蘇聯那時候的外交重點在北京，他們認為“國民黨的活動中心應該在北京”，不在南方。年青的蘇維埃政權誕生時，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在緊張進行，被沙皇政府拖入戰爭的俄國軍隊正在前線與德奧軍隊激戰。蘇聯國內，國家經濟遭到嚴重破壞，軍隊疲憊不堪，許多地區出現了反動勢力的暴亂，食品等生活必須品奇缺，供應極其緊張，鞏固國家政權需要時間。國際上，帝國主義國家敵視蘇聯，他們寄希望於蘇維埃政權的垮臺。英美法拒絕承認蘇聯，直到1922年，美國還一直承認沙皇的駐美大使。那時蘇聯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處理西線問題，在遠東，他們的外交重點則是爭取北洋政府和帝國主義列強對其外交上的承認，用當時的話説：“不得不同中國的正式政府打交道”，不想得罪他們，要急於與他們“套交情”。

    有進展的醞釀活動是第二次在上海見面。這次在上海見面，雙方舉行了深入的會談。因為這次會談有了新的背景：

    一是廣東的陳炯明1922年6月16日公開武裝叛變，把孫中山趕出廣州，懸賞20萬元殺孫中山，孫中山不得不在上海避難，處於革命的低迷時刻。

    二是馬林南方之行之後，完成了兩份報告，在北京向蘇聯公使館官員口頭彙報沒有解決問題，又返回莫斯科向共産國際執委會彙報，共産國際執委會對馬林的報告給予很高的評價，正式授權馬林為共産國際的代表。馬林在莫斯科認識了越飛，與越飛坐同一次火車回到北京，互相進行了深入的交流，結成了友誼。

    三是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過了《關於“民主聯合戰線”的決議》，提出聯合國民黨和其他革新黨派。馬林回到上海以後，8月29日，在馬林的要求下，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開特別會議，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濤、高君宇等五名中央委員全部到會。會開工林傳達了共産國際的七月決定和八月指示，堅決主張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建立國共聯合統一戰線。經過激烈的爭論，大家表示遵從共産國際的意見和指示，並決定中共少數負責人立即加入國民黨。

    孫中山先生畢竟是一名偉大的革命家，臨危不亂，在與蘇聯、共産國際和中國共産黨領導人的會談中，逐步形成了聯俄聯共的政策，使得他從此在戰略上取得主動和優勢的地位。

    這一段時間，先是到杭州出席西湖特別會議的中央委員李大釗在上海會見孫中山，這是國共兩黨領導人第一次會面，一見如故，“暢談不倦，幾乎忘食”，會談達成了李大釗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政治協議，為建立國共聯合統一戰線奠定基礎。

    接著，馬林再次會見孫中山，通報了返回莫斯科向共産國際彙報的情況，孫中山先生了解了共産國際關於中共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的決定和指示。

    在以上一系列會談協商的基礎上，馬林與越飛頻繁聯絡。於是，越飛派出他的軍事顧問格克爾，于1922年9月26日到孫中山寓所與孫中山先生進一步會談，馬林擔任記錄，這是蘇聯官方對孫中山政治態度的進一步了解和摸底。

    格克爾帶來越飛的意見，仍然是穩定蘇聯的對外關係，要孫中山同吳佩孚聯合“盡可能避免內戰，因內戰會引起外國列強的進一步干涉，也許還會（有）北京被佔領的情況”[3]。

    孫中山則總結多年來的失敗教訓，為了扭轉戰略上的被動局面，也調整了策略。這時，他認為同蘇聯建立公開的更緊密的聯繫是完全必要的，同共産黨合作的條件已經成熟，可以接受改組國民黨的意見。所以，9月4日，他在上海召開改組國民黨的首次會議上，即席解釋聯俄聯共的政策，這是新的非常重要的戰略佈局。當然這個戰略的前提是必須取得蘇聯對中國革命的支援。如果沒有蘇聯的援助和支援，在國民黨力量分散、中共還很弱小的情況下，也許中國革命的這段歷史將會改寫。

    所以，他向格克爾提出：“外國列強阻擾中國的統一事業。我們需要一個支援中國統一的朋友。只有俄國可以成為這樣的朋友”，希望“在中國西北邊界或土耳其斯坦（指新疆），擁有一支自己的由俄國提供武器和軍用物資的軍隊”，“無論如何一定要建立這支獨立的軍隊”，如果越飛同意，孫中山將“派一個軍事專家赴長春，與格克爾同志一起給莫斯科擬一個計劃”[4]。

    從同盟會時代開始，孫中山就很重視軍事鬥爭。他一面運動新軍，一面聯絡會黨。辛亥革命後，他主要是拉攏軍閥，所依靠的並不是自己的武裝力量，結果不斷失敗。在失敗中，孫中山逐步認識到組織革命軍隊的特殊意義和極端重要性。陳炯明武裝叛亂以後，他決定要根據蘇聯紅軍的經驗，建立自己的武裝。所以，這次孫中山第一次正式向蘇聯提出：在“西北邊界”建立“擁有一支自己的由俄國提供武器和軍用物資的軍隊”。史稱：“西北建軍方案”，這個方案就是“黃埔建軍方案”的雛形，先有“西北建軍方案”，後有“黃埔建軍方案”。這個方案的提出，標誌著“黃埔建軍”的醞釀已經有了眉目。

二、談判學習

    格克爾回北京向越飛彙報以後，于10月17日向蘇聯共産黨中央、史達林發了電報，報告了孫中山的最新態度。但是，要在西北建立一支軍隊，蘇聯更有軍事上的很大顧慮。越飛起初在思想上並沒有接受孫中山的要求。1922年11月7日，在越飛致馬林的信中，他講：“孫的關於在東土耳其斯坦建立一支革命軍隊的異想天開的計劃，我已經報告莫斯科”[5]。

    但是，形勢出現了可喜的變化，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肯定了越飛關於中國問題的政策，並對此政策作出了具體決議。責成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領導人托洛茨基、紅軍總司令加米涅夫等人仔細研究支援、援助孫中山的要求。[6]

    可能是得到俄共中央政治局的授權，越飛于1923年1月17日，特地由北京南下到上海拜會孫中山，李大釗、林伯渠、宋慶齡等也參加了，雙方就進一步商討以俄為師、改組國民黨、建立軍隊、建立軍事學校，以及如何援助中國革命和反對帝國主義等問題。對於這次會談，孫中山“極為喜悅”，曾吩咐侍衛無論何人都不予通傳和不許登樓。26日，發表了著名的《孫文越飛聯合申明》。雙方確認“當前中國最急最要之問題，乃在民國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獨立之獲得”，“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誠摯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據”[7]等，從而宣告孫中山聯俄聯共政策的確立，也標誌籌備軍事學校的談判取得了進展。在這次會談中，孫中山向越飛提出，想得到蘇聯200萬墨西哥元和建立10萬軍隊的物資裝備的援助。

    會談成果令人鼓舞，重振了低迷的軍心和士氣。越飛確立了“全力支援國民黨的政策”。他向蘇聯領導人報告：“孫中山是最接近我們（蘇聯）的，特別是在中國共産黨人加入國民黨，現在也還在陸續加入國民黨的時刻”，“在中國我們（蘇聯）唯一的朋友只能是孫”。並建議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和在共産國際的代表“沿著這個方向加強工作”，“務必保住華南，將其作為中國革命運動的基地”[8]。

    但是，共産國際的一些領導人並不是這樣看的，他們中有的人不同意這樣做，如：魏金斯基和薩法羅夫，他們曾經批評孫中山和國民黨“一味熱衷於軍事手段，不重視群眾性的鼓動和宣傳工作”，指責馬林把“莫斯科的指示篡改為天方夜談式的神話，粉飾孫中山的立場和國民黨內的情況”，要把馬林作為“替罪羊”，從中國撤回來。[9]

    歷史證明，馬林、越飛等人的膽識的確有過人之處，他們比共産國際的領導人更多了解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他們的思想觀念比共産國際的領導人要領先，還要突破。他們在蘇共中央和共産國際的積極活動，大有成效，成功地爭取到俄共中央政治局的支援。

    《聯合申明》發表以後，越飛前往日本熱海溫泉養病，孫中山仍對合作深有期望，專程派廖仲愷前往，繼續就改組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的細節進行商談。

    當時，蘇聯的處境很困難，財力十分有限。自己力有未逮，遑論支援中國。在中國工作的共産國際工作人員，經常拿不到經費，有時候甚至連發電報的錢都沒有，正常的經費一次也發不多，只是三百、五百的郵寄。就在這種情況下，蘇聯還是給予無私的援助。1923年 3月8日，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開會，決定向孫中山提供200萬墨西哥元的財政援助，派遣一批軍事顧問，在中國西部組建一個完整的作戰單位作為革命軍隊的基礎。同時，還指定由托洛茨基、契切林、拉狄克等三人組成專門委員會負責處理與孫中山的合作問題。

    不知是什麼原因，直到5月1日，遠在日本熱海的越飛才把這個決定發電報給在廣州的馬林，要馬林轉給孫中山。對於創辦黃埔軍校來説，這份電報很重要。因為在電報中第一次明確地告訴孫中山：“蘇俄方面願意協助他（孫中山）在華北或中國西部建立一個完整的作戰單位”，建立一個“各兵種內部軍校，而非野戰性質的部隊”，[10]用以在中國北部和西部的革命軍隊訓練軍事和政治幹部。

    據蔣介石後來回憶，孫中山曾派代表到北京與加拉罕談判，計劃在廣州辦軍事學校。而蘇聯人設想是選擇在華北和中國西部，辦“各兵種內部軍校”。為什麼？當時開辦軍事學校，急需的是蘇聯實質作戰物資的援助，特別是開辦軍事學校運送物資很困難，要是“依靠廣州太冒險，因廣州係英國勢力範圍和海軍力量中心”。

    孫中山接到電報後非常高興，不到十天，他就發電報給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電報熱情洋溢地稱：“貴國5月1日回電使我們感到大有希望。第一、我們當感謝貴國的慷慨允諾；第二、我們同意貴國的一切建議；第三、我們將用大部分精力去實施這些建議並派代表赴莫斯科詳細磋商”。[11]

    5月1日的電報，標誌著籌備軍事學校工作，進入新的里程碑。如果説以前的醞釀協商，只是在紙上，到了5月1日以後則是真正落實的階段。

    為落實這件事，蘇共中央、中國共産黨、國民黨三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蘇聯方面，1923年8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開會，加米涅夫、史達林、李可夫出席，會議通過由史達林提名的“任命鮑羅廷為孫中山的政治顧問”[12]的決議。

    中國共産黨方面，1923年1月，共産國際“四大”作出了《中國共産黨與國民黨關係的決議》。5月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發給中國共産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指示信，要求“國民黨和年青的中國共産黨的行動協調起來”，建立民族革命和反帝戰線，通過“三大”統一全黨思想，制定國共合作的方針和策略。1923年6月12日至20日，30多名代表在廣州參加了代表大會，中心議題是討論和確定國共合作問題。大會通過了《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經過熱烈爭論，最後決定，共産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幫助孫中山將國民黨改組為民主聯盟，建立革命的統一戰線。馬林也參加了大會。

    此外，廣東中共黨的組織起初對陳炯明的假革命的面貌認識不清楚。1920年陳炯明曾邀請陳獨秀擔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的學生、中共廣東領導人譚平山等在興辦雜誌等方面，接受過陳炯明的贊助。所以有一段時間沒有認真執行中共中央關於擁孫反陳的指示，中共中央動用了紀律處分，才使他們的立場轉變過來。

    國民黨方面，1923年8月5日，蔣介石奉孫中山之命，在上海會見了馬林，並與馬林、張繼、汪兆明等人一起商議組織“孫逸仙博士訪問團”，其任務是有關開辦軍事學校、爭取軍事援助的細節榷商。同時考察軍事、政治和黨務，請求經濟援助，邀請政治、軍事顧問速來廣州，幫助改組國民黨。

    雙方確定訪問團的成員：蔣介石、沉定一、王登雲、張太雷。其中國民黨員2人，共産黨員2人。蔣介石率領的“孫逸仙博士訪問團”是以秘密訪問的方式進行的，沒有公開報道。訪問團于1923年9月 2日到達莫斯科，由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接待，進行了多次會談和協商。在蘇聯訪問期間，訪問團參觀了144步兵團，海軍、空軍的軍事院校，“紅玫瑰”工廠，遞交了《中國軍事行動方案》，出席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會見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托洛茨基、斯克梁斯基、加米涅夫等領導。

    關於籌備軍事學校問題的會談有二次：

    1、9月10日，一到莫斯科，在蘇聯革命委員會大樓，訪問團與斯克梁斯基（托洛茨基的副手）、蘇聯紅軍總司令加米涅夫會談時就提出：“希望革命軍事委員會盡可能多派一些人到中國南方，以紅軍為楷模，訓練中國軍隊”，斯克梁斯基表示：“由於俄國人學習漢語困難，最好開辦專門招收中國學員的學校”，“應開辦兩所軍校：一為高等軍校，培養（不低於營級的）指揮人員，招收具有一定俄語知識的人，培訓名額約30人。地點在彼得格勒，或莫斯科。另一所為中等軍事學校，設在靠近中國的地區——符拉迪沃斯克或伊爾庫茨克，可招收一些多少受過軍事訓練的約500名中國學員。各地方當局在派送人員進入上述軍校時，必須保證政治品質，務須嚴格掌握，使忠誠的人員入學入校。”[13]

    2、1923年11月27日，訪問團臨回國前同托洛茨基進行了會談，托洛茨基向訪問團表示：“在目前各種軍事力量戰略對比的態勢下，無法援助孫中山的軍隊。不過我們可以開辦學校，讓中國革命者接受軍事訓練。”[14]

    這次訪問團的最大收穫：一是蘇聯人同意“為中國革命者建立軍校”，二是訪問團學習了蘇聯軍隊的組織制度、尤其是紅軍的政治工作制度。

    在談判中，蔣介石曾經提到：“原擬在廣州開辦軍校”，蘇聯沒有接受，為此他提議，“以該項建校經費來擴大派人（到蘇聯學習）數量[15]”。最後再次同托洛茨基會見時，蘇聯人同意單獨“開辦學校[16]”。蔣介石認為這是赴蘇的一大成果，他在11月12日寫給馬林的信中談到：“昨天我們與斯克梁斯基同志晤談，解決了軍事計劃問題。他強調中國本身要開展政治工作，並説在開展政治工作期間，我們可以為軍事工作進行準備。因此，他建議派3-7名有高級軍事職務的同志進參謀學院學習，在陸軍學校為30-50名忠誠同志開一個班，這是我們赴蘇的成果之一。”[17]一度由於談判過度勞累、成果不理想，蔣介石曾經要求去療養，自蘇聯人同意單獨“開辦學校”以後，他不再要求療養了。

    對於在西北建立軍事力量的龐大計劃，蘇聯人簡直無法接受這個要求。他們認為“應該從根本上堅決徹底樹立一個思想，即使在他們面臨著一個漫長的準備時期。軍事計劃，以及進而向我們提出純軍事方面的要求，一律要等到歐洲形勢明朗化和中國完成一定的政治準備之後再議。”[18]

    馬林不是中國人，也不是俄國人。起初他沒有得到什麼特別指令，只是遵循共産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精神，以記者的身份到中國開展革命活動。但在推動創辦黃埔軍校中，他參與了許多重大政策的制定工作，身份比較特殊。有的時候，他既是共産國際的代表，又是中共代表。

    訪問團到達莫斯科不久，馬林也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還與訪問團商議有關軍事工作提案的問題。由於馬林與共産國際領導人不和，處境很困難。但是，他仍對中國的革命事業很關心，還想第四次來中國。蔣介石曾給馬林寫信：“本想在離蘇之前給你赴華的旅費，但因這裡缺少經費，只能給張太雷同志留下約300墨西哥元作為他回國川資。我將匯錢給你，或先請向張太雷同志借用，日後我歸還給他。”[19]這份短短的書信，飽含了革命的艱辛。馬林、鮑羅廷、越飛等一大批國際友人，始終堅持不渝地支援中國人民解放鬥爭，他們應該是我們最為感激、不可忘記的好朋友。

三、具體籌備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組織“國民軍軍官學校”，先是擬以孫中山為校長，以後方醫院和測量局為校址。指派王柏齡、李濟深、沈應時、林振雄、俞飛鵬、張家瑞、宋榮昌等為軍校籌委會委員。後來又改變為：“成立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任蔣介石為籌備委員會委員長。校址經孫中山先生多次勘察，最後指定黃埔長洲島原廣東陸軍學校與廣東海軍學校為黃埔軍校校址。委任廖仲愷協助籌劃軍校開辦事宜。

    最終決定在廣州開辦軍事學校，這與當時的形勢和條件的改變有很大關係：

    首先，蘇聯的外交關係有改善。1920年以後，在蘇聯粉碎國內反革命武裝叛亂和武裝干涉取得勝利以後，世界形勢出現了新的特點，兩種社會制度及國家之間的武裝衝突被一個較長時間的停戰所代替，由直接武裝衝突過渡到和平共處的新時期。這時，蘇聯政府在改善與資本主義國家關係方面持積極態度，他們堅定地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為實現與資本主義國家關係正常化提供了條件，1924年英國率先與蘇聯建交。

    其次，鮑羅廷在到廣州的途中親自考察了海上運輸信道。鮑羅廷是史達林直接委派的代表、加拉罕的好朋友，錢對於他是不成問題的。他去廣州，可以有兩條路線可以選擇，陸路可以坐火車，水路可以坐客運輪船，但是他卻選擇了乘坐運牲口的小船，在一名蘇聯顧問波爾亞克的陪同下，與200隻綿羊一起經過臺灣海峽到達廣州，途中遇到了颱風，幸虧找到了避風港，不然就會同200隻綿羊一起葬身海底。為什麼會有這一趟冒險之旅？主要是這條海上通路是維繫蘇聯與廣州革命力量的“生命線”，只剩下了這條通路，它要提供創辦黃埔軍校最為重要的槍支、彈藥、通信器材等物資的供應。蘇共中央非常關心這條海上通路的安全。有了這次航行經歷，鮑羅廷直接了解了實地情況，為開闢蘇聯海參威經香港到廣州的海路信道打下了可靠的基礎。

    再有，鮑羅廷和孫中山的親密關係。據1927年採訪過鮑羅廷的蘇聯《星火報》記者説，鮑羅廷曾在紐約見過孫中山，由於鮑會英語，因而能夠同講英語的孫中山直接交談，這是他為數不多的本錢之一。鮑羅廷作為孫中山的總顧問。他既是蘇聯政府的代表，又是蘇聯駐中國大使加拉罕的私人代表。10月6日，他到廣州是拿著加拉罕寫給孫中山的介紹信，信中説：“希望鮑羅廷同志到廣州以後，情況會比以前（我為以前的情況深感遺憾）進展快些”[20]，有了鮑羅廷到廣州，蘇聯人更加放心了。

    最重要的，廣州的形勢出現了急轉直下的惡化，孫中山的地位極不穩定。當時，孫中山只有一支150——200人組成的私人衛隊可供調遣，而廣東軍閥隊伍的人數約有4萬人。1923年11月初，陳炯明企圖捲土重來，兵分四路猛攻廣州。廣州市內宣佈戒嚴，人心浮動。孫中山指揮滇、豫、湘軍開往前線抵禦敵軍，作戰表現不佳。不得以，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緊急召開各區分部執委聯席會議，動員全體黨員行動起來，保衛廣州革命根據地。

    在這種緊急情況下，建立軍事學校已經到了勢在必行的地步。1923年11月25日，國民黨臨時中央委員會在孫中山的主持下，通過了在廣州設立第一所軍校的方案。

    鮑羅廷在12月10日寫給莫斯科的《關於華南形勢的報告》，有具體記錄：“1923年11月25日，國民黨臨時中央委員會在孫中山的主持下，已經最後通過了按營的建制在廣州設立第一所軍校的方案（未能發現此方案）。與其他學校的不同之處在於，該軍校內有完善的政治部。校長由蔣將軍擔任，他就是孫中山派往莫斯科的代表，目前正在回國的路上。廣東省長廖仲愷被任命為政治部主任。已經選定了校址，近期內將整飭就緒，軍校即可正式開學了。軍校的費用每月約15000——20000美圓，要視情況而定，若是採納我們提出的三個連為一個營的建制，還是按孫提出的6個連為一個營的建制。”[21]

    根據鮑羅廷的報告，加拉罕在12月27日致電鮑羅廷，向孫中山詢問“如何把援助物資給他運去”，“一俟收到他的回答，政府就討論他的要求。”同時，加拉罕還通知鮑羅廷，訪問團在蘇聯之行提交的龐大計劃被否定了，今後的全部問題歸結到“必須展開政治工作和在軍校裏培養人才的建議上”。1924年3月27日，蘇聯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81次會議討論批准了給孫中山的財政援助，同意“按照1923年5月1日越飛致孫中山電報中所允諾的武器數量給以提供[22]”，開辦學校經費和物資也已得到落實。

1924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了“一大”，發表了宣言，選舉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共産黨的領導人有11位進入了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誌了國民黨改組的完成和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1月24日，正式宣佈在廣州黃埔島開辦陸軍軍官學校。孫中山親自任校總理，蔣介石任校長，廖仲愷任黨代表。

中共中央十分重視黃埔軍校的創辦，先後發出第61號、鐘字第22號通告，要求各地黨、團組織認真選拔黨團員和國民黨左派分子報考軍校。參加國民黨“一大”的共産黨代錶帶著為黃埔軍校招生的任務回到各地，進行了緊張的招生工作。一大批優秀的具有革命精神的學生被召到黃埔軍校學習。湖南、河南、北京、河北、山西等地的共産黨組織和青年團組織，在當地進行了秘密招生。毛澤東在上海還親自接待過報考的學生。

    在軍校第一期學生中，共産黨員、共青團員有五六十人，佔總人數的十分之一。共産黨員金佛莊原來在莫斯科，到廣州出席中共“三大”以後，就留在廣州，參加了黃埔軍校的早期籌備工作，軍校成立以後他歷任軍校教導團第2團第3營營長、黨代表、團長等職務。

四、黃埔軍校正式成立

    1924年6月16日，是軍閥陳炯明發動武裝叛亂兩週年的紀念日，黃埔軍校舉行開學典禮。孫中山偕夫人宋慶齡、鮑羅廷等出席大會。孫中山發表了長篇講話，勉勵軍校學生努力，將來成為革命軍的骨幹。他説：“我們今天要開這個學校是有什麼希望呢？就是要從今天起，把革命的事業重新來創造，要用這個學校內的學生做根本，成立革命軍。諸位學生就是將來革命軍的骨幹，有了這種好骨幹，成了革命軍，我們的革命事業便可以成功。”[23]

    黃埔軍校是一所新型的軍事學校。它以政治教育和軍事教育並重。黨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後來從黃埔推行到國民革命軍各級部隊，促進了軍隊的革命化。學校設立了政治部，周恩來是第三任政治部主任，惲代英、肖楚女、聶榮臻、高語罕等共産黨人在校內執教。他們言傳身教，信譽很高，素為學生所擁戴。

    黃埔軍校培養出來大批軍事、政治人才，成為革命武裝力量的核心和中堅。國民革命軍就是在它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共産黨人周恩來、李富春、朱克清、廖幹吾、林伯渠等分別擔任好幾個軍的國民黨黨代表，還有一大批黨、團員擔任下級軍官。廣東革命政府依靠這支武裝力量統一了廣東革命根據地，黃埔學生參加了平定商團叛亂，平定楊劉叛亂，二次東征和北伐戰爭，打垮了吳佩孚和孫傳芳的反動勢力，使革命發展到長江流域。黃埔學生曾被譽為“革命前驅”、“東方紅軍”。大革命失敗後，不少黃埔師生成為中國共産黨在各地發動武裝起義的組織者和工農紅軍的指揮員。

    歷史上，中國曾經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中華民族陷人遭受欺負、備受屈辱的悲慘境地。上百年來，救亡圖存,實現民族復興，成為中華民族志士仁人苦苦追求的目標。為此，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洋務派曾經發起了洋務運動,企圖通過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實現現代化,然而甲午戰爭的慘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徹底破産。中國民族資産階級改良派曾經主張通過改良走資本主義道路,實現中國的復興和強大,但他們的“戊戌變法”不到百日便被挫敗。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産階級革命派,最早喊出了“振興中華”這一深深打動幾代中國人心坎的響亮口號,經過艱苦的鬥爭,終於在辛亥革命中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但辛亥革命仍以與舊勢力的妥協而告終。從洋務運動到辛亥革命的歷史充分説明,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先進分子和民族資産階級由於其自身的階級局限性,不可能找到正確的民族復興道路,不可能肩負起領導民族復興的歷史重任。歷史已經證明,幻想“告別革命”，還是在舊制度下用“科學救國”、“工業救國”或者“教育救國 ”,是根本行不通的。

    以孫中山為核心的國共兩黨領導人,運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建立了國共兩黨聯合的統一戰線，創造性地實行了政治改革和軍事改革，開闢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的道路。

    黃埔軍校的創辦，為完成民族復興,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就是創辦革命的軍事學校，培養新型的革命軍官，建立國民革命軍，以武裝鬥爭統一中國,這才是一條符合國情的民族復興之路，這就是歷史的結論。

    

    [1] 《聯共、共産國際與中國》第102號文件，《鮑羅廷與瞿秋白的談話記錄》1923年2月16日。

    [2] 《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陳炯明倒臺後應否在廣州建立一個南方政府》1923年2月。

    [3] 《聯共、共産國際與中國》第39號文件，《格克爾與孫中山的談話》1922年9月26日。

    [4] 《聯共、共産國際與中國》第39號文件，《格克爾與孫中山的談話》1922年9月26日。

    [5] 《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越飛致馬林的信》1922年11月7日。

    [6] 《聯共、共産國際與中國》第55號文件，《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42次會議記錄節錄》1923年1月4日。

    [7] 《孫文越飛聯合申明》

    [8] 《聯共、共産國際與中國》第60號文件《越飛致俄共（布）、蘇聯政府和共産國際領導人的信摘錄》1923年1月26日。

    [9] 《聯共、共産國際與中國》第71號文件《東方部就1923年第一季度的工作向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報告》1923年4月4日。

    [10] 《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收越飛本年5月1日熱海來電——轉蘇聯政府致孫中山電》1923年5月1日。

    [11] 《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轉孫中山致越飛的電報》1923年5月12日。

    [12] 《聯共、共産國際與中國》第80號文件《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21次會議記錄》1923年8月2日。

    [13] 《聯共、共産國際與中國》第83號文件《巴蘭諾夫斯基關於國民黨代表團會見斯克梁斯基和加米涅夫的書面報告》1923年9月10日。

    [14] 《聯共、共産國際與中國》第97號文件《巴蘭諾夫斯基關於國民黨代表團會見托洛茨基的書面報告》1923年11月26日。

    [15] 《聯共、共産國際與中國》第92號文件《巴蘭諾夫斯基關於國民黨代表團會見斯克梁斯基和加米涅夫的書面報告》1923年11月13日。

    [16] 《聯共、共産國際與中國》第99號文件《巴蘭諾夫斯基關於國民黨代表團會訪蘇日程的書面報告》1923年12月5日。

    [17] 《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蔣介石致斯內夫利特的信》1923年11月12日

    [18] 《聯共、共産國際與中國》第91號文件《托洛茨基致契切林和史達林的信》1923年11月2日。

    [19] 《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蔣介石致斯內夫利特的信》1923年11月28日。

    [20] 《孫中山與共産國際》第257頁。

    [21] 《聯共、共産國際與中國》第101號文件《鮑羅廷關於華南形勢的報告》1923年12月10日。

    [22] 《聯共、共産國際與中國》第113號文件《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81次會議記錄》1924年3月27日

    [23] 《黃埔軍校史料》孫中山《陸軍軍官學校開學演説》1924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