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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經濟面臨的挑戰和政策方向述評
 
 
  來源:      日期:2006-03-16 12:26

 

  第二屆陳水扁班底中的新任“經建會主委”和副主委,在就職第二天(2004年 5月21日)的施 政報告中,先後分析了臺灣未來經濟形勢,提出了所謂“放眼國際,佈局全球”的三大施政方針。 對於臺灣經濟部門新官上任所燒的兩把火,筆者難以全面評價,必須等待今後的實踐來檢驗,現僅 就以下三方面談點個人看法。

                臺灣經濟面臨的“三大挑戰”

  胡勝正所談臺灣經濟面臨的三大挑戰是:“第一,大陸宏觀調控的後續發展;第二,美國升息 的影響;第三,國際油價持續飚升。”施政方針的具體內容包括:“一、主動爭取商機,進入南亞 、東歐等目標市場……;二、塑造較好的投資環境,整合島內的資源,……尤其要加強招商……; 三、正視區域經濟板塊的形成,一定要採取積極的動作加入區域經濟……特別要突破和美國的自由 貿易協定( FTA)談判。”這些挑戰,確實是客觀存在。美國升息和國際石油價格持續上升,無疑 對島內經濟影響很大。臺灣是個資源極其貧乏的海島,美國升息和油價上漲,必然使臺灣出現和加 重通貨膨脹的壓力,通貨膨脹造成物價上漲,成本增加,不利於産品出口。不過這兩大挑戰對臺灣 經濟來説並不是主要的、關鍵的,筆者認為“大陸宏觀調控的後續發展”對臺灣經濟的影響才是關 鍵、要害。

  祖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的20世紀80、90年代的20年中,曾對總體經濟先後有過三次宏觀調控 ,即1983—1984年,1987—1988年和鄧小平南巡講話後的1993年。當時臺灣當局對這三次“宏觀調 控”均無反應或反應甚微。可是,為什麼今年祖國大陸的宏觀調控卻被臺灣當局視之為經濟面臨的 巨大挑戰呢?筆者認為,唯一的原因就是兩岸經貿關係已密不可分。

  20世紀80年代,祖國大陸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宏觀調控是在“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 ,一死就放”的惡性迴圈中執行的;當時兩岸經貿起步不久,數量極少(1989年的臺商投資額僅1.55 億美元)。所以那兩次的宏觀調控,對臺灣經濟可以説是毫無影響。1993年祖國大陸的宏觀調控是 在市場經濟剛起步的情況下執行的,當時受鄧小平南巡講話的影響,兩岸經貿關係發展迅速,臺商 超過 1萬戶,投資金額增長到30多億美元,所以那一次宏觀調控,對臺灣經濟開始有所影響(如對 部分房地産商),但影響仍然有限,因為20世紀90年代初進入祖國大陸的多為臺灣傳統的中小企業 ,大企業、高科技業尚未大量進入。2004年祖國大陸開始的宏觀調控卻是在兩岸經貿關係高度緊密 的狀況下進行的,截止2003年,祖國大陸已成為臺灣對外第一大投資地區,合同投資金額約679.82 億美元,佔全島對外投資總額的75%;臺商約100萬人;項目近 6萬個。同時,祖國大陸也成為臺灣 第一大出口市場,出口額佔全島出口總值的 36%。另外,祖國大陸還是臺灣第一大順差來源,2003 年為近 300億美元。再者,祖國大陸也成為臺灣的第二大進口市場。總之,兩岸經濟已經到了“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步。過去有人形容美臺經濟是“美國打個噴嚏,臺北就要感冒”,現在卻 變成“北京打個噴嚏,臺北就重感冒”了。所以,當祖國大陸對某些過熱的行業實行“宏觀調控” 時,臺北股價立即下跌;當祖國大陸點名不歡迎“綠色臺商”時,也造成臺灣股市震蕩不已。可見 ,今後祖國大陸的任何動向,將不可避免地影響臺灣經濟情勢。

                “分散市場”乃冷飯熱炒

  為了應對祖國大陸宏觀調控對臺灣經濟的挑戰,胡、何二位負責人,提出了積極“放眼國際, 佈局全球”的施政方針,在三條具體措施中,重要一條就是分散市場,即“主動爭取商機,進入南 亞、東歐等目標市場”;“這些新興市場可視為日後臺商投資的重要據點……”。分散市場的措施 沒有錯,但筆者需要強調兩點:

  第一,它一點也不新鮮。因為它是1993年李登輝當政時期為臺商投資祖國大陸熱降溫推選的“ 南向”政策的重版,實踐證明,“南向”失敗了,早已束之高閣,成了冷飯一碗;現在只不過是對 這碗冷飯進行回鍋熱炒而已。一是它和“南向”政策的目的相同,都是為了減輕對“西進”大陸的 依賴和擴大臺灣經濟的國際空間;二是它與“南向”政策的手段也是一樣的,都是由官方政府出面 規劃、評估投資地點,幫助民營企業進入南亞、歐洲等市場。如果説這次分散市場與上回“南向” 有所不同的話,只不過規劃的範圍由南亞擴大到了歐洲而已。

  第二,可以斷言,它將與10多年前李登輝的“南向”政策遭到同樣下場。誠然,分散市場符合 市場經濟規律,無可厚非。但靠政治的力量去分散市場以達到疏遠與抵制兩岸經貿關係的目的,卻 又是與市場經濟法則相違背的。早在1994年,臺灣著名的聲寶集團董事長陳盛泗就曾形象地説過: “政府鼓吹臺商南向,就像幫臺商找婆家,但時代不同了,不是父母説嫁就嫁,女兒願不願意嫁才 是關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陳水扁在“大選”之後推行的分散市場政策與李登輝時期推行的“ 南向”政策,前者的效果將更不彰。這是因為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區域經濟發展迅速,一方面臺灣 島內的政治、經濟空間日益縮小;另一方面祖國大陸的投資環境比過去更好,除勞動力便宜外,勞 工素質也在逐步提高,有使投資者形成工業生産鏈的環境,不僅總成本低,而且規模可以擴大。下 列兩個現象就是最有力的説明:

  一是陳水扁“ 520就職”後不久,兩岸關係緊張之際,臺灣的一些重量級企業負責人,從傳 統産業到金融業,包括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台塑企業董事長王永慶、中信金控董事長辜松廉等明 確表示他們的企業要繼續投資大陸市場,而且紛紛于5月底和6月初親赴大陸訪問。比如長榮總裁張 榮發率未來接班人——其三公子張國政等乘私人飛機來大陸,考察訪問大連造船廠、大連碼頭和大 連海事大學,擬進一步部署在大陸的海運業務。因為祖國大陸現已成為亞洲最大的國際運輸市場, 佔亞洲地區海運貨量比重的60%,祖國大陸市場成了長榮集團在亞洲地區佈局的重點。

  二是當祖國大陸點名奇美董事長許文龍為“綠色臺商”並表示不歡迎支援“臺獨”的“綠色臺 商”後,有些“綠色臺商”為了留在祖國大陸市場,不得不將自身的綠色轉淡,以示與陳水扁劃清 界線。比如一位曾赴越南投資失利在上海投資的“綠色臺商”坦言:“他曾在越南投資過,覺得還 是大陸的投資環境較佳,越南這幾年確有長足進步,但只適合發展輕型加工業,跟大陸化工、水泥 、電子等大型製造業的發展趨勢不可同日而語……兩岸同文同種,這是臺商很大的優勢,加上大陸 有廣大的內需市場支援,非越南可以相比,越南有8000萬人口,但大陸僅一個江蘇省就有8000萬人。

                回避要害,勢必孤立

  既然“分散市場”辦法的效果肯定不彰,那麼,有什麼對策才能緩解大陸經濟的挑戰,並使臺 灣經濟有效地擺脫困境和繼續繁榮呢?臺灣當局非常清楚,其要害就是“三通”,特別是兩岸實現 空中和海上的直接通航,因為祖國大陸已經是亞洲的最大市場和外商瞄準的主要目標。多年的實踐 反覆證明,兩岸不實現直航,首先臺商將愈失去迅速交貨等的競爭優勢。比如,近年臺灣一直是全 球筆記型電腦的最大出口地區,在出口的電腦中,有 98%的貨品是在收到外商定單後兩天內交貨, 為了保持這個速度,廠商就必須保持很有彈性的零件組件與半成品的供應鏈。然而,現在許多上游 供應商移到祖國大陸了,使得部分零組件要由在祖國大陸的臺商提供,為了準時交貨,其中“速度 ”是關鍵。在兩岸不直航的情況下,一個貨櫃從上海到臺北要花10幾個小時,而若兩岸直航,航程 只需一個半小時,可見,直航對於提高臺商迅速交貨的競爭力是非常關鍵的。其次,將加快外商轉 移資本到祖國大陸去的速度,據統計,自2000年陳水扁上任以來,外資在臺投資金額就呈現快速下 降趨勢:由2000年的76.1億美元到2001年的51.3億美元,到2002年的32.7億美元,幾乎每年以 1/3 的速度在減少;外商在臺投資大幅減少的同時,“美僑商會與歐僑商會在臺灣的會員人數也呈現快 速萎縮的情況”。因為僅時間上的成本就難以承受,比如“一個外商搭飛機往來臺灣歐洲約7000公 裏,需12個小時,但往來臺灣到上海不過500公里,卻要花8個小時,有時碰上轉機延遲,光香港可 能就要耗上好幾個小時……”除此之外,臺灣“亞太運營中心”的計劃也勢必成為泡影。

  目前,臺灣當局對兩岸直航問題一直故意拖延,對此,美國商會也看不過去,早在其1996年就 曾警告過臺灣可能“自我邊緣化”;今年 6月美國商會更疾呼兩岸儘速實現直航,商會會長吳小珍 表示:“沒有直航,臺灣已漸失去當區域中心的競爭力,不但高階主管都被迫遷離臺灣,臺灣也被 規劃為本地市場,而非區域中心。而且1996年關於臺灣可能被邊緣化的警告,如今很快就會成為事 實。”對上述美國商會的警告,陳水扁不僅不反躬自省,反而倒打一耙,説什麼不能直航是“由於 北京在政治上常表現出不具善意又傲慢的態度……”在陳水扁的第一任內,“三通”直航空喊了 4 年;在陳水扁的第二任內,“三通”直航的希望將仍然渺茫。

  首先,臺灣當局在政治上對“一個中國”認同的差距愈來愈大。眾所週知,“一個中國”是兩 岸“三通”的前提,比如兩岸直航必須是也只能是一個國家內部的航線。國民黨當政時尚有一個“ 九二共識”;而民進黨執政後,一群數量不多、“臺獨”意識挂帥的“基本教義派”信徒,不僅不 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數典忘祖,連自己是來自福建等地的中國人也不認帳了,甚至肆無 忌憚地加快“去中國化”的步伐。試問在如此嚴重對立、仇視的情緒下,還談什麼兩岸“三通”呢?

  其次,在經濟上,兩岸“三通”雖然可以大大節省成本、節省時間。可是,在民進黨看來,它 更會掏空臺灣,加快産業空洞化,打擊本土産業,提高失業率,帶動更多的企業、個人、資金外流 和更多的大陸廉價商品入島,不利於島內安全。

  再次,近年來臺灣當局並不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但通過民間渠道從事兩岸經貿交流,既獲 得了大量經濟利益,又撈取了不少政治資本。這種模式,一舉幾得,陳水扁一定會繼續堅持下去的。

  第四,陳水扁個人百變善變、出爾反爾、玩弄權術的性格品質也決定在其第二任內不可能實現 “三通”。比如今年初競選時他對“三通”的表態依然是“準備、協商、實現”三階段的老調重彈 。可以預見陳水扁在執政的第二個 4年內,“三通”極可能仍會處於“準備”階段,即使進入“協 商”階段,他也將以各種“變、騙、辯”的手段來對付拖延。

  既然陳水扁否認一個“中國原則”,抗拒“三通”,這個防止臺灣經濟“邊緣化”的要害問題 ,作為陳水扁手下的“經建會”官員胡、何等,在其施政方針中只字不提實現兩岸“三通”也就在 情理之中;加之面對陳水扁在兩岸關係方面經濟上得利、政治上卻搞對抗的形勢,筆者認為,祖國 大陸方面對兩岸經貿應適當降溫,並加強與韓國、新加坡等亞洲國家的經貿交流也就勢在必行了。 屆時,臺灣經濟勢必自食被“邊緣化的苦果”。

來源:統促會 作者:劉建興

編輯:木樨

 
編輯: 陳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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