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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九元
從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實現兩岸直接、雙向“三通”一直是兩岸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標，無論是從兩岸人民往來便捷化、經貿交流便利化，還是從緩和兩岸關係、為兩岸開展政治對話營造合適氣氛角度分析，“三通”都是不容回避的議題。從一定意義上看，“三通”不僅是兩岸間必須儘快予以解決的問題，同時也是兩岸關係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
一、“三通”問題是經濟問題，因此解決方式力求單純化、簡單化。
二十年兩岸交流，交往的歷程表明，“三通”的發展對推動兩岸經濟合作與交流的深化與發展，促進兩岸經濟發展，提升兩岸經濟競爭力，均發揮著巨大的作用。隨著“三通”的逐步發展，經過二十多年的交流、交往，兩岸經貿往來日益呈現出一定的融合態勢：臺商在大陸的投資項目已近6萬項，投資金額600多億美元。2003年兩岸貿易總額將突破500億美元，臺商在大陸的投資領域日益拓寬，投資技術含量、層次不斷提升，推動了大陸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有助於大陸經濟水準的提升，而且對加快臺灣産業結構調整、帶動臺灣外貿增長也發揮著積極的作用。隨著兩岸經濟合作領域的不斷拓展，兩岸經貿人員交流也日趨熱絡，兩岸經濟、科技、航運、金融等領域的學術研討會紛紛舉行。兩岸航空、海運業者已在有關空運、海運方面進行長期的交流與合作，“三通”的技術問題已基本解決。事實證明，“三通”的發展有利於兩岸經貿交流與合作，間接或直接為增進兩岸人民的了解，為推動兩岸關係向前發展，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由此可見，“三通”問題首先是一個經濟問題，應當盡可能以經濟方式解決，解決方式也可以儘量單純化、簡單化。大陸方面提出由兩岸民間行業組織協商“三通”問題，就是一種務實靈活的辦法。在這一問題上，大陸的立場是明確的，解決問題的態度是富有誠意的。
二、實現兩岸直接雙向“三通”，不僅有助於緩解臺灣當前的經濟困境，也將為提升兩岸經濟的合作層次提供更堅實的平臺。
自2002年1月，兩岸先後加入WTO以來，兩岸現有的經濟合作格局面臨一系列的調整，同時也為兩岸經濟整合提供新的契機。而且，隨著亞太經濟格局的變化，尤其是區域經濟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兩岸經濟合作模式也有必要進行相關調整。凡此種種皆表明，實現兩岸直接雙向“三通”已成為發展兩岸經貿交流與合作、促進兩岸民眾往來的必然選擇。
目前，臺灣經濟陷於困難階段，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兩岸關係緊張則是導致島內人心浮動、投資不振的關鍵因素。二十年來的兩岸經貿交往充分表明，兩岸經濟強烈的互補性是推動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的主動力，兩岸經濟發展各有優勢和不足，存在大量多層次、多方面互補與合作的空間。而且，兩岸同胞同宗同文，具備開展經貿交流的有利條件，兩岸之間的自然資源、産業結構、市場空間、技術水準和行銷經驗等資源如果得以有效配置、必將産生乘數效應。12月17日，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發表的兩岸“三通”政策説明書指出，“早日實現直接、雙向、全面“三通”，將使兩岸獲得更充分的資訊、更便捷的運輸、更暢通的資金流動和更有效率的資源配置，各得其所，發揮潛能，大大提高兩岸經濟的競爭力，加快共同發展，促進中華民族經濟的全面振興。
三、臺灣當局以“拒統謀獨”的政治需要為前提，將“三通”問題複雜化、泛政治化，從而嚴重阻礙“三通”問題的解決。
兩岸直接“三通”對於臺灣來説具有巨大的經濟利益。對這一點，島內業界和民眾具有深切體會，甚至連臺灣當局也無法否認。但是，從李登輝到陳水扁，臺灣當局在兩岸“三通”問題上歷來以“拒統謀獨”的政治需要優於經濟利益為考量，長期漠視兩岸業界和民眾強烈要求早日直航的呼籲，以所謂“安全、尊嚴、對等”為藉口，不惜犧牲業界和民眾的經濟利益，拒絕與大陸直航，使兩岸直航問題長期懸置不決。面對大陸關於兩岸“三通”，可以透過民間對民間、行業對行業、公司對公司協商解決的主張，臺灣當局又以“沒有公權力難以解決‘三通’中的‘管轄權’”問題予以回避。這充分表明臺灣當局在解決“三通”問題上毫無誠意。
實現直接、雙向、全面“三通”，是提升兩岸經濟合作層次的前提，也是兩岸關係能否健康發展的關鍵。
來源：《兩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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