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18日全文發表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十一五”規劃的建議》中提出,“擴大兩岸民間交流與往來,維護臺灣同胞的正當權益,推動全面、直接、雙向“三通”,促進建立穩定的兩岸經貿合作機制,促進兩岸關係發展,維護臺海和平穩定。支援海峽西岸和其他臺商投資相對集中地區的經濟發展,促進兩岸經濟技術交流和合作。”
   這是中共中央在十一五規劃建議中首次納入兩岸問題,特別提及“支援海峽西岸和其他臺商投資相對集中地區的經濟發展”。清華大學臺研所研究員巫永平認為,十一五規劃將促進“海峽經濟帶”的形成。……
[十一五規劃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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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巍:“十一五”發展規劃期間經濟著力點與重點問題
 
 
  來源:      日期:2006-02-17 15:05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一五”規劃的開局年是中國加入WTO所作承諾的最後落實年,中國將成為最開放的發展中國家;而“十一五”規劃的結束年又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實現的一個重要階段年,因此“十一五”規劃要為實質入世後的經濟運作做好打算,還要為全面建設小康的階段性目標做出安排,必須在新的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突出宏觀性、戰略性,把握中國國情、理解改革進程、判斷發展方向,找到體制改革、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間的平衡點。
 
     一  促使産業升級的結構調整要強調市場引導、國資助力和科技推動
 
     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産業結構的演進是支撐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中國三次産業就業與産值結構反常規,産業間存在著巨大的結構效應及優化升級的可能,是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條件。因此,需要積極推動一、二産業升級、大力發展第三産業,這就需要制定合乎經濟發展規律的發展戰略,強調市場的導向作用。市場化趨向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推動力,市場化改革已使微觀經濟主體企業利益本位化,使人自由發展的願望和潛能得到釋放。經濟結構調整有市場和政府兩種調節機制的選擇。發達國家增長中經濟結構調整在市場功能作用下進行,政府干預産業結構的行為和政策,都被稱作宏觀政策微觀化,或者乾脆稱為微觀政策。中國的情況不同,産業中以公有制為主體,調整主體往往是政府,這並不是不足而是優勢,可以將國企上交利潤投入即定行業,為産業升級結構調整助力。經濟結構是社會再生産各環節的相互聯繫、相互制約的關係,目前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方式與國有經濟仍為産業主體直接相關。

     産業結構存在不協調、不合理問題,與經濟長期處於技術低水準相關。要用現代技術改造傳統優勢産業,集中力量發展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和知識密集型高科技産業。調整中通過技術進步、産業轉換、體制和組織創新,既可促進落後的生産技術發展,又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從而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動力。

     最終,在調整中通過改革、轉軌、制度創新建立適宜於經濟結構自行調整、持續調整的機制。政府從“推動發展”轉變為“增進市場”。
 
     二  解決三農要著重強調規模經營、城鎮建設與勞動力轉移
 
     農業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必然要求擴大農場耕地面積和經營規模,大量使用機械,發展資本技術密集農業企業,並根據市場經濟運作的要求,以市場為導向,以經濟效益為中心,以農業資源開發為基礎,在現有農村生産力水準和經濟發展水準基礎上,把分散經營的農民組織起來,聚集、裝備,調整存量,優化資源,提高農業生産率。

  推進土地使用權流轉是擴大農業經營規模加速農業生産産業化前提,但實施過程中要處理好土地承包“穩”與土地使用權“動”的關係;“人”與“地”的關係。産業化的微觀基礎是企業,企業進入農業,第一步主要是進入農業産前、産後的經營性服務領域,而不是直接進入農業生産領域。第二步才是大面積租賃農戶的承包地從事農業直接生産領域的經營。

     城鎮化是人口和産業向城鎮集中的現象,發達國家城鎮化多數都超過70%。鄉村的聚集使城鎮聚集效應,是社會經濟發展水準的標誌。城鎮發展城市設施,可使農民不進城就能享受到現代物質和文化生活。當然,城鎮體系的協調發展並不會自動産生,必須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以促進城鎮體系協調發展的儘快實現。城鎮是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的主要吸納地,要優化城鎮的産業結構,立足於農村資源條件,形成獨特城鎮風格。

     目前中國城鎮建設中存在不少問題:重引進工業企業,輕城鎮生活品質,城鎮規模偏小,吸引和容納農村勞動力的能力低;規劃標準低、結構雷同,功能定位不明確;沿道路建設城鎮呈帶狀分佈,鎮區結構狹窄,基礎設施建設困難效能降低。制約三農的根本是七個農民種糧三個市民買,必須把重點放在減少農村勞動力上。當農村勞動力減少,獲得更多的土地和資源,以勞動力為最主要資産的農民收入就會相應提高。同時,當務農勞動力變為非農勞動力,就由農産品的供給者變為需求者,務農勞動力的收入也就會相應上升。因此只有更多農民跳出農業,才能使農業成為致富的産業,才能實現富民強國的目標。轉移農村剩餘勞動力變人力資源優勢為經濟優勢,是關係國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大戰略問題。期待“十一五”有更多更具體的措施。
 
     三  工業經濟著重強調項目帶動、園區集聚、規模擴張和名牌戰略
 
  重大項目建設帶動能夠加快工業結構的調整,增進工業效益。因此,重點建設項目的選擇應以拉動經濟較快增長和調整經濟結構為目標,以市場為導向,本著規模大、技術高、拉動力強的要求,搞項目建設,提高産業的競爭力,推進高新技術産業化,促進産業結構的升級。集中資源建設一批大項目,能夠有效改變工業比例,提升産業層次,更重要的是能夠建起一個具有廣泛發展空間的、高品質的經濟結構框架,為更長時期的經濟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
實施大項目帶動戰略,不是要弱化市場資源配置的基礎性,而是推動市場主體,盡可能以存量推動增量,以增量帶動存量,加快創新機制的建立與完善。

  企業落戶某地並帶動同産業數十家企業聚集,形成各種園區,呈現群聚效益,釋放出巨大的聚變能量,從而帶動區域經濟繁榮,也贏得企業自身競爭力和效益的不斷攀升。“專業化分工、配套式協作”的園區生産模式,可以使企業原有的上、下配套産業形成生産網路,成為製造業先進的生産方式,使原産業可以在更大的背景下進行優化組合,毗鄰而居,從而大大提高生産效率。

  聚集效應還表現在帶動了當地基礎設施的建設,促進投資地産業的提升和整體經濟的發展,從而更加完善産業配套功能,從而又會直接吸引更多的企業到投資。

  園區經濟將成為中國企業發展的主流模式。企業集群發展的績效已經超越基於自然資源的區位、運輸成本等範疇,涵蓋了集群內各參與主體間的資訊與知識的交流、溢出和信用網路、創業理念、競爭文化等人文環境。
經濟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必然使部分企業得到發展,最終成為跨行業、跨區域甚至跨國發展的大型企業集團。工業企業一般都有很高的規模經濟要求和技術素質要求,只有大規模生産才能降低成本,才能形成自主開發能力,保持産品的競爭力。要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為主體,以存量調整為重點,在市場競爭中實施規模經濟發展。

     要對具有一定發展潛力、符合經濟發展方向的大企業集團,在技術創新能力建設、重點建設項目、科技開發等方面給予支援,這是經濟進一步國際化和一國經濟發展水準的必然要求。

  名牌戰略是企業利用名牌産品的優勢拓展市場,利用名牌企業開發更多名牌産品,直至形成具有較大規模的在國內外市場佔有一定地位的名牌企業。名牌戰略是把中國的名牌企業視為優化産業結構、促進經濟繁榮的杠桿,並將資源向其傾斜,形成規模經濟,支援已有並造就更多的名牌企業。競爭中“名牌戰略”將成為企業經濟增長中的重要戰略,誰抓住了名牌,誰就有可能在進一步開放的市場競爭中取勝。
 
     四  服務經濟要圍繞生産生活服務加快就業容量大和新興行業發展
 
     服務業發展需要圍繞生産與生活服務擴大總量、優化結構。充分發揮服務業就業主渠道的作用,加快發展就業容量大的行業,同時加快發展市場潛力大、預期經濟效益高的新興服務業。把國有服務業機制創新與大力發展非國有服務業結合起來;把發展農村服務業與促進農業生産、加快勞動力轉移、以及開拓農村市場結合起來;把加快城市化進程與推動服務業綜合發展結合起來,努力提高産業化程度、服務品質和經濟效益。
要確定“十一五”中國服務業發展的階段性重點、方式和內容,遵循服務業和一、二産業相協調,同服務事業相促進,抓住重點帶動全局,形成中心輻射全面。
 
     五  城市化建設要與産業發展、勞動力轉移、區域經濟聯繫起來
 
     城市化源於工業革命與工業化同步。工業化初期工業發展形成聚集效應使工業化對城市化産生直接帶動作用;當工業化接近和進入中期階段後,産業結構升級和消費結構變化,城市化演進不再主要表現為工業比重上升的帶動,而更多表現為工業與服務業共同上升拉動的非農化。非農化又直接帶動人口向城市遷移和集中。城市化過程中勞動密集型産業發展越快,非農産業的就業比重上升越快;資本密集型産業的作用相對較弱,因為生産結構影響著就業結構,而就業結構又直接作用於城市化進程。

     工業與服務業就業比重的上升對城市化率的上升起直接帶動作用,衡量的方式是工業或服務業增加值比重上升由此帶動的農業産業增加值比重的下降率;工業就業或服務業就業比重上升由此帶動的農業産業就業比重的下降率。

     城市化帶動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工業和服務業轉移,形成對農村剩餘勞動力拉力;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出現,需要向城市轉移形成推力。因此,城市化過程與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工業和服務業轉移緊密聯繫在一起。但是,由於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基數大,自然增長又快,如何使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出去,以加速城市化進程,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面臨的最艱巨的任務。

     城市化過程中需要大中型城市及城鎮結合起來擴大對剩餘勞動力的就業吸納。目前大城市第三産業發展仍相對滯後,中、小城市特別是新興城鎮,二、三産業發展潛力很大,關鍵是如何通過建立規範化的勞動力市場加快對進入城市的勞動力的配置,這需要“十一五”發展規劃給出一些辦法。

     城市化進程在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産生出聚集效應,表現為區域的聚集供電、供水、通信、交通等,解決分散狀態下難以解決的諸多問題。城市是區域經濟的增長極,城市化本質上是一定區域人口的集中過程。區域經濟的基礎是生産和經營的規模化,而生産和經營的規模化又以區域的勞動力的非農轉移為前提,城市化為區域非農轉移創造機會。因此城市發展能夠帶動毗鄰區域的經濟發展。

     依靠中心城市帶動周邊區域經濟發展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共同特點,而區域經濟合作是區域間各類經濟資源的合作配置。只有發揮城市在經濟、科技、資訊、教育等方面的作用,才能使區域經濟合作更有成效。

     區域經濟合作的主要目的在於擴大規模,在更大的範圍內優化産業結構,有效配置經濟資源,實現優勢互補。

     區域經濟問題中還需要強調海洋利益問題,西部開發問題,老工業基地問題。
 
     六  深化改革的重點是政府體制、民有經濟發展和社保體制建設
 
     政府體制創新決定著一國的經濟制度類型和總體效率狀況。因此“十一五”期間必須切實把政府職能轉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建立科學的決策機制,使行政程式合理化、規範化,實現更加公開透明,簡便高效。目前,政府對微觀經濟特別是對國有企業的直接干預依然過多,有效的國有資産管理體制尚未形成,公共管理職能不清,提供有效的社會公共産品方面,政府還是個弱政府。

     隨著中國市場化改革進程的加快,經濟增長、社會穩定都迫切要求政府以提供有效的社會公共産品為基本目標。

     政府管理制度的創新是促進市場機制基礎性作用有效發揮的前提,但是市場機製作用的發揮受到多種制約。宏觀層面上,需要不斷完善宏觀調控的體系,提高經濟杠桿的調控效率,建全國家經濟安全預警指標體系,監測國家經濟安全形勢。微觀層面上,需要政府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降低企業的運作成本,最終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民有經濟發展需要法律平等、政策公平的環境。因此,要形成發展民有經濟的氛圍,培育完善對民有經濟的社會服務體系,拓寬民有企業的投融資渠道,促進民有企業走科技強企道路。

     社會保障體系是保社會穩定和廣大群眾利益所在,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失有所助是人的基本需求,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可以使人保持對各項改革的樂觀預期。社會保障還是工業革命和社會化大生産的産物,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平衡器”,能夠促進消費穩定市場。因此,必須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解決存在的問題,以維護社會穩定、經濟健康發展。
 
     七  可持續發展主要基礎設施、自然資源、環保産業發展
 
     可持續發展要以經濟增長為基礎,體現國家實力和社會財富,不僅要重視增長數量,更要追求改善品質、提高效益、節約能源;可持續發展要以保護自然為條件,與資源和環境的承載能力相協調,保護環境,保護生命支援系統,保護生物多樣性,使人類的發展保持在地球承載能力之內;可持續發展還要以改善和提高生活品質為目的,與社會進步相適應,提高人類健康水準,創造平等、自由的社會環境。

     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就要從基礎設施建設人手,加大交通、水利、電力設施建設。基礎設施建設是社會經濟發展的載體和基礎,“十一五”期間必須針對能源儲備、水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電力裝機量、交通運輸、沿海港口吞吐能力、城市基礎設施適時投入。自然資源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人與自然資源的具體結合方式從根本上決定著社會經濟發展的具體道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難題就是要研究如何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作用,合理配置並避免自然資源的浪費;同時還要研究市場經濟本身在充分合理利用自然資源中的不足,促進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

     國土資源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應研究和確立國土資源可持續發展戰略,確保國家社會經濟安全的需要。

     水資源是關係一國環境與發展的戰略性經濟資源,是綜合國力的有力組成部分。中國水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形勢嚴峻,降雨量時空分佈不均,年降雨量變化較大,水多、水少、水臟情況嚴重。充分運用現代科技合理開發利用水資源成為最現實的問題。

     礦産資源總量中國位居世界第3位,而每人平均資源量約為世界均量1/2。珍惜、節約、保護資源,使經濟發展有穩固支撐成為可持續發展的必須戰略。

     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還要針對環境問題積極發展環保産業。保護人類生存環境的浪潮聲中,環保産業發展令人矚目,已成為世界發達國家的重要産業。環保産業是為環境污染控制與減排、污染清理以及廢棄物處理等方面提供設備和服務的行業,這主要是相對於環境的“末端治理”而言。而目前環保産業已發展為包括能夠在測量、防治、限制及克服環境破環方面生産與提供有關産品的服務企業,能夠使污染排放的原材料消耗最小化的清潔生産技術和産品。

〔作者簡介〕崔巍(1964-),男,漢族,山東濟南人,濟南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山東省社會科學院特邀研究員,中共中央黨校首級在校經濟管理研究生畢業,創建科學經濟學新體系。已出版專著《商品經濟學》320萬字六卷本、《強國經濟論》100萬字四卷本;發表經濟論文“社會經濟形態再認識”、“現代市場經濟結構論”、“政府宏觀經濟管控績效”、“論市場經濟機制”等50余篇,其中半數為當期刊物首篇。

來源:中國區域開發網

                                        編輯:we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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