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精選
 
武當與終南-華山的道派傳承關係初探

  時間:2005-05-19 14:33    來源:     
 
 

作者:樊光春  陜西省社會科學院

  道教創立以來,宗派紛繁,現在通常以全真、正一兩大道派相區別。但是就一些地區而言,卻很難做到涇渭分明,例如武當道派,就是匯合了全真、正一兩大道派的教義和傳承的一個比較特殊的道派。武當道派形成如此風格的原因,主要是武當地處南北交匯的漢水流域,加之傳統信仰和某些政治社會因素,使它成為全真道向江南傳播和正一道對北方施加影響的重要基地。而陜西終南山-華山道教同武當道教的互動交流,是形成武當道教風格的重要因素。

  本文試圖從人文地理的角度,對武當與終南-華山這兩大道教區的道派傳承做一點探討。

  一

  大家都知道,終南-華山-武當是有著緊密聯繫的由西向東的三個地理單元,又都是道教洞天福地。因此道教組織和人員間的交流十分便利,兩區道派的互為傳承順理成章。

  元代陳采編《清微仙譜》自序説,古代道教分為四派:真元、太華、關令、正一。清代道士陳教友認為,其所序四派傳授不甚明瞭,“大概今所雲全真者乃關令派、張道陵者乃正一派也。” 如果按照這種方法來追溯道派源流,則武當道派就是至少其中三派相結合的産物。全真(關令)、正一自不必説,太華派當指陳摶所創老華山派,也同武當道派有密切的淵源關係。現在來做一些梳理。

  尹喜是道教前史的關鍵人物。是他,使老子《道德經》得以傳世;也是他,結草為樓觀星望氣,開啟道教宮觀建築的源頭。據《終南山説經臺曆代仙真碑記》 ,尹喜是終南樓觀仙真第一人,祖籍天水,隱居終南山盩厔縣神就鄉聞仙裏,結草為樓,精思至道,被周康王拜為大夫。後請求擔任函谷關令,迎老子入關,歸隱終南樓觀,請著《道德經》。老子升天以後,尹喜遵囑繼續在樓觀修道,著書九篇,名《關尹子》(後世道教尊稱《文始真經》)。又往蜀郡青羊肆會老君,被封文始真人,命統領諸天仙士。

  《終南山説經臺曆代仙真碑記》中又有太和真人尹軌,是文始真人尹喜的從弟。從尹喜修道,被太上召登太和,命下統仙僚,晉代降于樓觀,授道士梁諶丹書而去。他是樓觀仙真第二人。

  尹喜、尹軌二人,都出現在武當仙籍中。《武當福地總真集》和明《敕建大岳太和山誌》 同樣把二人列為武當仙真第一、二人。稱尹喜于蜀郡會見老君之後,歸棲武當,“三天門石壁之下石門、石室,喜之所居,古有銅床、玉案,今無之矣。以其所居名曰尹喜岩,澗曰牛槽澗、青羊澗,皆太上神化訪喜之地。”尹軌“入太和山,去領杜陽宮太和真人,今為紫虛陽光道德真師。”武當道教文獻強調以尹喜為開端的神仙傳授譜係,是為了證明武當道教傳承的正統性,後來全真道興起于終南、大行于武當,是這一傳承的延續。

  二

  全真道修持的特點,是內丹之學,肇始於隋唐五代,盛行于宋金元明,由鐘離權、呂洞賓形成傳授體系,陳摶傳播于北方,張伯端流佈于南方。在武當早期玄帝信仰崇拜中,也有內丹的成分。據《武當道教史略》轉引《玄帝實錄》語,玄武入武當修道,渺渺劫仞,綿綿若存,虛心實腹,和光同塵,鑿開造化,樸散胚渾,潛虛玄一,默會萬真,大得上道。這些都是內丹修煉的術語。所以《武當道教史略》認為:“顯然,玄武修道的方法不是服食金丹大藥,而是潛心守一、修煉苦行。”又認為《太上説真武本傳妙經注》所稱“真人”,“是修煉內丹的成功者。” 由此可以理解,為何陳摶首先選中武當作為修習內丹的山場,並且一住就是二十多年。

  陳摶由武當轉赴華山之後,一面精研《易》理,一面繼續內丹修煉,並創造了靜功修煉法。陳摶在內丹學方面的進步得益於華山地近終南。長期活動於長安-終南山地區的呂洞賓、劉海蟾都對陳摶的內丹修煉給予很大影響。陳摶身後,形成了太華派,又名老華山派。清代以李西月為代表的西派尊奉陳摶和張三丰,稱太華派為“隱仙派”以與新華山派相區別。據《三豐全書》排列的傳承譜係,其道派淵源於老子,首傳于尹喜,繼之為麻衣道者,再傳為希夷先生陳摶,自陳摶下傳火龍真人,元末傳給張三丰。其所以命名為“隱仙派”,是因為尹喜隱于函谷關和太白山,麻衣道者隱于石堂和黃山,陳摶隱于華山,火龍真人隱于終南山,張三丰隱于武當山。“夫神仙無不能隱,而此派更為高隱。孔子曰,老子其猶龍乎,言其深隱莫測也,故又稱猶龍派雲。” 用歷史考證的方法來檢查,這個傳承譜係顯然不可靠,從尹喜到麻衣道者中間時間跨度太大難以從歷史事實上加以連接;但是從這個道派的自我傳承認同來説,他們確實是以尹喜為理論上的創始人、陳摶為實際創始人的。後來張三丰隱居武當,將陳摶創立的靜功發揚光大,以至成為武當道眾的必修之課。明永樂十一年(1413年),明成祖詔敕武當山,“大岳太和山各宮觀有修煉之事,怡神葆真,抱一守素,外遠身形,屏絕人事,習靜之功,頃刻無間。一應往來浮浪之人,並不許生事喧聒,擾其靜功,妨其辦道,違者治以重罪。”這道敕令對武當道教的修煉方式給予了明確評價,要求官民人等不得妨礙道士修習靜功。 所以陳教友認為,“全真之教行于北方。其始至南方者,武當一派也。”他在追述元代正一道派對武當道教的影響後指出:“武當自張道貴、張守清後,多兼習清微上道,惟(張)三豐無之名,山藏稱其有問養生術,竟日不答,論三教等書若決江河,所言皆道德仁義忠孝之旨,此全真正學重陽長春的裔也。” 他認為張三丰繼承的是王重陽、丘處機的全真道真傳,同《三豐全書》自認的陳摶“隱仙派”在理論體系和修持方法上是一致的。

  三

  張三丰在武當的弟子,首推丘玄清、孫碧雲、盧秋雲、周真德、楊善澄、劉古泉等七人,其中丘、孫、盧三人來自終南-華山。

  據明《敕建大岳太和山誌》,丘玄清是元代陜西富平縣人,當時富平屬西安府。丘玄清自幼隨道士黃德禎出家,明初攜弟子蒲善淵前往漢中、四川等地參訪,又到金州、商山(均在陜南)尋訪修道勝地,洪武四年(1371年)至武當山,被張三丰舉為五龍宮住持,為武當道教大興功勞卓著,明太祖朱元璋敕授嘉議大夫太常寺卿。其弟子蒲善淵為均州道正。孫碧雲比丘玄清小18歲,是陜西馮翊(今大荔)縣人,13歲入華山為道士,居半截山,修習陳摶內丹術。明《華州志》載:“孫碧雲,馮翊人,居華州半截山。”“孫碧雲道庵。庵下溪中有巨石大窩,世傳孫碧雲受張三丰仙人之道術,馭鶴引鳳。” 其時張三丰正在終南山一帶修道,孫碧雲受其道術是可信的。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被朱元璋召至京城,廷對全真道“三教合一”教旨。次年遷居蘭州金天觀。永樂十年(1412年)被明成祖召至闋下,敕授道錄司右正一職事,奉旨移居武當南岩修行,成為武當榔梅派的開山祖師。盧秋雲是湖北光化縣人,先入全真道,在終南山大重陽萬壽宮修習內丹;繼入正一道,在龍虎山上清宮修習符籙。後至武當,奉張三丰命住南岩,無疾而終。在陳教友的《長春道教源流》中,錄有丘玄清、盧秋雲、蒲善淵事跡,但沒有孫碧雲。《長春道教源流》卷7還錄有王宗道、何無垢二人:“自張三丰至王宗道諸人,亦武當全真派,然其所學不兼正一,蓋親炙三豐傳授者也。”該書引《名山藏方外記》王宗道傳表明,王宗道先居嵩山和華山,得張三丰授內丹術,後遊終南、太白等山。明成祖曾召見,給全真牒,賜金冠鶴氅,令奉書香尋訪張三丰。

  與丘、孫、盧同時代的武當道士,有些不屬張三丰道派,亦有來自於終南-華山的。如:李德囦,四川金臺(今金堂)縣人,自幼入終南山大重陽萬壽宮出家,壯年遊武當,先居紫霄宮,後居元和觀。 

  四

  以丘處機為本派仙祖的龍門派是全真道的第一大道派,與佛教臨濟宗齊名,清代有“龍門臨濟半天下”之稱。然龍門派因何而得名,史料中有不同的説法。清代《金蓋心燈》 認為,龍門派以丘處機為祖師,因其曾在陜西隴縣龍門山修道得名,其開創者為丘的弟子趙道堅,其後衍生出“道德通玄靜,真常守太清,一陽來復本,合教永圓明”的20字傳續譜係,但從該書和《白雲仙表》 記錄的歷代著名人物來看,這個譜係實際上是龍門律宗的譜係。而丘處機身後,弟子法裔眾多,並非都是律宗傳續。例如,龍門派祖庭龍門洞道院,就有“龍門十三房”之口碑,其中二房何雲發和三房陶雲芳常住隴州龍門洞和景福山,五房王瑤山常住武當太子坡 ,但這個説法的時空關係都不清晰,似乎是清代以後的龍門派分佈狀況,因為隴州景福山是清初才開創的道場。而陳教友更是提出龍門派興起于華山、得名于黃河龍門(秦晉交界之黃河禹門口)的觀點。其大意為:丘處機有弟子名靳貞常(道元),隱修于華山王刁洞,傳道法于姜善信。姜善信後赴黃河龍門復興大禹廟,元世祖敕封建極觀,自後形成龍門派,又稱王刁派。清初華山道士王清正興復北京白雲觀,“曾言華陽道派有二,一太華,一王刁也。太華宗陳希夷,王刁宗丘長春。” 這些史料説明,龍門派形成于何時何地、因何得名,以及這個道派的傳承譜係等,都還有待進一步考證。

  類似的情況也反映在武當的全真道和龍門派傳承上。全真道士首先進入武當的,是陜西合陽人吉志通,他師從馬丹陽弟子喬潛道 和潘清容,“後居武當山,十年不食火食,但餌黃精、蒼術,精神清澈,行步如飛。” 在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一書中,丘處機去世之後的全真法嗣,第一名為魯大宥(號洞雲),宋金時居武當四十餘年,蒙古軍佔領襄陽後赴陜西尋訪全真道,“西絕汧隴,北逾陰山,至元十二年歸,與汪貞常等修復五龍宮。” 魯大宥西行尋訪全真道之時,吉志通已在武當;魯返武當,吉已仙逝(中統甲子歲)。後來魯大宥授徒張守清,形成武當本山派,成為近代武當道派的主體。記錄魯大宥師徒事跡的元程矩夫《大天一真慶萬壽宮碑》沒有記錄魯大宥師從全真道的傳承,但《長春道教源流》認為“喬潛道弟子吉志通居武當蓋在襄陽未陷時。大宥當先聞全真之學于志通,其後西絕汧隴,北逾陰山,則長春弟子演教之地也。武當傳全真教蓋自大宥始。”在陳教友眼裏,魯大宥既是馬丹陽法嗣,又是龍門派傳人。《武當道教史略》認為:“南宋末,北方全真道盛行,魯洞雲北陳情道全真,自然要融貫吸收全真道的內丹學,但就其道派授受來看,他並非是全真派道士。他先後度徒眾一百多人,最得意的弟子張守清精通清微、正一等派道法,而不稱是全真派。” 雖然魯大宥難以認定為全真道傳承,但在《長春道教源流》中,緊隨魯大宥的汪貞常,確實是屬於全真道,並列為丘處機法嗣。汪貞常同魯大宥一起到武當,為修復受戰爭破壞的武當宮觀功勞甚巨。其弟子張道貴又禮清微派黃雷囦習正一道法。陳教友認為“魯大宥、汪貞常俱全真弟子,張道貴師貞常而學于雷囦,蓋全真而兼正一派者。逮張洞囦而所學大行,於是武當遂為全真別派。” 汪貞常法孫單道安後來于明代洪武初年“西遊西華、終南諸山,仍居重陽萬壽宮。” 

  清初,龍門派在武當盛行,開辦起十方叢林,肇始其事者,是兩個來自陜西的龍門道士。一個名叫白玄福,號柱峰,陜北延川縣人,龍門派第四代。“入武當山修真,順治十三年嗣修明真庵,為聚徒講道之所。”“又于康熙元年撫治王公倡行,修復太子坡復真觀,白福元主其事。” 另一位名叫楊常炫,山西人,明末棄家登華山,後遷嵩山,再遷武當北岩。 在白福元和楊常炫的努力下,全真道龍門派在武當得到大規模發展,到康熙年間,太子坡道觀成為龍門派向全國傳播的一個重要基地,以至龍門祖庭之興復,都有賴於武當道士。明末,隴縣龍門洞道院被毀。清順治、康熙年間,武當太子坡道士曾守雲、田守存相繼到達龍門洞,全面修復龍門洞各處殿宇。後來,因曾守雲力主龍門洞大殿以真武祖師掌山,以表明與武當道教信仰的傳承關係;而田守雲主張以玉皇大帝為掌山,二人意見相左,田守雲負氣出走,另覓龍門山近鄰的景福山新建一處道場,主奉玉皇大帝。 清代以後龍門派在華山的傳承也有賴於武當龍門派。近代華山龍門派共有18處道院,佔近代華山道觀28處的大半。其中西峰鐵瓦殿、山下仙姑觀、孝子峰煉丹爐、青柯坪西道院、南峰金天宮、蒼龍嶺金鎖關、山下太素宮、南峰群仙觀、北峰真武宮、桫欏坪廟等10處道觀,分別由武當山太子坡白一貫、胡真海,周府庵賈合靈,紫霄宮張明山等龍門派道士自明隆慶、清乾隆等年復建和分支。 武當龍門派之盛況可見一斑。

  五

  綜上所述,武當同陜西的兩個重要道教名山終南和華山,在道教信仰和道派傳承方面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繫。大致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武當和終南-華山,具有親密的地緣關係,自古及今,人員和文化的交流十分頻繁,這是兩區之間道派互動交流的前提條件;第二,在道教基本信仰形式方面,武當和終南-華山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即兩區都以老子-尹喜為信仰崇拜的源頭,都以內丹術作為道眾修煉的主要手段;第三,終南-華山是全真道的主要發源地,而武當則是全真道向南方傳播的主要基地,武當的全真道最初主要由終南-華山道士傳入;第四,近代武當全真道成為龍門派向全國傳播的重要據點,甚至成為終南-華山許多重要宮觀的人力資源庫。對武當與終南-華山兩區道派源流進行深入考察和梳理,將豐富全真道歷史的研究,也對今後加強兩區間的道教教務、學術交流和開闢專線旅遊具有積極意義。本文只是初步提出這個題目,作拋磚引玉之舉,以期引起道界和學界的注意。

註釋:
如劉慧所著《泰山廟會》認為“只有泰山有進香納稅的歷史”,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頁103。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18:“又往丫髻山進香人等於金盞河地方持號取稅”。
  嘉慶《延安府志》卷75《藝文志》載楊茂《太和山碑記》。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24:“內官陳增奏收南直雲臺山三官廟每歲香稅一千余兩,應比泰山事例。從之。”
  明魯點輯《齊雲山誌》,國家圖書館分館編《中華山水志叢刊》第17冊,線裝書局2004年版,頁203。
  韓光輝《泰山香稅考》,載戴有奎、張傑主編《泰山研究論叢》,青島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
  劉慧所著《泰山廟會》,頁103-106;山曼主編《泰山風俗》,濟南出版社2001年,頁14-18。
  成淑君《“自是神人同愛國,歲輸百萬佐昇平——明代泰山碧霞靈應宮香客經濟初探”》,《濟南大學學報》2003年3期。
  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阿風、許文繼、倪玉平等譯,三聯書店2001年版,頁339。
  楊立剛《明清武當山宮觀經濟收入淺探》,載《中國道教武當山中國道教文化研計會論文集》1994年增刊,後以《明清時期武當宮觀經濟收入初探》載于《武當學刊》1994年第4期。
  明張萱《西園聞見錄》卷之40《戶部九附榷説前言》(中冊),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頁880
  明張萱《西園聞見錄》卷之40《戶部九附榷説前言》(中冊),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頁880-881。
  徐霞客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卷1下《遊太和山日記》,頁52。
 《清實錄高宗實錄》卷16“乾隆元年四月上丁醜”,《清實錄》第9冊,中華書局1985年版,頁437。
  楊立志《明帝與武當山宮觀經濟考述》,《宗教學研究》1998年第1期。
  [明]王佐:《大岳太和山誌》卷7《敕存留香錢》。
  [明]王佐:《大岳太和山誌》卷7《敕存留香錢》。
  《明實錄世宗實錄》卷257“嘉靖二十一年正月丁亥”,《明實錄》第44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2年影印本,頁5148。
16《明實錄穆宗實錄》卷32“隆慶三年五月壬子”,《明實錄》第50冊頁0832。
  [明]謝肇淛撰、郭熙途校點《五雜俎》卷4《地部二》,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頁70。
 《皇明經世文編》卷406
  [明]淩雲翼、盧重華:《大岳太和山誌》卷3《列聖敕諭敕提督藩臣》,楊立志點校《明代武當山誌二種》,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頁294。
  [明]淩雲翼、盧重華:《大岳太和山誌》卷3《列聖敕諭敕存留香錢》,《明代武當山誌二種》頁290。
  [清]劉獻庭《廣陽雜記》卷2,中華書局1957年版,頁87。

1 楊立志:《元明正一天師與武當道》,《武當學刊》,1996年2期。
2 王思任:《雜記羅墳關聖帝君廟碑記》,載氏著《王季重十種》,193頁,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3 張爾岐:《嵩庵閒話》,載《昭代叢書庚集埤編》卷16。
4 蔣一葵:《長安客話》卷2《皇都雜記正陽門廟》第23頁。
5 焦竑:《澹園集》卷19《漢前將軍關候正陽門廟碑》,第228頁。
6 陳寶良著:《明代社會生活史》,48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7 任繼愈:《中國道教史》(下卷),816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8胡孚琛、呂錫琛著:《道學通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參考書目:
1、 張廷玉(清):《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版。
2、 卿希泰:《續中國道教思想史綱》,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3、 任繼愈:《中國道教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4、 龔書鐸:《中國社會通史》(明代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
5、 (作者:宮哲兵,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宗教學系教授;趙玉玲,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宗教學系博士生)
  清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7,巴蜀書社刊藏外道書第31冊。
  元朱象先編,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中華道藏第18冊。
  元劉道明編撰:武當福地總真集?古今明達,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中華道藏第18冊;明敕建大岳太和山誌,卷6,明代武當山誌二種,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21頁。
  王光德、楊立志著,華文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83頁。
  道藏輯要,畢集,張三丰先生全集,卷1仙派。
  明敕建大岳太和山誌,卷2;另見陳垣等編: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1250頁,大岳太和山聖旨碑。
  同注1。
  明隆慶六年刻本,隱逸考。
  參見王光德、楊立志著:武當道教史略,第197頁。
  清嘉慶二十二年刻本,見藏外道書第31冊。
  清道光戊申年刻本,見藏外道書第31冊。
  張文、陳法永主編:丘處機與龍門洞,陜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201頁。
  同注1。
  見元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
  同注1,卷6。
  同注1,卷6 。另見元程矩夫:大元敕賜武當山大天一真慶萬壽宮碑,明敕建大岳太和山誌,卷12。
  武當道教史略,第123頁。
  同注1。
  同注1。
  乾隆大岳太和山紀略,卷4。
  乾隆大岳太和山紀略,卷4;長春道教源流,卷7。
  張文、陳法永主編:丘處機與龍門洞,第250-252頁。
  參見拙著:陜西道教兩千年,三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74-1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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