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事件反思──北京民眾心態基本判斷
時間:2003-06-19 14:25 來源：
𨪜𨪜目前大家都在說的恐懼，究竟是對什麼的恐懼呢？恐懼語是怎麼登場的？這些問題，關涉到京城百姓在災害中認同什麼，在哪里找到自己；這已經讓我們不能不產生懸念和質疑了。
𨪜𨪜大約在4月上旬，北京城內開始流傳有關SARS的各種說法和猜測；中旬，出現了“鋪天蓋地”傳說SARS；下旬，4月22日前後，出現了“搶購”衛生日用品、食品、保健醫藥品的購物潮。親戚、朋友、師生、同學、鄰里，相互之間頻繁溝通，電話不斷，E－mail頻頻，除了問安、報平安之外，即是送信息，提醒對方：不要……要……當心感染。到了月底，相對平穩多了，迎來了“五一”，支持並幫助奮戰在抗SARS前沿的白衣天使和所有服務人員。北京的民眾，包括我們自己，都在這場“災害”臨頭之時，接受過關切，也傳送過咨詢，感動過，欣慰過，也憂心過。
𨪜𨪜當傳聞、恐懼，伴隨SARS迎面襲來的時候，三者“推波助瀾”，出現了許多的說法，演義成故事。
𨪜𨪜當SARS、傳聞、恐懼，三者混合加工成了故事，人們心目中的三者都有可能失真，然而，縱使失真了，卻因故事的實存而成為刺激事件。
𨪜𨪜什麼叫恐懼？目前人們在議論的恐懼，究竟是對什麼的恐懼呢？恐懼語是怎麼登場的？在我們的生活中，讓我們感受到的，除了恐懼，還有別的什麼沒有呢？
𨪜𨪜 恐懼是對特定刺激事件採取逃避或自禦的反應
𨪜𨪜第一，恐懼是人類甚至動物維持生存與安定的基本情緒，與生理反應有直接聯係，會引起身體一些係統的功能隨之失常，影響機體的抵禦能力。第二，恐懼反應的對象是特定的、明確的，這在我們的議題里，就是SARS。人們對突然降臨的SARS感到“太可怕”，因而，出現“逃避”或者“禦制”的反應。目前，採取“逃避”或“禦制”這兩種反應傾向，都是存在的。逃避行為背後無疑有恐懼心理。但也不要以為敢于奮戰在醫院的勇者———醫務人員就沒有恐懼，他們面臨危險，同樣具有人皆有之的恐懼心，只是，他們臨危時的“天職”觀念和品德，讓他們忘記了恐懼，這才是他們的崇高與神聖！第三，恐懼寓于個體，但卻彌漫于人群或社區，具有一種心理感染性，形成“恐懼氣氛”。能否禦制恐慌心理是危機狀態下能在多大程度上減少災害損失的社會因素。
𨪜𨪜 在流行的說法中究竟是對什麼的恐懼
𨪜𨪜是對SARS本身嗎？仔細想想，已經不是了，它變成了“恐懼氣氛”籠罩下的SARS、恐懼、傳聞三者的混合體，成了不明確、不特定的“莫名對象”。但是，這個“莫名對象”到底還是在人群中或者社區里起了刺激作用，讓人不安。
𨪜𨪜這里，我引出了“不安”這個概念。我認為，當前被納入恐懼的心理狀態，用“不安”來說明更具普遍性，更切京城實際。不安與恐懼很相似，區別在于反應對象的清晰度和明確性，前者，不清晰、不明確，不安也會出現自律神經係統興奮，出現無力感；恐懼除了自律神經係統在機能上的亢奮，還有支配骨骼、肌肉隨意動作的末梢神經興奮，驅使機體逃避或防禦，二者心理及生理的反應強度是不同的。
𨪜𨪜“不安”的產生與SARS“很可怕”，是分不開的，或者說，“很可怕”是不安的正當理由，也因此，才使當前的不安有可能產生。當前，怕SARS，依我了解到的，主要是二點：對病原體由不知到知，但尚無殺它于死地的藥物或特效方法；此病傳染性極強、極特殊。
𨪜𨪜對SARS本身產生恐懼情緒，是有的；被隔離在病區里而產生恐懼情緒，也是有的。這種情況，只要措施及時和得當，不論在醫院，還是在病區，很快就平靜下來了。至于從隔離下逃跑出去的，亦有，但少見。這種極性案例，正在教訓出“一人為大家，大家為一人”的公德觀念。總之，這種恐懼情緒不普遍，不是京城面孔。
𨪜𨪜那麼，曾幾何時的“購物潮”，又是怎麼回事？是恐懼或者謠言所致嗎？對這種公共群體現象的理解和判斷，比較復雜，並非一塊石頭。公共群體現象是心理感染的過程與狀態，很多人是被感染的、自發的行為，事情做過了，又會“悔不當初”。不論驅使購物者的動因是什麼，不論有多少人是出于“備物為備戰、少去公共場合少感染”的動因，一旦形成某種“群體現象”，就步入了這個群體，就是“搶購者”。這對于北京人來說，是一個很深刻的教訓。
𨪜𨪜總體上說，當前流行說法中的恐懼，已不是對SARS本身的恐懼，它從SARS原點開始又不同程度地疏離了原點而混合在傳聞和不安情緒之中。這里我想凸顯了“傳聞”這個說法。
𨪜𨪜 抗SARS時期“關心”和“相助”是主流行為
𨪜𨪜恐懼語的登場，固然與網上消息傳播有關，也與流竄京城的傳聞有關。本文使用“傳聞”這個說法而不用“謠言”，主要是出于對北京人抗非典行為的基本判斷。這就是“關心”和“相助”是主流行為，其中包括北京人與在北京從事服務工作的外地打工族之間的“關心”和“相助”。難以設想，當災害突然降臨，假如京城沒有了充滿人間的“關心”和“相助”，生活會成何種情景。在災害把“接觸交往”切斷而又缺少信息的生活空間里，人們互通信息、互相提醒和安慰，是一種安全需要，于是，人們不但想知道發生了什麼，而且，更想把自己知道的，告訴別人，傳聞就是這樣成了滿足安全的支柱之一。在災害期的京城傳聞基調是“關心”和“相助”。我幾次發現，朋友或學生傳給我的電子郵件，是同時發給許多人的。我的日本朋友薩摩正夫婦4月23日中午寄口罩給我，26日上午我便收到，他們為我的緊張和擔心，在我心中是關切和友誼，並且，由于速度如此之快，使我對北京的安全感覺格外深刻。
𨪜𨪜後來我又收到來自德國的問安郵件，他們也擔心北京，說聽了那麼多不好的消息，又看到5月1日天安門廣場上空空蕩蕩的樣子，很擔心身處風暴的你們。我立即回信說：“北京經歷了並將繼續經歷向SARS宣戰的日子，學得比以前理智和相互關照，還不像遠離京城的朋友理解的那樣恐慌，人們的確不會像往年那樣‘五一’到天安門廣場去活動，這是為了減少人群感染，但在我住的五棵松草坪，仍是孩子和大人的悠閒之地。請釋念！北京不會成慌城。”
𨪜𨪜北京在經歷了SARS之後，不僅京城是安全的，京城百姓還會用“危難中涌現的文明”保護好北京安全。在我這些天的生活記錄中，來自美國的朋友遠比來自廣州的要不安、不放心，這說明“親身經歷”這種“經驗”，可能會有利于人們的意志建構，增加主體意義感。
𨪜𨪜說到此，我想明確：“恐懼”和“謠言”都不是北京抗SARS時期的基本心態和主流行為傾向；但，“不安”和“傳聞”普遍存在，抗SARS，同時需要從“不安”和“傳聞”中脫離出來，找回自己的自主位置，找回自己的信心和力量；從某種角度看，抗SARS之戰，又是人對自身的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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