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5月連、宋大陸行的積極影響使兩岸關係出現新的局面，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也有了新契機，令人注目的是，現階段兩岸農業合作與旅遊合作正形成兩岸經貿往來的新熱潮，並有突破性的進展。事實上，連、宋大陸行對兩岸經貿關係發展所帶來的影響除了相關合作領域的擴大與突破外，更重要的可能還是大大改善了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的政治環境與推動兩岸經貿關係由量變到質變的突破。

　　發展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的政治環境明顯改善

　　眾所週知，海峽兩岸經貿往來自1979年恢復發展以來，儘管發展速度快規模大，但過程卻十分艱難曲折，種種政治方面與意識形態方面的因素一直是兩岸經貿關係健康發展的最大障礙。今年以來，中央積極、務實地調整了對臺政策，連、宋大陸行産生了積極的影響與效應，發展兩岸經貿關係的政治環境因此有了明顯的改善。這主要表現在大陸方面對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做到認識明確與法律保障；而臺灣當局長期頑固堅持的限制性大陸經貿政策受到空前的壓力。

　　近年來兩岸經貿關係迅速發展，兩岸經貿關係日益密切。但同時，臺灣島內“臺獨”分裂勢力卻在不斷發展與擴張，兩岸政治關係緊張對峙，甚至陷於嚴峻的危機狀態。人們感受不到兩岸關係運作中“以經促政”的成效，看到的卻是“經濟熱、政治冷”的巨大反差。於是人們開始反思並懷疑兩岸經貿關係的作用，不少人認為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沒有發揮遏制“臺獨”的作用，反而有助長“臺獨”勢力發展之嫌，進而主張修改或調整大陸一直積極推動兩岸經貿關係的政策。這種對對兩岸經貿關係作用認識模糊的傾向是十分不利兩岸經貿關係健康發展的。

　　今年3月4日，胡錦濤總書記就新形勢下發展兩岸關係提出四點意見，第三點是“貫徹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的方針決不改變”。其中指出，“臺灣農産品在大陸銷售的問題，事關廣大臺灣農民的切身利益，要切實解決。如果兩岸客運包機實現了“節日化”，還可以向常態化發展。兩岸貨運包機問題，也可以由兩岸民間行業組織交換意見。……只要是對臺灣同胞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對促進兩岸交流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對維護臺海地區和平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對祖國和平統一有利的事情，我們都會盡最大努力去做，並且一定努力做好。”在這裡明確説明瞭進一步發展兩岸經貿關係除了繁榮兩岸經濟，具有經濟意義外，還有更深層次的意義，這就是有利於做臺灣人民的工作，有利於促進兩岸交流，有利於祖國和平統一。這對於大陸方面統一對兩岸經貿關係的認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5月12日，胡錦濤總書記與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會談，胡錦濤就當前改善和發展兩岸關係再提出四點看法。第二點是，推進兩岸“三通”，開創兩岸經濟交流和合作的新局面。再次説明促進兩岸經貿關係的正常化是大陸對臺政策的主要內容之一。

　　今年3月14日，十屆全國人大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這是兩岸關係發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全球關注。而這一法律的出臺，也為發展兩岸經貿關係創造了有利的法律環境。一方面，大陸以法律的形式反對和遏制“臺獨”分裂勢力分裂國家，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維護臺灣海峽地區和平穩定，這就為發展兩岸經貿關係所需的和平穩定環境提供有力的保障。另一方面，該法中第六條明確規定國家採取相關措施，鼓勵和推動兩岸人員往來、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等發展兩岸關係的活動。並特別強調國家依法保護臺灣同胞的權利和利益。由此可見，大陸對發展兩岸經貿關係的鼓勵與推動已上升到法律保障的層次。

　　在臺灣方面，臺灣當局出於“臺獨”政治立場害怕兩岸經貿關係日益密切，因此長期固守限制性的兩岸經貿政策，這是兩岸經貿關係正常發展的最大障礙。多年來，迫於島內臺商及工商團體的壓力，臺灣當局也不得不逐步放寬一些限制，但是來自少數臺商及工商團體的個體的、分散的壓力並不足以形成足夠的力量促使臺灣當局對兩岸經貿政策做大的改變，臺灣當局對相關開放措施能拖就拖，能不做就不做，甚至做出開倒車的舉動。如，在大陸《反分裂國家法》通過後，臺灣當局就宣佈暫緩推動貨運包機，兩岸開放政策重新評估。隨後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訪問大陸，與大陸方面達成以兩岸經貿合作為主要內容的“十二點共識”，並引發了島內新一波“大陸熱”,臺灣當局又急忙拋出“七點結論”，要緊縮兩岸經貿交流。

　　但在連、宋大陸行之後，臺灣當局限制性大陸經貿政策受到了空前的壓力。一方面，連、宋大陸行開啟了兩岸政黨交流、政黨對話的新格局，而不論是國民黨，還是親民黨均積極致力於推動符合臺灣同胞利益，有利於臺灣經濟發展的兩岸經貿關係，這就使臺灣當局長期以來的政策取向受到政黨方面的強大壓力。另一方面，連、宋大陸行激發並凝聚了島內要和平、要發展，贊同兩岸加強交流的廣大民意，臺灣當局限制兩岸經貿關係的政策面臨了強大民意的挑戰。正因為如此，儘管民進黨當局內心害怕加強兩岸農業合作、擴大臺灣農産品在大陸銷路這一有利於臺灣農民特別是中南部農民的措施會動搖民進黨的選票“根基”，但並不敢公開反對。而對長期限制大陸居民赴臺旅遊政策，在大陸表示將開放居民赴臺旅遊後，臺灣“行政院長”謝長廷也表示，“基本歡迎”。

　　以上分析説明，現階段發展兩岸經貿關係的政治環境已有明顯改善，兩岸經貿關係的進一步發展有了新契機。但總體而言，迄今為止，臺灣當局並未放棄臺獨立場，並未承認一中原則，兩岸關係的基本結構與問題並未解決，因此，對發展兩岸經貿關係的政治環境還不能過於樂觀。事實上，5月14日陳水扁有關兩岸經貿有三個“不對稱”的言論，已經説明瞭這一點。所謂三個“不對稱”即“政經分離的不對稱”、“投資風險的不對稱”以及“經熱政冷的不對稱”，陳水扁認為這是探討兩岸經貿議題時必須先有的認識，也是兩岸經貿往來現實基礎的所在。由此可見，陳水扁對發展兩岸經貿關係的立場基本上仍是4月初提出“七點結論”時的立場，即所謂“兩岸經貿政策不能一味開放”。

　　推動兩岸經貿合作由量變到質變的突破

　　如前所述，目前兩岸經貿往來規模已很大，截至2004年，兩岸貿易總額累計達4046億美元(其中2004年一年兩岸貿易額已達783億美元)。臺商投資方面，截至2004年，臺資項目累計達64626項，合同臺資額799億美元，實際利用臺資396億美元。但總體而言，兩岸經貿關係卻一直是在不正常狀況下運作，迄今為止兩岸經貿關係在結構上仍基本呈“間接、單向、民間”畸形發展。只有這種結構的突破，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的進程才會由量變積累過程上升到質變過程。這次連宋大陸行所産生的重要經貿效應之一就是兩岸“三通”問題與經濟合作機制問題被提到議事日程，並提出具體的發展模式，這將有助於兩岸經貿結構的突破發展，表明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已經面臨由量變到質變的新階段。

　　5月12日，胡錦濤在改善和發展兩岸關係的四點看法中的第二點專門指出，“推進兩岸“三通”，開創兩岸經濟交流和合作的新局面。兩岸“三通”，符合兩岸同胞的切身利益。推動兩岸“三通”朝著直接、雙向、全面的方向發展，是擴大兩岸人員往來和經濟交流的客觀需要，是兩岸經濟共同發展繁榮的需要。在兩岸海協會和海基會無法恢復商談的情況下，我們應該積極推動兩岸民間行業組織磋商“三通”問題。磋商客運包機節日化、常態化問題，以及推動貨運包機問題，都可以採用這種辦法。”這裡清楚地表明中央推動“三通”的決心與實際落實的誠意。而在“胡宋會談公報”中則更具體提出“積極推動兩岸通航。促進以二〇〇五年春節包機成功的模式，實現客運包機節日化、常態化，並逐步推動貨運便捷化，逐步促成二〇〇六年開始全面、直接、雙向通航。”兩岸之間首次提出“三通”的時間表，雖然還是願望，但已表明“三通”問題兩岸已有相當共識，可以期待它的突破發展。

　　兩岸經濟合作機制問題則是兩岸議題中較新與較急迫的問題。長期以來受制于政治因素，兩岸經貿交往主要是基於經濟上的比較利益而自發性的合作，兩岸經貿關係至今仍停留在民間性質層次。對於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海峽兩岸只是根據各自的立場和需要進行規範、推動或限制，並未共同建立起正常有效的協調與仲裁渠道，也沒有制定雙方共同遵守的規範性條例。因此，對於兩岸經貿往來中所出現的越來越多的經濟糾紛、稅收問題等一系列問題均難以及時、有效與合理地解決，嚴重影響了兩岸經貿關係的健康發展。

　　這次連、宋大陸行突出強調了兩岸經濟合作機制問題。“胡連會談公報”中指出，“促進兩岸經濟全面交流，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促進恢復兩岸協商後優先討論兩岸共同市場問題。”“胡宋會談公報”中也提出“加強兩岸經貿交流，促進建立穩定的兩岸經貿合作機制。……促進兩岸恢復協商後，就建立兩岸貿易便利和自由化（兩岸自由貿易區）等長期、穩定的相關機制問題進行磋商。”這裡正式提出了“兩岸共同市場”及“兩岸自由貿易區”等全新概念，説明兩岸經貿交流與合作已從民間的、自發的層次向雙方制度性協商與合作方向發展，這對未來兩岸經貿合作的發展意義重大。

　　加強兩岸經貿交流與合作，早日實現兩岸經貿關係的正常化，不僅是順應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區域化的潮流，也是臺灣自身經濟發展、結構轉型的迫切需要。面對連、宋大陸行後兩岸經貿關係發展所面臨的歷史性機遇，海峽兩岸，特別是臺灣方面，沒有任何理由讓其錯過。 
（來源：人民網 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鄧利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