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地自然條件優越，物産豐富，有發展商業的基本條件。商、周以後，楚地豐富的物産就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原。春秋後，楚國與中原各國經濟交往更加活躍。楚與晉、齊等所謂中原“上國”的經濟交往是很密切的。鄭、陳是楚北上與齊、晉爭霸的中間地帶，同時也是楚、夏經濟交流的樞紐。戰國時期，楚國疆域幾乎囊括半個中國，故其物産豐富，商業活躍，在戰國時代的各國經濟貿易中舉足輕重。當時楚國輸往中原和其他各地的物品，有穀類、絲織品、漆器、璣、珠等，以及魚鱉、黿、鼉、洞庭之鱒、雲夢之芹、雲夢之柚等土特産品。

　　根據考古發掘資料證明，楚國絲織品還遠銷到今西伯利亞地區，在西伯利亞地區阿爾泰巴澤雷克古代遊牧民族的貴族墓葬中發現有與楚國相同的龍鳳紋繡絲織物。約西元前5世紀左右的東山時期，文郎文化在東南亞一帶傳播，出現了鐵器和漆器。此鐵器、漆器可能是從楚國輸傳過去的。在頻繁的貿易中，楚國也從中原等各地輸入各種物品。如“秦篝齊緩，鄭綿絡些”、“晉制犀比，費百日些”(《楚辭招魂》。)、“吳酸蒿蔞，不沾薄只”、“吳醴白[艸/檗]，和楚瀝只”(《楚辭大招》。)、“操吳戈兮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楚辭九歌國殤》。)等土特産品，則來自秦、鄭、晉、吳等國。楚國玻璃則自春秋末戰國初興起，其中“晴蜓眼”式的琉璃珠，其紋飾、顏色與西方同類的玻璃珠相同，可見由於楚國與南亞地區早就存在經濟文化往來，西方的玻璃工藝也就經過南亞地區而傳入楚國了。

　　楚國的商人有一般商人，還有官商。一般商人，如《韓非子內儲説下》所説的“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的“販茅者”，就是經營小本生意的一般商販。又如《莊子外物》所説的“索我于枯魚之肆”，則是這類小商人所經營的店舖。官商，最典型的是1957年和1960年在安徽壽縣發現的鄂君啟節所提供的證據。它的發現，為研究古代用節方法、制度和楚國地理、水陸交通及政治、經濟狀況，提供了珍貴資料。鄂君啟，是楚懷王時期的一個封君兼巨賈的大官商。鄂君啟節，計舟節二、車節三，共五枚。節面有銘文。舟節銘文載：“屯三舟為 [舟誇](舸)，五十[舟誇]。”車節銘文載：“車五十乘。”即規定鄂君啟擁有車五十乘、船一百五十艘的龐大商隊。車隊、船隊從鄂出發，可到達楚國各地，持有金節可“母(毋)政(徵)”，享有免稅的特權。惟馬、牛、羊等例外，得由大府徵稅。同時，節文又規定：“母(毋)載金(銅)、革(皮革)、黽(竹箭)、箭。”可見軍用物資是禁止出境的，反映了當時兼併戰爭的激烈。在時間上明確規定：“歲贏返。”即一年一往返，不得在外面長期停留。從啟節上述各項規定看，説明入戰國後，楚國隨著商業的發展，在管理上也是很具體嚴格的。

　　隨著商業的發展，貨幣也出現了。春秋時期楚國使用的主要是海貝，如淅川下寺楚墓中就出土了大量海貝。這些海貝當是從沿海各地進入楚國市場的。楚國有“三錢”之幣，即金屬貨幣。銅幣主要是銅貝，橢圓形，背面平，正面凸起，有文字，字形像螞蟻，兩口像鼻孔，故稱蟻鼻錢。又因它取象于貝，似古文“貝”字，像一人面，故又稱“鬼臉錢”。楚國的銅貨貝也有鏟形。

　　隨著商品流通領域的擴大，貨幣也有進一步的發展。除了銅貝和其他銅幣廣泛流通外，金、銀幣也出現了。根據出土的情況看，已知的先秦金銀幣都是楚國的。金幣是戰國後大量發展起來的，戰國晚期則達鼎盛。今湖北、安徽、江蘇等地均有楚金幣出土。郢爰的“郢”，即郢都。1971年3月，江陵紀南城出土了一件郢爰，重17.5克，但在今河南淮陽、安徽壽縣和江蘇、山東等地亦出土了大量的金幣。爰金取象于龜，除鈐印“郢爰”外，還有鈐印“陳爰”、“[專阝]鍰”、“[鬲阝]爰”、 “盧金”等幣文與無字金版、金餅等。以銀為幣，是楚國獨創。1974年在河南扶溝出土了18塊鏟狀銀幣(銀布)就是楚國製造銀幣的物證。幣成鏟形，是中原地區貨幣的特點，從此可見楚國與中原各國商業貿易的密切。金銀幣，屬於稱量貨幣，需要切割使用，故非等量貨幣。但它已屬初級鑄幣，充當一切商品的一般等價物的商品，反映了楚國商品流通領域的活躍。

　　在金銀幣發展的同時，楚國的度量衡器具已日趨齊備。度器，見於考古發掘資料有壽縣楚幽王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銅尺和長沙戰國楚墓中出土的一件銅尺，長度分別為22.5釐米和23釐米。量器，主要是在安徽、江蘇等地發掘的幾件銅量器具。衡器，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蘇等地都出土了不少天平和法碼，其中以湖南最多，時間為春秋末至戰國時期。江陵雨臺山410號戰國初期楚墓出土的四枚銅法碼，是已知最早出土的法碼。從出土的法碼看，均為環形，故稱“環權”。出土的環權個數不一，1945年長沙近郊出土的一組環權，共10枚，應是最完整的一套法碼。1954年長沙左家公山15號墓、1958年常德德山墓分別出土了一件木桿銅盤天平，是迄今所見最完整的兩件天平。
 

　　（來源：荊楚文化網）

編輯：蒲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