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即老聃，春秋晚期人。《老子》又名《道德經》，分《道經》、《德經》上下兩篇，為老子所作，後人略有增益。 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的帛書《老子》甲、乙兩種寫本，與通行本《道德經》編次不同，上篇為《德經》，下篇為《道經》。帛書《老子》的出土，為研究老子思想提供了新的資料。

　　老子是道家始祖，是我國古代的大哲學家大思想家。由於他生活在奴隸制沒落、新興封建勢力成長時期，反映在思想領域中的是重民輕天思想的高漲，作為擔任過周守藏史的老子，雖然一方面篤信天命鬼神，另一方面又以極大的勇氣，廢黜了天帝鬼神的神聖權威，提出了一個新的宇宙本體棗道。在他看來，“道”是“萬物之宗”、“象帝之先”、“為天下母”，是第一性的，宇宙萬物是從它派生出來的，是第二性的，道於是取代了上帝，成了宇宙萬物老祖宗。

　　在老子看來，道是經常無為的，但它卻能創造一切，統治者只要聽其自然，無所作為，實行較為溫和的政策，人民群眾就會服服貼貼地服從統治，出現“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老子》第三七章。)那樣一種局面。顯然，老子的“無為而治”的實質，就是要維護他所嚮往的理想社會秩序，不願看到社會的變革和發展。為了真正做到“無為而治”，老子一方面反對統治階級“有為”而治，以為“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老子》第三章。)；奉勸國君“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同上。)；反對各大國爭霸和兼併戰爭，認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老子》第三一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老子》第三○章。)；另一方面又主張實行“愚民”政策，認為“古之善為道者，非所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老子》第六五章。)，只有實行“絕聖棄智”、“絕仁棄義”，才能收到“民利百倍”、“民復孝慈”(《老子》第一九章。)的效果。他還鼓吹：“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老子》第三章。)

　　這就是説，民眾只有成為愚昧無知的勞動工具，才便於統治者實行統治，這才是“聖人之治”。所以老子在教育問題上也是採取虛無主義態度的，説什麼“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老子》第二七章。)。

　　“善人者”和“不善人者”是相對的，“不貴其師，不愛其資”，復歸於同一，這就無所謂教育不教育了。一方面是“使民無知無欲”，另一方面又“不貴其師”，這個社會“雖智大迷”，卻得其“要妙”了。老子在“無為而治”的思想指導下，又進一步提出了“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藍圖。這樣的社會，車、船、軍隊、武器、文字等等都被廢止了，人們無知無欲，永不遷徙，老死不相往來，所謂“生而不有”(雖生産而不私有)、“為而不恃(雖勞動而不據有勞動成果)、“長而不宰”(雖有長者卻不擁有權力)，一句話，“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老子》第八一章。)，完全回到氏族制社會。可見，老子目睹現實，深為紛繁的社會關係所困擾，看不見社會發展的趨勢，最好的辦法還是回到原來結繩記事的時代中去，這與“道法自然”、“道常無為，而無不為”是完全一致的。

　　應該説，老子不滿當時奴隸主貴族統治的殘暴性與虛偽性，指斥他們為“盜竽”，是有進步性的，但他又看不慣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所作所為，鼓吹向後看開倒車，嚮往人類社會的開端，則是一種沒落的階級意識，完全是行不通的。老子的從“無為而治”到“寡國小民”社會的描繪，是他所處時代與現實環境的産物。除了春秋時代這一大歷史背景給老子思想以深刻的影響外，老子的故鄉陳國，地處中國，一直為楚國北上爭霸及其他中原大國爭奪的焦點，人們深受其害，統治者也惶惶不可終日。在這一特定環境氛圍下，老子的“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以及厭戰反戰、“寡國小民”思想就不是偶然的了。老子的天道觀雖然是唯心主義的，但卻含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因素。老子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中，看到客觀世界變化無窮，認識到天地萬物都存在矛盾對立的兩個方面，並相互依存、相互轉化。

　　如他所説：“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老子》第二章。)“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正復為奇，善復為妖。”(《老子》第五八章。)等等。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老子還進而提出了“柔弱勝剛強”的思想。他説：“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老子》第七八章。)又説：“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老子》第三六章。)要想制服對方，自己則先讓一步，以後發制人。無疑的，這一弱勝強思想，大大地豐富了我國古代兵家思想，具有積極的意義。

　　但是，由於時代的限制性，老子對事物的認識是有缺陷的，如他認識到事物的轉化，卻無視事物轉化的條件與質的區別，事物的發展和轉化，只停留在迴圈往復上面，“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反者道之功”，最終導向了形而上學，為相對主義大開方便之門。同時，他還強調“聖人不行而知”，隔絕了實踐與認識的關係，説什麼“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老子》第四七章。)，顯然，這是一種唯心主義先驗論。老子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完整宇宙觀的哲學家，且思想豐富，給後世以深刻的影響，在中外哲學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莊子著作是道家的主要代表作，書名即稱《莊子》。據《漢書藝文志》説，《莊子》一書有52篇，現存只有內篇7篇，外篇15篇，雜篇11篇，計33篇。一般認為內篇為莊子著，外篇、雜篇為莊子後學著。內容豐富多彩，文字汪洋恣肆，多采用寓言故事形式，無論在哲學上或文學上，均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莊子繼承和發展了老子思想，故歷史上老莊並稱，道家思想又稱為老莊思想。

　　在宇宙觀方面，莊子繼承和發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觀點，認為道是“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莊子大宗師》。)的，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莫知其高，莫知其終”(同上。）這種超越感覺的道，卻是世界萬物的本源，“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同上)，否定了世界有神的主宰，具有泛神論的色彩。同時，莊子又進而認為“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我即道，道即我，道就成為主觀精神的東西。

　　莊子思想的可貴之處，是具有樸素的唯物自然觀和辯證法因素。他認為“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莊子則陽》)，氣，即物質自然性，故其主觀精神的道，是與客觀自然的氣分不開的。莊子繼承和發展了春秋後否定天命觀的思想，認為“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氣”(《莊子知北遊》。)，死，亦為客觀自然的事，無君臣尊卑之別，這無異揭示了人的自然屬性，否定了權貴奴役人民的合理性。他指出客觀事物都是變化的，“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莊子秋水》。

　　客觀事物的變化，則是由於矛盾雙方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莊子則陽》。)]。莊子在認識到客觀事物的變化及其矛盾雙方作用的同時，又進一步認為對立的雙方是可以轉化的，“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莊子知北遊》。）]無疑的，這都是莊子繼承了老子樸素辯證法的積極一面，是老莊思想的精華所在。

　　但是，由於老子在肯定客觀事物矛盾對立而相互轉化的同時，卻忽略了矛盾轉化的條件和新舊質的區別，莊子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卻把樸素的辯證法進而引向了相對主義。他認為“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夭”(《莊子齊物論》。]，世界上沒有是非、善惡、美醜之分，“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同上。）]雙方都自以為是，而以對方為非，實際上沒有絕對的是非。莊子的這種相對主義必然導向懷疑主義，如“莊子夢為蝴蝶”，不知是莊周夢為蝴蝶，抑或是蝴蝶夢為莊周，形象地反映了這種認識論的不可知論和懷疑論。莊子一生飽受戰亂之苦，無法擺脫冷酷無情的現實，故對一切均持懷疑態度，失去了探索真理的信心，是“小國寡民”思想的典型表現。莊子的相對主義，固屬唯心主義體系，但他覺察到了認識的相對性，指出了物質的不確定性，對後來唯物辯證法的進一步發展是有啟迪作用的。

　　與“道法自然”觀相聯繫的，莊子發展了老子社會政治學説，要求回到“渾沌”世界去，即所謂“至德之世”。他説：“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異，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莊子馬蹄》。)又説：“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莊子至樂》。)可見莊子所嚮往的社會是沒有階級壓迫和戰爭禍害的大同之世，這在當時固屬幻想，但要求恢復“素樸”，即人的自然屬性，人人平等，沒有剝削和壓迫，在人類思想政治史上是有深遠影響的。當然，由於時代的局限性，莊子對這種“至德之世”不可能作出科學的説明，以致主張“絕聖棄知”、“掊鬥折衡”，則是逃避現實的消極思想。

　　正是由於冷酷現實的無情，莊子在人生觀方面又集中體現在所謂“逍遙遊”，追求精神上的絕對自由。他在《逍遙遊》中説，大鵬的高飛，要有一定的條件，即“有待”，這不能算是絕對的自由；而要真正地達到自由，就要無條件的，即“無待”，這樣才能“乘天地之正，而禦六氣之變”，自由自在地遨遊于無窮無盡的天地之間，從而達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精神世界。能達到這樣“無待”的人，才算是“至人”、“神人”或“聖人”。莊子的這種“逍遙遊”的人生觀，實質是企求擺脫現實煩惱的一種自我精神麻醉法，是典型的消極遁世思想，在當時社會現實中是有害的。但他既追求歸本自然，否定天命觀，擺脫人間的不平等，無疑為人的自我認識，提供了新的啟示。

　　莊子思想豐富多彩，不愧為我國古代突出的思想家和哲學家，在中國思想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屈原的作品25篇，這些作品，不僅是不朽的詩篇，也同時飽含著屈原豐富的哲學、政治思想。但由於他所作楚辭的影響極其深遠，故其思想反而為後世所忽略。屈原的生活年代，正處於戰國中後期激烈的爭奪時期，故其思想與莊子一樣，亦鑄上了深刻的時代烙印。

　　屈原在宇宙生成和天道觀方面，以“問天”的形式，問而不答，以不答為答，對遠古的神話傳説作出了理性的反思。他一口氣提出了170多個問題，涉及到天地萬物、人事代謝，無所不包，思想極其豐富。他大膽地懷疑和否認天命，公開質疑：“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會，卒然身殺?”“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閃爍著樸素的唯物觀的光芒。

　　從唯物的天道觀出發，屈原的歷史觀也充滿著唯物主義的精神。他譴責夏啟荒淫無道，“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楚辭離騷》。）他指責周昭、穆王貪婪無度，不顧國事，“昭後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穆王巧梅，夫何為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他對楚國的歷史也作出了理性的反思，指出“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雲!荊勳作師，夫何長?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楚辭天問》。)?在一定程度上觸及到了楚國衰亡的要害。

　　作為一位思想家，屈原在社會政治等領域方面，更立足於現實，探索真理，閃現出特異的光彩。他所處的是各國爭相兼併、人民長期蒙受戰爭禍害而渴望和平的時代，故屈原和其他一些思想家一樣，也熱烈希望結束戰爭、迎來大一統的局面。他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要求楚國的君主能像堯舜禹湯文武那樣，來完成一統寰宇的大業，“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楚辭離騷》。）這正如司馬遷所評論的那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史記屈原列傳》。)這種“世事”，就是以古喻今，希望由自己的祖國來統一各國。屈原的這一思想與願望，是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的，表現了當時思想家所具有高度的歷史使命感。

　　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屈原積極主張修明法度，舉賢授能，實現富國強兵。他在《離騷》中大量援引歷史典故，希望楚國君主能像堯舜禹文武那樣，任用賢能，公正無私，實行德政，以“茍得用此下土”，享有土地，治理天下。他以伊尹、彭鹹等人自許，決心為實現這種“美政”而奮鬥終生，即使不能實現，亦“將從彭鹹之所居”，死而無悔。對外積極倡導聯齊抗秦，合縱以求自立圖強。他不避辛勞，風塵僕僕，往來于齊、楚間，為合縱抗秦作出了重大的貢獻。所以，屈原不僅是一位提出了“美政”方案的政治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具有“導乎先路”奮鬥決心的實踐者。

　　（來源：荊楚文化網）

編輯：蒲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