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與“神農”其人其事
——《莊子》、《淮南子》所描繪的“神農”形象
黃 釗 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摘要：神農是傳說中的人物，對于其人，不僅在我國儒家文獻中有一係列相關記載，而且在道家文獻以及其他史籍中亦有許多相應記載。這里擬以《莊子》和《淮南子》為例，說明道家筆下的神農形象。揣摩兩書關于神農的描述，可知它們多是作者們虛構出來的，屬于寓言性質的東西，旨在借聖賢立說。《莊子》所寫的神農，表達了莊周學派的理想追求；《淮南子》所寫的神農，則表達了秦漢新道家的理想追求。盡管如此，兩書中有些記述，仍從特定角度保存了一些有關“神農”的傳說性資料，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關鍵詞：神農 道家 《莊子》 《淮南子》
神農是傳說中的人物，對于其人，不僅在我國儒家文獻中有一係列相關記載，而且在道家文獻以及其他史籍中亦有許多相應記載。這里擬從道家視角，並以《莊子》和《淮南子》為依據，簡要談談神農其人其事。
一、關于神農其人
神農，又稱神農氏，我國歷史上的古帝之一，與燧人、伏犧並稱“三皇”（據《尚書大傳》說）。相傳，“神農”生于姜水，以姜為姓。“起于烈山，又稱烈山氏”，“初都陳，後遷魯。立一百二十年而崩，葬于長沙。”（參見《辭海》，中華書局據1936年版復印本）
（一）神農與黃帝、炎帝的關係
神農乃軒轅黃帝之前的古帝，據《史紀·五帝本紀》載：“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徵。于是軒轅乃習用幹戈，以徵不享，諸侯鹹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不能伐。”又曰：“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鹹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貊、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于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由此可知，神農氏乃是軒轅黃帝之前的一位天子，因後來權勢衰頏，無力徵討“暴虐百姓”的諸侯，便被“修德振兵”的黃帝所取代。
神農，亦說即是炎帝。故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中有“以神農為赤帝”一語，“赤”與“炎”通，據此，則“神農”即“炎帝”也。但從司馬遷的紀載來看，似乎炎帝與神農並非一人。讀《史紀·五帝本紀》所載，可知在司馬遷眼中，黃帝與神農的關係是“代”與“被代”的關係；而黃帝與炎帝的關係，乃是徵討與被徵討的關係，則神農與炎帝並非一人。以上兩種見解，孰是孰非？目前因資料闕如，難以判斷，姑且存疑，以待後來者新的發現。
（二）神農的歷史貢獻
神農作為一代古帝，對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作出過卓越貢獻。這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神農是中國古代農業的開創者。《周易·係辭傳》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㚪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據此可知，神農發明了木制農具“耒耜”，給農業帶來了“耒耨之利”；又《淮南子·齊俗訓》載：神農“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這一記述告訴我們，神農曾帶頭從事耕織，“以為天下先”。這對于“教民稼穡”，發展當時的農業生產，無疑作出了重大貢獻。
其二、神農是中國古代用中草藥療病的開創者。《淮南子·修務訓》載：“古者民茹草飲水，採樹木之實，食蠃蛖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于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谷，相土地，宜燥濕，肥饒、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這里不僅記載了神農“教民播種五谷”的歷史功業，而且突出強調了神農“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這是對古代用中草藥治病即中醫事業的確立所作的開創性貢獻。為了完成這一偉大事業，神農將自己的生命置之于不顧，乃致遭遇“一日而遇七十毒”的驚險歷程。
其三、神農是中國古代商業的開創者。《周易·係辭傳》又曰：神農之時，“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這里告訴我們，神農時代，在日中時分，舉行集市交易，召致天下民眾，匯聚天下貨物，讓百姓們相互交易，“各得其所”，滿意而歸。顯然，這是對中國古代原始商業所作的開創性貢獻。
以上，神農作為中國古代農業的開創者、中醫藥的開創者以及古代商業的開創者，其對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都是了不起的貢獻。正是由于這一切，神農受到華夏民族的擁護與崇敬是理所當然的。
二、道家所描繪的神農形象
道家是春秋末年的老聃所開創的以“道”為最高范疇的一個著名學派。這個學派為了表達自己的學術見解，常借古代聖人之言行來論證自己的學術觀點。《老子》一書，未列古代具體的聖人之名，但全書用“聖人”立說共29見。後來的道家學派，為了發展或推進老子的學說，往往將“聖人”具體化，對古代三皇五帝多有涉獵，亦反復提到“神農”其人其事。需要指出的是，道家筆下的“神農”，多屬于寓言性的東西，並非寫實的產物。之所以如此，其目的在于借神農等遠古時代的聖王立說，以便傳播道家的人格理想與價值取向。下面試就《莊子》與《淮南子》所描繪的神農形象作簡要闡述。
（一）《莊子》所描繪的神農形象
《莊子》，是莊周學派著作的匯編，全書分內、外、雜三篇，其中《內篇》七篇、《外篇》十五篇、《雜篇》十一篇，共三十三篇。書內既有莊周本人的著作，也雜有其後學的著作。盡管該書非一人所作，但思想風格大體相近，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全書集中表達了莊周學派的思想觀點，是繼《老子》之後一部極其重要的道家經籍。該書提及“神農”共有8次之多其中除《知北遊篇》兩次（按：該篇談及“婀荷甘與神農同學于老龍吉”時，先後兩次提到“神農”，此“神農”據成玄英《疏》言：實“非三皇之神農”）外，其余均指三皇之一的“神農”其人。細讀《莊子》，可知其筆下的“神農”，乃是道家從自己的學說需要所塑造出來的人格范型。具體說來，主要有如下幾點：
其一，將神農說成是“至德之世”的聖王。《胠篋篇》雲：“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而（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矣。”這段文字中的“神農”，和容成氏、祝融氏、伏犧氏、軒轅氏等一批遠古時代的聖人一樣，都是“至德之世”的聖王。他們“不以智治國”，而讓“民結繩而用”，使民眾均受其福，得以“甘而（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不難看出，這一描述旨在宣傳《老子》所言：“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的愚治主張。我們知道，老、莊從“無為”的基本思想出發，倡導“絕聖棄智”、“絕巧棄利”。《莊子》明確強調：“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鬥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這些論述，對《老子》所倡導的“絕聖棄智”、“絕巧棄利”的“愚治”思想，作了淋漓盡致的闡發，它與上述許多聖王治國成效相互呼應，從而使老子“大智若愚”的思想得到張揚。
其二，將神農、黃帝之世說成是“德又下衰”的又一典型。《繕性》說：“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智，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犧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樸，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于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這一段議論，先把遠古時代說成是“至一”（即完美而齊一）的美好時代，它“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但是，這個時代到後來日益退化，不斷衰頏。一是燧人、伏犧式的衰退，表現為“順而不一”（即順從而不齊一，即產生了矛盾）；二是神農、黃帝式的衰退，表現為“安而不順”（即安天下之中有不順從者，即出現了某種反抗）：三是唐堯、虞舜式的衰退，表現為“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樸，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即興起治理教化，使原本淳樸之質遭到破壞，出現了“離道”、“險德”的局面）。不難看出，這里所指的六位古帝所處的時代，分別代表了三種退化模式，其中神農、黃帝所處時代，屬于第二類退化的典型。這種把社會說成不斷退化的見解，集中表達了道家的退化觀念，它並不符合歷史的實際。如前所述，神農教民稼穡、遍嘗百草而探索療病之方，以及倡導古代市易，都有助于推動社會進步。所以，《莊子》將之視為退化的一代，是有違客觀實際的，我們不可信以為真。
其三，把“神農、黃帝之法則”說成“乘道德而浮遊”的典型。《山木篇》言：“若夫乘道德而浮遊”，“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則乎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這里所謂“神農黃帝之法則”，實即莊周學派的法則，其意在以神農、黃帝為依托，說明“乘道德而浮遊”主張的權威性。而所謂“乘道德而浮遊”，指的是《莊子》所追求的精神自遊。這種精神自由，超脫對現實的依賴，而表現為“無譽無訾”（意為不追求榮譽，也不遭受侮辱，實即超脫榮辱）、“一龍一蛇”（意為一時為龍，一時為蛇，能貴能賤，實即超脫社會地位）、“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意為時變我亦變，沒有固定形態，實即超脫時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意為能進能退，經常保持心理平衡，實即超脫人事升降），最後達到“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意為與萬物之祖即“道”平起平坐，既能主宰萬物，而又不被萬物所主宰）的境界。顯然，這種對現實的種種超脫，意在表達《莊子》對精神自由的向往與追求，它在現實中永遠無法實現，因而不可能是“神農黃帝之法則”，而只能是莊子的一種人生理想。
其四，把“神農之世”，說成是“至德之隆”的典范。《盜跖篇》曰：“神農之世，臥在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這里把“神農之世”的社會道德描述為最理想的狀況，稱之為“至德之隆”，即當時道德達到盡善盡美且無比隆盛的境界，其具體表現是：人民生活自由自在（“臥在居居，起則于于”），一切都很原始樸真（“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人們安于自食其力，且心地善良（“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這一切正是道家所向往的樸真之德。與此相一致，《莊子·讓王》也有一段與“神農之世”道德相關的記載：“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通‘禧’），其于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這里再一次對神農時代純厚樸真之德作了描述。《莊子》的作者們之所以反復歌頌神農之世的道德狀況，其旨在表達“反樸歸真”的道德追求。我們知道，在道德取向方面，道家倡導“反樸歸真”，《老子》曾明確提出“復歸于樸”、“復歸于嬰兒”；《莊子·山木》設計了一個“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這個“建德之國”的道德狀況，與“神農之世”的“至德之隆”一脈相通，其旨都在于表達“反樸歸真”的道德理想。
綜上所述，《莊子》所涉及的“神農”，多是構想出來的，意在借聖賢立言，宣揚道家的學術觀點。因此，我們不可完全以莊子之描述為據，來評價神農其人、其事。
（二）《淮南子》所描繪的神農形象
《淮南子》是漢初黃老之治的理論總結，集中反映了黃老新道家的學術觀點。這部書乃是淮南王劉安及其門客為探討黃老之治而撰成的道家新著。它體係寵大，思想新穎，繼承發展了稷下道家的學術成果。全書涉及“神農”其人其事共達13次之多。同《莊子》相比，它對“神農”的描述，也具有借聖賢立言的旨意。關于這一點，《淮》著作者已坦誠提及：“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之于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修務訓》）這是公開承認其引述神農黃帝之事，具有“托”的性質。需要指出的是，它借神農黃帝立言，在許多方面具有黃老新道家的特色。從這一點說，它與《莊子》又有所區別。
其一、歌頌“神農之治”。《主術訓》言：“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時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以時嘗谷，祀于明堂。……其民樸重端愨，不岔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這里對“神農之治”予以熱情讚頌。在作者看來，神農治天下的方法，集中表現為“神化”，即 “神不馳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懷其仁誠之心”，而天下治。其具體表現是，民眾樸實、厚重、行為端正，他們不用忿爭，而財用充足；不用勞形，而功業自成；因自然所給予的條件，而達到了和同的境界。因此，當時的頭領有威嚴而不用刑殺，刑具擱置起來而不必運用，法律簡明而不煩瑣，這就是秦漢新道家所向往的“神化”。故又曰：“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澹，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塊然保真，抱德推誠。……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戳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為貴。”這種“神化”的方法，乃是對道家“無為而冶”思想的新發展，特別是強調“懷其仁誠之心”、“ 不施而仁，不言而信”等，都表達了新道家對儒家成果的因襲與繼承。顯然，這里的“神農之治”，並非真的出自神農，而是當時黃老新道家所向往的治道的思想反映。
其二、把神農等五聖說成是“莫得無為”的典范。我們知道，老、莊等早期道家，強調無為自化，其所謂“無為之治”，帶有消極順應自然的特性，實際上否定了“有為”的合理性。漢代新道家同早期道家有所區別，它對老莊的“無為”作了改造，突出了“有為”的合理性。《修務訓》指出：“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象。’吾以為不然。”這里“吾以為不然”一語，表明作者不讚同“寂然無聲”式的消極無為。為了說明自己的觀點，作者以“五聖”為例，指出：“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為明矣。”這是說，“五聖”都重有為，“莫得無為”（即不搞“無為”）。這里所說的“五聖”，指的是“神農、堯、舜、禹、湯”五位帝王。這五位帝王，一個個都重有為：“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谷……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州，南道交趾……”；“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谷……”；“禹沐浴霪雨，……決江疏河，鑿龍門，辟伊闕……”；“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這些實際例子，都證明“五聖”不是無為而治，而是有為而治，故作者總結說：“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懈”。這就把“五聖”說成是“莫得無為”的典范。強調五聖不搞“無為”而重“有為”，這實際上是用五聖之有為，來改造早期道家的消極無為，從而表現了黃老新道家積極進取的精神狀態。
其三、把神農等古代“聖人”描繪為“貴因”的典范。《淮南子》十分重視“因”。所謂“因”，就是要求人們在社會實踐中要因勢利導，因物為用，因時而作，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作者為了論證自己的“貴因”主張，有意把神農等古代聖人描繪成“貴因”的典范，《原道訓》曰：“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播谷也，因苗以為教。”《泰族訓》亦曰：“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禹鑿龍門，辟伊闕，決江浚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後稷墾草發苗，糞土樹谷，使五谷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于天下矣。”這里所說的“因”，不是消極地順應自然，而是在尊重客觀實際的前提下，積極有所作為。它從又一層面反映了漢代黃老學者積極進取的務實品格。
其四、讚頌“神農之法”。《齊俗訓》曰：“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揜形。有余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這里所說的“神農之法”，實即黃老道家治國之道。一是強調男耕女織。作者認為，若“丈夫丁壯而不耕”，則“天下有受其饑者”；若“婦人當年而不織”，則“天下有受其寒者”。不僅如此，對于任何一個人來說，都需要靠耕織維持正常生活。故曰：“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揜形”。所以，其強調男耕女織，為的是使天下人不受饑寒；二是主張“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旨在引導老百姓“復歸于樸”；三是認為“衣食饒溢，姦邪不生”。這是把衣食等生活必須品作為道德文明的物質基礎來看待；四是向往“天下均平”，這是對老子“損有余而補不足”均平思想的繼承與發揮。總之，這四個方面所包含的“神農之法”，實即黃老新道家所追求的治國之道。
以上我們扼要論述了《莊子》和《淮南子》作者們筆下的神農。揣摩兩書關于神農的描述，可知他們所寫的神農其人其事，多是作者們虛構出來的，屬于寓言性質的東西，旨在借聖賢立說。《莊子》所寫的神農，表達了莊周學派的理想追求；《淮南子》所寫的神農，則表達了秦漢新道家的理想追求。因此，道家雖然對神農多有描述，但他們所寫的神農，多非真人真事。當然，其中有些描述，還是從特定角度透露了某些有關“神農”的傳說性資料，如《淮南子·修務訓》記述“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谷”、“嘗百草之滋味”； 又《淮南子·齊俗訓》記載神農“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等，都同歷史傳說相吻合，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史料價值，值得重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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