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好“炎帝神農”這篇文章
                               ——實現湖北文化崛起的思考
余國瑞   華中農業大學文法學院教授 

　　一、做好“炎帝神農”文章的意義

 　　同全國的形勢一樣，湖北的發展也到了一個關鍵性的時期。為了解決經濟發展中日益凸現的各種矛盾，必須實現經濟和社會各個方面的協調發展，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實現湖北在中部的崛起，不僅要將湖北建設成經濟強省，而且要建設成文化強省，在實現經濟崛起的同時實現文化的崛起。要成為文化強省，實現文化的崛起，我們必須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化資源優勢。作為炎帝神農氏和楚文化的故里，以及道家思想的發源地，湖北豐富的文化資源，使它不僅有可能，而且有責任將自己建設成為全國炎帝神農文化、楚文化和道家文化的中心。

　　中華傳統文化有兩大不可動搖的精神支柱：一是儒家思想，一是道家思想。這兩種思想互為補充，既矛盾又統一，它們就像DNA的兩條並列的長鏈，深深置根于中華民族的魂魄之中，構成了我們民族性格的基因。儒家的基本思想體現了社會的理想和秩序；道家的基本思想體現了人的生命活力與創造精神。儒家思想起源與興盛的主要區域在北方，在黃河中游；道家思想起源與興盛的主要區域在南方，在長江中游。代表中華民族走向理性與秩序的人文始祖，首推黃帝；代表中華民族在苦難中不懈追求與勇敢探索精神的人文始祖，首推炎帝。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雖然都産生於被稱為“軸心時代”的西周和春秋戰國時期，但我們通過上古神話和傳説所折射的人文精神，可以強烈地感受到儒道思想與炎黃兩帝不能分割的聯繫。

　　近年來有關炎黃兩帝的研究，雖然分歧不小，但把炎帝和黃帝一同視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是沒有疑義的；炎帝和黃帝是中國原始社會由舊石器時代過渡到新石器時代兩位最強大最傑出的部落首領，也是沒有疑義的。我們同意學術界這樣一種觀點，即炎帝和黃帝不只是兩個人，而是兩個最強大的部落領袖們的共同稱呼。一代一代炎帝和黃帝相承相繼，領導著他們的部落由盛而衰，直到被其他部落所取代或與其他部落相融合。由此可見，目前全國出現多處炎帝和黃帝的出生、生活和去世的遺址遺跡是自然的、合理的。但可以肯定，黃帝主要生活在黃河中游一帶炎帝主要生活在長江中游一帶，即今天的湖北一帶。根據多年來專家們的研究，炎帝、黃帝興衰和演變的歷程，已經有了越來越清晰的脈絡。這裡根據各方面資料只簡要地介紹同我省傳統楚文化關係最密切的炎帝神農氏的興衰過程。

　　炎帝，即神農氏，有關他的神話和傳説先秦典籍中有不少記載。如《周易》記載：“庖羲氏歿，神農氏作，斫木為耜，耨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處，適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可見炎帝神農氏是農耕和商貿文明的始祖。此外，傳説炎帝神農氏還遍嘗百草，為人醫病；製作五弦琴以豐富人們的生活，這説明他還是醫藥和音樂的始祖。傳説他是火神、太陽神，因火而得名。《春秋左傳》載：“炎帝，火師，姜姓其後也”。他還是苗族、土家族等南方各少數民族的共同祖先。根據傳説炎帝神農氏是有熊國君少典的長子，他和黃帝是同父異母兄弟。因炎帝生來“牛頭人身”，相貌醜陋奇異，不為少典喜愛，被置於姜水之濱；而少典則同所寵愛的妃子附寶及其所生的兒子黃帝共同生活于條件優越的姬水之濱。也許正是更為艱苦環境的磨練，具有自強不息精神的炎帝神農氏鍛鍊得堅強而有智慧，使他的部落最早進入農耕社會，由狩獵採集為主的生活，發展到以耕植養殖為主的生活，導致了中國原始社會第一次“産業革命”。據有的專家考證，炎帝神農部落第一、二代在渭水中游的寶雞一帶生活，後來向外遷徙，到炎帝神農第三代遷徙到湖北隨州，稱炎帝烈山氏或連山氏，名柱。此後便在長江中游一帶發展壯大起來。與此同時，黃帝則在北方黃河中游一帶強大起來，當時在東方還有強大的蚩尤部落。為了統一各部落，黃帝開始了對東方蚩尤部落的征戰，然而多次反被蚩尤打敗。於是黃帝便聯合強大起來的炎帝部落，打敗蚩尤，共同成為中原各族的主幹，成為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但炎帝的強大對黃帝的威脅越來越大，於是黃帝和炎帝在阪泉大戰，最後炎帝部落失敗，向東南遷徙，經山西、河南、山東，最後到湖南。今湖南炎陵縣的炎帝陵墓，據考證為第八代炎帝神農氏榆罔的陵墓。此後炎帝部落逐漸衰亡，與南方各部落融合。從上古神話、傳説以及相關古籍的記載，並根據民風、民俗以及考古發現所得到的大量資料，湖北隨州厲山一帶曾是炎帝神農氏部落繁衍生息、不斷發展和壯大的中心地區，也是第三代炎帝烈山氏的誕生地。《禮記》載：“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谷”。東漢經學大師鄭玄注：“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或曰有烈山氏”。《國語？魯語上》載：“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殖百谷百蔬”。《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載：“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晉朝杜預注：“烈山氏，炎帝也，起于厲。”此外湖北還有著名的風景名勝區神農架等炎帝神農活動遺址。這些都説明今天湖北一帶曾是炎帝神農氏發展的中心地帶，因此，湖北不僅有條件，而且有責任做好“炎帝神農”這篇大文章，使這位與北方的黃帝並列的中華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的精神發揚光大。

　　湖北建設和開發“炎帝神農文化”的意義還在於，對繼承和發揚道家積極思想和楚文化精神具有特殊價值，因為前者是後兩者的淵源。中華文明的兩大精神支柱之一的儒家文化發源於北方各國，特別齊魯，而道家思想的發源之地在南方的楚國，道家思想是楚文化的靈魂。道家思想和楚文化的根源可以追索到炎帝神農。北方黃帝文化的符號特徵是“土”，炎帝文化的符號特徵是“火”。黃帝生活在條件相對優越，但各部落相互爭鬥更為激烈的北方，而炎帝生活在條件相對惡劣，但部落間爭鬥不那麼激烈、生活比較平靜的南方。黃帝的最大功勞是實現了中華民族歷史上的第一次大統一，他所關注的焦點是維護統一和部落秩序的建設，是氏族間關係的處理，是政權建設以及軍隊和軍事力量的發展，有關他的很多傳説同這個焦點有關，如建都涿鹿，發明瞭“黃帝歷”等，都是建立良好社會秩序的證明；又如改進了戰車，因此被稱為“軒轅氏”，都是同政權和軍隊建設有關的傳説。炎帝則不同，炎帝的最大貢獻在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使狩獵為主的生産方式轉變為以耕養為主的生産方式，實現了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次“産業革命”，他所關注的焦點是發揮人的積極性，如何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所以他稱“神農氏”。前者就是後來儒家更重視人與社會關係，強調人的集體性思想的源頭；後者就是後來道家更重視人與自然關係，強調人本精神的源頭。前者還是後來文學藝術重視理性的現實主義傳統的源頭；後者則是文學藝術重視張揚個性的浪漫主義的源頭。可見中華文化的兩種核心精神支柱在炎帝和黃帝時代就有了相當充分的體現，只是它們還沒有也不可能形成一種思想理論。作為思想理論和學説的形成則是在春秋戰國時期。

　　就其理論的成熟期而言，道家思想早于儒家思想，它的發源地是楚國，也就是今天湖北一帶。專家考證，楚國祖先就是炎帝祝融氏，祝融氏是第十一代或十二代炎帝，祝融氏也是火神。祝融部落的後人鬻熊立國于荊山一帶，建都丹陽（即今天湖北秭歸，這裡又是我國第一位詩人、浪漫主義詩歌源頭屈原的故鄉）。其重孫熊繹在周成王時被封于楚地，從此以“楚”為國號。楚國不僅是道家思想的發源地，而且是道家思想的發展、成熟之地。老子就是楚國人，集道家思想之大成的莊子一生主要生活在楚國。道家思想深刻影響了楚國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民俗、民風等各個方面。正是這樣的影響，誕生了《楚辭》、《莊子》等浪漫主義的傑作，正是這種思想的影響，形成了楚國楚地的音樂、舞蹈、雕刻、繪畫等特有的風格，形成了楚風、楚俗的鮮明特色，如楚人不僅信奉日神、火神，而且服色尚赤，其風俗充滿著野性、神秘與活力。

　　道家思想從某種意義上説是比儒家思想更豐富、更深刻的中國古代哲學。它對自然和人性的崇尚，超越名利的價值觀，充滿批判和創造活力的精神，以及它所具有的樸素的辯證思維方法等等，是對整個人類文明的巨大貢獻。今天，隨著現代工業社會發展給人類帶來的種種負面影響的日益嚴重，作為最關注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在古代最有系統觀的道家思想，其價值越來越受到全世界的重視，這決不是偶然的。西方已發生過多次“道家思想熱”，至今這種熱的程度不僅未減，而且有越來越廣泛、深入的趨勢。道家思想的積極方面對今天我國社會主義物質和精神文明建設，特別是對構建和諧社會，具有不可忽視的重大意義。湖北曾是炎帝後人創立的楚國的首都所在地，曾是楚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道家思想到今天還在很多方面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湖北要在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方面有所作為，根據資源比較效應理論，就應該高度重視具有豐富和獨特資源的楚文化和道家文化的開發，而要開發楚文化和道家文化，首先要大力做好“炎帝神農文化”這篇文章，把它作為一個突破口，由此伸發，高揚道家積極思想，全面建設和開發楚文化，這不失為湖北建設文化強省，使經濟與文化雙崛起的一種好戰略。

　　二、做好“炎帝神農”文章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做好“炎帝神農”這篇文章，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我們認為當前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提高認識，走出誤區；系統整合，全面規劃；強化研究，狠抓普及；突出重點，創建品牌。

　　第一，要提高認識，走出認識的誤區。我省在文化建設方面取得的顯著成就是不容置疑的，但我們也要看到還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今年4月，我陪同省榮軍療養院的老同志到省博物館參觀，結果令人失望。我們看到的是硬體越來越好，如房子越修越漂亮宏偉，但是軟體越來越差，不僅展出內容單薄，而且服務態度和品質很差。參觀者寥寥，真是門可羅雀。當我們抱著很大興趣走進編鐘演奏館，匆匆十幾分鐘的表演更是令人大失所望，其表演的內容和水準同十幾年前相比不僅沒有任何發展和變化，而有大大倒退，表演者神情變得刻板和冷漠，還額外增收了20元門票，而且無論誰都要交，即使那些白髮蒼蒼的老革命也一個子不能少（售票人的答覆）。又如從網上一些到隨州參觀炎帝神農故里人所寫見聞可以看到，同陜西、山西、湖南一些地區炎黃遺址的開發和建設相比，差距不小。簡言之，內容單一，景觀很少，配套設施缺乏，而且環境的保護、利用、開發等各方面都存在不少問題。湖北在這方面的開發和建設同經濟的發展相比很不協調，至今沒有一個在國內外有影響的第一流的楚文化的品牌問世。要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從根本上説必須提高認識，走出一些認識的誤區：一是重經濟輕文化。長期以來有一種不正確的觀點，所謂“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把文化的建設僅僅作為招商引資的手段、經濟發展的附庸，而忽視了文化本身的意義和價值。二是重現代革命傳統的教育，忽視古代文化傳統精神、民族精神的教育。把馬克思主義的人生觀、革命觀、價值觀的教育同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民族文化教育，包括民風、民俗的教育對立起來是完全錯誤的觀點。從馬克思、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身上我們可以看到這兩者是有機統一的。一個不愛父母兄弟姐妹的人，怎麼可能去愛別人；一個不尊重、關心他人的人，怎麼可能去關心國家；一個不熱愛自己祖國的人，怎麼可能有解放全人類的志向和共産主義精神！三是重儒家思想輕道家思想，也包括重黃帝文化，輕炎帝神農文化。儒家思想歷來就因為它對維護國家、集體的意志和權威具有優於道家思想的作用，而為統治者們格外重視，而道家思想因為它有強烈的批判精神，而不為統治者重視。當然儒家思想的積極方面對團結和教育人民是很有現實意義的，也是今天我們應該繼承和發揚的。但是，我們同時也應看到道家思想積極方面的現實意義。我們傳統文化的這兩大精神支柱是統一的、互補的。它們對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都起過巨大作用。一個國家既需要統一、理性、秩序，以及發展集體主義精神；也需要競爭、破舊、創新和充分的個性發展空間，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從這兩個方面孕育了我們民族的性格，重此薄彼是不正確的。湖北作為楚文化和道家思想的發源地，而且又擁有這方面的獨特而豐富資源，因此湖北必須承擔起保護、開發炎帝神農文化、楚文化和道家文化的重任。

　　第二，要整合資源，做好全面建設規劃。要從全局認識“炎帝神農文化”的意義，不要孤立地就“炎帝神農文化”而論“炎帝神農文化”，要以開發和建設炎帝神農文化為突破口，以發揚楚文化和道家文化的積極精神為主體，做好我省優秀傳統文化資源整合和全面建設的規劃。同時將優秀傳統文化的建設與各方面的文化建設有機統一起來，在建設經濟強省的同時，大力建設文化強省，實現經濟和文化雙崛起的戰略目標。要改變現在我省在優秀傳統文化建設上各自為陣、小打小鬧、群龍無首的無序局面，改變為錢是舉，把文化建設僅僅看成經濟發展附庸的錯誤思想和做法，真正做到經濟與文化協調發展，這是建設文化強省的必要前提。我省傳統文化資源之豐富，在全國是有名的，出現目前的落後狀況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從全省全局和長遠目標出發，經過反覆認真研究、論證的既宏偉又可行的總體規劃。湖北很多重大的在國內外有影響的文化資源（如舉世聞名的編鐘）的開發和利用都沒有形成省一級的聲勢與規模，炎帝神農文化、屈原文化、陸羽文化、李時珍文化、三國文化、武當山文化等無不如此。有些文化還根本沒有引起重視，或者很少有人知道。如李白在湖北長期生活過，並留下不少遺址，至今沒有開發，一般人也不知道。如果將他整合到道家文化中，他就同楚文化聯繫起來，也同炎帝神農文化聯繫起來，就會形成大的聲勢。又如琴臺知音文化，同楚文化的精神、道家文化的精神也是緊密聯繫的，從整體規劃對它進行開發、利用，情況就會大不相同。還有屈原文化、端午文化等等，都存在站得不高、看得不遠、淺嘗則止、小打小鬧、各自為陣等缺乏統一規劃問題。
第三，既要強化研究，又要狠抓普及。弘揚傳統文化，是一項需要長期不懈努力才能顯現成效的全民事業。我們在這方面的薄弱環節，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研究不深，一方面是普及不力。例如，要真正做好我省傳統文化的開發、建設和利用的總體規劃，沒有充分的調查研究是不行的。在這方面不加大投入也是不行的。其他省的一些經驗值得借鑒，如聯合國內外、海內外共同開展研究，舉辦定期不定期研討會等等。研究工作不要急功近利，不要什麼都與經濟開發、招商引資直接掛鉤，要突現特定文化本身的意義和價值。同時研究要注重建設隊伍，培養研究人才。研究工作要有分工，組織工作要細，要責任明確。例如對編鐘研究，就應該有從事研究和普及工作的專班，並制定計劃，按期拿出成果。如果這樣做了，就不至於十幾年沒有什麼發現和發展。與此同時還要狠抓普及。提高和普及是辯證統一的。還是以編鐘為例，因為十幾年來沒有新的研究成果，就沒有辦法使普及更有效。像目前這種狀況是無法進行普及的，假如我們能像某些省那樣，開發出一台類似“青春版”的編鐘音樂和歌舞，並能像“青春版牡丹亭”那樣有較高品質，深受觀眾的歡迎，何愁編鐘文化不普及。我們應該而且有可能使炎帝神農文化、道家文化和楚文化的開發不僅走向全國，而且走向世界。

　　第四，要突出重點，創建品牌。無論炎帝神農文化的開發，或是楚文化、道家文化的開發，都要突出重點，抓一些重大項目，力爭創造出無愧於我們時代的“品牌”。以什麼為重點，創什麼品牌這是一個需要不斷探索、深入研究的問題。但是坐等是等不來的，要不斷地通過行動，艱苦地去探索。我們有那麼多傳統文化資源，而且很多是在全國獨一無二的或第一的，都等待我們去研究、開發。一方面我們的研究者應有白先勇、楊麗萍那樣的精神，白先勇二十幾年如一日，為搶救衰落的昆劇而奔走，楊麗萍為了整理和弘揚雲南各民族的原生態舞蹈而辭去工作長期深入民間，沒有一批這樣的高水準的具有奉獻精神的專家的參與是不行的；另一方面要靠政府和各級領導，特別是省一級領導的重視和支援，白、楊的成功説明他們都是在各級政府的大力支援下，才創造出了優秀的品牌，使一種瀕於沒落和默默無聞的文化得以新生，得以弘揚光大。他們能幹的為什麼我們不能幹？我們同樣可以像陜西省建設黃帝文化、湖南省建設炎帝文化那樣做好建設湖北“炎帝神農”文化這篇大文章，做好宏揚楚文化和道家文化的大文章。我們相信，只要從上到下，真正充分認識到文化建設、精神文明建設的偉大意義，我們就有信心和力量去實現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和具有本省特色的優秀文化，在實現湖北經濟崛起的同時，實現湖北文化崛起的戰略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