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是個多元文化的城市，它的基本元素是由三個並存的文化板塊構成，即以老城為中心的民間民俗文化版塊,以海河為中心的碼頭文化板塊，以外來的入侵性的租界為中心的租界文化板塊，三個文化空間並存。其中海河兩岸的碼頭文化板塊非常重要的一倔內容就是媽祖文化，它是形成天津城市的重要基礎之一，與天津城市有著撕扯不斷的、千絲萬屢的情緣和聯繫。

　　天后，作為海神，在天津域內的流傳過程中，逐漸演化為福佑萬方、有求必應的居家保護神。可以説，這種民間民俗信仰與崇拜滲透到民眾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乃至城市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等生活的各個方面中。

　　第一、首先是在生育民俗上。

　　當時，天津民間對生育子嗣極為重視，以“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作為檢驗孝道的重要標準，認為子孫的繁衍關係家族的興旺和發達，特別講究“早養兒子早得濟”,崇尚“五男二女”,多子多福。因此，一些婚後不育的婦女便來天后宮向天后娘娘求子。也有的老年婦女或為兒媳婦，或為女兒來此求子。即我們常説的“拴娃娃”求子習俗。

　　所謂拴娃娃，就是在送子娘娘神像前用紅絨線拴走一個一寸大小的泥娃娃。

　　當時拴娃娃有兩種形式：一是較富裕的人家的婦女多由道士陪伴，在眾多的泥娃娃中選一個拴回家，同時留下為數可觀的香資。二是生活較貧窮的人家則要背著道士悄悄地偷一個揣在懷裏帶回家。有錢也好，無錢也罷，道士只是睜一眼閉一眼。因此，這種風俗也叫“偷娃娃”。無論採取哪一種方式，人們在拴娃娃時都要默念提前為娃娃起的乳名，説：“XX,跟媽媽(或者是奶奶、姥姥)回家吧!”帶回家後將小泥娃娃放在臥室內炕角邊0，不能壓著、磕著、碰著，也不能晾著，要用紅布蓋好。一旦婦女懷孕生下孩子後，方可將小泥娃娃拿出來，先得去天后宮還願，即事先要在洗娃娃莊塑九十九個同樣大小的小泥娃娃送還給送子娘娘像前，然後將自己拴走的小泥娃娃重新加泥塑成更大一些的，帶回家中並在神佛龕旁邊供養起來，將其視為自己的長子，而自己親生的兒女則要排行老二。因此泥娃娃也稱“娃娃大哥”或“娃娃哥”。每天吃飯時，做家長的還要在娃娃大哥的像前放置食物碗筷，年節時還要為其添置新衣服。而且每年還再到洗娃娃莊去“洗”一次娃娃，即為塑像重新加大，視為長了一歲。年復一年，娃娃大哥的形象從穿兜兜的小兒一直要“長”到留鬍鬚的老者。與此同時，隨著其真弟妹的長大，成家立業，生兒育女，娃娃大哥的輩份也隨之增長，由娃娃大哥升為娃娃大爺、娃娃大舅、娃娃爺爺、直至太爺……倘若父母相繼亡故，娃娃大哥要由真弟弟一代一代地傳下去，永遠供養著，因為人們認為所有的子孩都是由“他”帶來的。

　　第二、在祛疾，主要指痘疹的習俗上。

　　痘疹是一種傳染性疾病，包括水痘和麻疹(俗稿“疹子”或“天花”)。通常在嬰幼兒時期發病，當時民間俗稱“當差”。在科學不發達，醫藥條件落後的情況下死亡率極高，曾被視為兒童成長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關口。當時人們面對痘疹，除了竭力去醫治外，就是到娘娘宮求娘娘保祐。當時在天后宮還有好幾位專司痘疹的神靈，為天后娘娘分勞的化身或是其為下的仙班神靈，他們的任務就是幫助天后娘娘拯救患有痘疹之疾的兒童。這些神靈包括癍疹娘娘、痘疹娘娘、報事靈童、挑水哥哥、送槳哥哥、撓司大人、散行痘疹童子、散行天花仙女、施藥仙官等等，他們雖都為痘疹之神，但各自掌握的職權不同，其形象也各具特色。

　　如癍疹娘娘，左手持一形如蓮蓬的物體，上面刻有許多癍點，以此代表天花。

　　報事靈童也稱“報事童子”,民間賦予他的職責是向人們通報有關天花的資訊，故將其裝扮成頭戴紫金冠，身穿銀紅緞袍，外罩藍緞大氅，項垂金鎖，珍珠領圍，手拿令旗，一副美麗可愛的小童子形象。

　　挑水哥哥的形象則極為普通，穿著十分簡樸，呈頭戴斗笠的水夫形象，身前放有一副扁擔、兩個水筲。人們認為他可以用挑來的神水幫助患兒澆天花，使其儘快痊癒。首然，還有説挑水哥哥是還有其他職能的，將他視為財神，這和天津民間在農曆正月初二敬財神的習俗密切相關。

　　當時每到農曆正月初二，天濛濛亮，天津的街頭巷尾就有水夫(當時居民吃水全靠水夫挨家挑送)挑著柴禾和水筲挨家挨戶送。柴禾都用紅綢帶扎著，上貼紅紙條，上面書有“真正大金條”墨字。因“柴”與“財”諧音，故此舉稱為送財水，是天津民間新年祈福的一種方式。至今，天后宮中仍供有挑水哥哥，時常有香客和遊客去觸摸其筲，以祈盼財運滾滾而來。

　　撓司大人是由三位神像組成，統稱“撓三大爺”。在他們跟前還立有三條黑狗，民間認為撓司大人是幫助患兒撓癢癢的，而黑狗則可以用舌頭舔去痘疹，解除患兒之癢。

　　當患兒病癒之後，人們還必須到天后宮還願,謂之“謝奶奶”。即要請來扎彩匠依照天后宮所供主司痘疹各神扎制扎彩，包括他們的衣服、冠帶、儀仗和其使用的器物等。

　　第三、産生了舉世聞名的皇會。

　　皇會，從文字記載上看，起源於清康熙四年(西元1665年),本來叫“娘娘會”或“天后聖會”,是當時天津民間為慶祝天后誕辰而舉辦的祭祀慶祝活動。其更名為“皇會”,與清代康熙、乾隆二帝有關。據説康熙皇帝在位的六十一年中曾來過天津十多次。乾隆皇帝，在他在位的六十年中，也是來過天津幾十次之多。

　　從諸多美麗的傳説故事和史籍記載中，都可以感覺到，天津在當時除了其作為重要交通樞紐和商品集散中心的繁華都市意義外，她實在還是一個深受皇帝偏愛的遊樂勝地。

　　康熙、乾隆兩位皇帝如此頻繁地駕臨天津，早就驚動了由鹽商、錢商、糧商等富商大戶們支援並操辦的天津各色老會、聖會。皇帝每次出巡，一來一去，地方上必定要舉行接駕、送駕的隆重儀式。於是乎，那些平時自娛自樂或為廟會、香會各呈演技的老會、聖會又搖身一變，成了接駕和送駕的極富特點的儀仗隊。

　　過去，消息傳遞緩慢，而皇帝又往往是隨心所欲，想幾時來就幾時來，想幾時走就幾時走，民間很難推定皇帝駕到的時間。所以，為了不誤事，人們便經常演練，並在原來歌舞表演的基礎上又增加了迎送皇帝的內容(這在《新校天津衛志》中有記載)。所以有人講，正因為沾上了“皇”字，才會有“皇會”的名稱。其實，天津皇會形成的最直接原因，還是因為先後受到了康熙、乾隆二帝的封賞後才逐漸形成被稱作“皇會”的。

　　有一年，康熙皇帝南巡，路過天津，浙紹鄉祠的“臘鼓”被派去迎接皇上，並進行了嫺熟、優美、動聽的擊鼓表演。康熙帝觀後十分高興，便賜給四位擊鼓者每人一件黃馬褂。

　　到了乾隆時，更是頻繁地來往于天津。有一年乾隆皇帝南巡路過天津。他們又被派出去迎接聖駕，當乾隆皇帝看到鼓手們身穿皇馬褂這一特別的裝束，便知道了這道會是受到過先皇御賜的，於是亦十分高興的賞賜給擊鼓手黃衣、黃絆。之後，乾隆又覺得這個鄉祠的鼓應有個好名字，它現在只稱“臘鼓”有些不妥，因其只能用於迎年，不足接駕，遂御賜“挎(文獻中有用“跨”字)鼓”之名。由於受到過兩朝皇封，挎鼓會的名氣也越來越大，不僅增加了四面大鼓，人員結構也發生了變化，由以前僅局限于浙紹鄉祠的人逐漸發展為當地居民共同的組織，取會名“鄉祠前遠音挎(跨)鼓老會”，表演者都是十多歲的兒童，成為皇會中不可缺少的一道會。

　　另外，民間還傳説，乾隆皇帝下江南乘龍舟路過天津，當駛至三岔河口時，正趕上民間為天后娘娘過生日出會。這些老會、聖會得知皇上駕到，便馬上涌到三岔河口邊，為龍舟上的乾隆皇帝表演各自拿手節目。當乾隆皇帝看到捷獸會和鶴齡會如此精湛的演技時，龍顏大悅，遂賞賜捷獸會演員每人一件黃馬褂，賞給鶴齡會的每位鶴童每人一個金項圈，賞給掃殿會龍旗兩面。

　　至此，受過康熙、乾隆皇帝封賞的娘娘會就改名為“皇會”了。

　　另外，還有就在清康熙三十一年(西元1691年),“聖祖幸天津謁天后宮”時,民間作百戲以獻神，又籍此以娛帝，故有“皇會”之稱。

　　由此可見，無論怎麼傳，其名稱都與康熙、乾隆兩位皇帝有關。在當時，倘若沾上了“皇”字，那還了得嗎？於是，天津皇會的名稱也就愈叫愈響，以致各鄉縣甚至各省之間，震于“皇會”之名，屆時紛紛從水陸兩路湧來觀看，更加擴展了皇會的名氣。津門文人曾有詩描述：

　　三月村莊農事忙，忙中一事更難忘。

　　攜兒偕伴舟車載，好向娘娘廟進香。

　　清代天津著名詩人樊彬亦有《津門小令》：

　　津門好，

　　皇會暮春天。

　　十里笙歌喧報賽，

　　千家羅綺平鮮妍,

　　河泊進香船。

　　皇會是一個有組織、有計劃、有嚴格規定的廟會形式。其籌劃之精細、措施之完備、會規之嚴密、等級之分明、禮儀之繁縟，並非一般的廟會所具備。

　　皇會的行會更是異彩紛呈，一切儀仗裝飾、人員服飾、表演技藝都力求盡善盡美，花錢費事在所不惜，務必要求其如何美麗，如何風光，融聚了天津民間各種技藝的精華。所有出會儀式、典禮莊嚴隆重，不厭煩如，成為當時全國各省惟一的神話盛事。

　　皇會從農曆三月十五日起至二十三日天后誕辰日止，共舉行九天。這期間除了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二日四天雙日子有行會表演外，其餘五天時間均為各地民眾大規模地進香朝拜、貿易往來、會親訪友、看戲遊觀以及一些陳設老會的廟會設擺等慶賀活動。最隆重、最壯觀、最熱鬧、最吸引人的要數四天雙日子的行會活動。以致于後來民間不少人都認為皇會只舉辦四天，並將皇會作為民間各道老會、聖會進行行會表演的代名詞。

　　農曆三月十六日為“接駕日”，因為娘娘是福建人，所以在津經商的福建籍商人要將娘娘接到閩粵會館接受娘家人的香火，視為娘娘回娘家了(後來因為許多信眾又要到那裏進香，人多太擁擠，就改在如意庵，如意庵有一次著火後，又遷到千福寺)。然後在十八日的時候再將娘娘送回娘娘宮。這一天也叫“送駕日”。另外，二十、二十二日兩天叫“娘娘出巡散福日”,將散福於民間。需要説明的是這四天當中，在娘娘的華輦邊還需有癍疹娘娘、眼光娘娘、送生娘娘、子孫娘娘四位娘娘的寶輦伴駕。

　　各道民間表演老會、聖會也要伴駕、護駕，進行精彩的表演。參加皇會行會的會的數量，每次都不一樣，這與當時的經濟實力的狀況有著密切的關係，最多時可達一百五十余道會，最少則有三四十道，而且要有嚴格的路錢。但無論數量多少，會種是基本不變的(因為每個會種都有一至數個表演團體)。

　　如果按會的表現形式和內容割分，可將這些會種分為六種類型。

　　第一類會是指揮協調類會，即天后宮掃殿會。可以就是會中領袖，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要負責整個皇會行會中的組織、籌備、調度、差派、請會、提會、安置等一切事務性工作。

　　第二類會是公益服務類會。包括了二十多道會，為皇會行會提供各種公益性服務。比如像凈街會，就是清潔工，為皇會出會掃清路障，清整街道；梅湯會，是為參加皇會的人們提供飲品。誰渴誰喝，全部都是免費的；護棚會、防險會等是由腳行、水會等組織操辦的會，都是提供防火、救險，包括防止人員擁擠造成的人身傷害、孩童走失、突發病人等意外事故方面的服務。

　　第三類是儀仗鑾駕類會。

　　我們這裡講的皇會的鑾駕，是一個大的概念，是依照敕封天后應有制度的一切儀仗執事。也就是説，除了標誌著天后出巡使用的警戒執事外，還包括為其開道的各種儀仗組織。比如門幡、太獅、鮮花燈亭、華蓋寶傘、寶鼎、寶塔等。

　　第四類是座會設擺類會。包括燈亭、鮮花會等。這類會大多是由接駕會負責，將會中華蓋精美的道具、燈飾、旗幡等物品或向市內大戶人家借來硬木傢具、古董、字畫等稀有珍品，陳列在事先搭好的大棚內供遊人參觀，這也是平民百姓大開眼界的好機會，故吸引眾多的遊人前來一飽眼福。因為座會設擺類會陣勢雍容華貴,富麗堂皇，所以在以後又被列為儀仗隊。

　　第五類是還願勸善類會。這類會的承辦者都是津門富戶，目的是為祈求神靈保祐而許願，或因以前許諾應靈之後還願答謝娘娘，這類會雖無任何特定的表演，但會的規模、道具、服飾皆為上乘，無不以精美豪華而備受關注。

　　第六類是玩藝兒表演類會。民間多將這些類會的表演稱“玩藝兒”,它包括了戲劇、曲藝、鼓樂、滑稽、歌舞、雜耍、武打等豐富迷人的表演內容，可以説是皇會行會的靈魂，玩藝兒會根據表演的內容和技能形式，又分為文玩藝兒和武玩藝兒。文玩藝兒包括了戲劇、曲藝、滑稽、逗哏及鼓樂等説唱、敲擊表演，如蓮花落兒、十不閒兒、法鼓、挎(跨)鼓等；武玩藝兒相對文玩藝兒而言則指的是歌舞、雜耍、武打等帶有技巧性的表演，如高蹺、杠箱、獅子等。玩藝兒會為皇會增添了無窮的魅力和趣味，它也是皇會經久不衰的重要因素之一，並在幾百年的傳承過程中得到豐富和完善，成為具有鮮明地方特色的民間表演藝術，也就是我們今天的花會表演。

　　皇會之所以能在天津形成這麼大的規模，牽動了這麼多人，達到萬人空巷，百業停工，交通斷絕，商人輟市，這種轟動，一方面是天后娘娘的信仰在民間具有很廣泛的普遍性；一方面皇會是受到皇帝的封賞的，具有一種皇權的顯赫；一方面是天津的富商大賈，包括清代的八大家等錢商、鹽商、糧商等這些地方上的財神爺的傾囊相助；還有一方面是官府的認可和推波助瀾，當時政府規定凡來天后宮進香或送朝拜的，都被優先照顧，乘坐的車船價錢減半，凡來參加貿易活動的也免稅，而且政府還拿出資金資助皇會，無疑又吸納了許多來此進香或進行商品交換、貿易往來的外地人，為皇會又融聚了很多的人氣和財氣。另外，除上述四個方面的因素外，還有三類人的作用不可忽視。一是玩兒會的，二是吃會兒的，三是截會兒的。

　　皇會的歷史是漫長而輝煌的，她在經歷了清乾隆至光緒末年的鼎盛時代後，由於社會政治、經濟不穩定而開始走向低榖。民國二十五年(西元1936年)最後一次皇會後，人們再也看不到她那氣度非凡而又嫻娜多姿的風采。儘管如此，今天的天津人尤其是老人們仍然對其津津樂道，百談不疲。因為她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天津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歷史。這種包蘊著生活中的歷史演變、風土人情、願望信仰、道德倫理、文學藝術等諸種文化因素為一體的，體現了人們豐富的生活情趣、樂觀的精神面貌、卓越的藝術才能和對美的執著追求以及創造生活、改造自然中的集體意識和高尚品德並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世世代代，年年歲歲為人們的生活憑添了意善和樂趣，振奮和撫慰了人們的心靈，將宗教般的民間信仰與是非觀念、道德評價通過神活動表現得淋漓盡致的民間盛會，在全國乃至全世界都是極其罕見的。

　　很遺憾這個舉世聞名的民間盛會自從民國二十五年(西元1936年)後至八十年代就沒有再舉辦過。但是值得欣慰的是西元1988年，天津舉辦了首屆民俗文化博覽周活動，在古文化街的宮前文化廣場小規模地組織了這種民間花會的展示。特別是西元2001年的首屆中國？天津媽祖文化旅遊節，才使皇會從真正意義上得到了弘揚。

　　第四、天后文化物質載體繁榮了天津的經濟，以廟聚人，以廟興城，以廟興市。

　　其一、形成了最早的集市——宮前集，在宮南宮北大街，至今仍能很清楚地尋覓到這種遺風。

　　其二、形成了最早的年貨市場。當時，每年一進臘月，宮南宮北大街就熱鬧起來，年節需要的各種雜貨和廟內前院的兒童玩具，吸引了大量遊人。而且早年間，天后宮內就有許多由配殿改成的商業店舖，賣剪紙窗花、吊錢兒、金貨(即純金首飾)以及金魚等都是非常有名的。清乾隆初年的詩人汪沆曾作詩描繪當時人們來天后宮買金魚的情景：

　　元日晴光書不如，

　　靈慈宮外門香車。

　　玻璃瓶脆高擎過，

　　爭買硃砂一寸魚。

　　而街上又有空竹、絨娟花、鞭炮、剪紙、吊錢兒、肥豬拱門、各種神祃兒、香煙、幹鮮貨……萬商雲集，百貨羅陳。好多攤點還都在店內前空隙處貼上“年年在此”的紅紙簽，一個目的是表示這地方是他早先佔上的點兒，別人就不要再在這賣貨了；另一個目的是讓買主放心，他年年都在這賣東西，不會使人上當。

　　各個攤點幾乎要到臘月三十才收攤。如今，天后宮及其宮南宮北(現在叫古文化街)仍然是春節期間天津市最大的年貨市場，年味也最足，好多國內外的民俗學專家學者、遊客都是選擇這個時候來看天津過年風俗，在世界上都很有影響。

　　其三，天津最早的金融街也是在天后宮的宮南宮北大街。

　　金融是經濟的血液和命脈，而天后宮及其宮南宮北大街，是天津銀錢業的重要發祥地。天津銀錢業向有現市和定期兩種，無論是夾帶免稅“土宜”（即土特産）,還是從事南北商貨販運的私人商幫隊伍，都必須兌換天津本地流通制錢，才能更方便地交易。所以在宮南宮北大街，最先出現了兌換銀錢的錢攤和錢鋪。而且由於這裡市場資訊最靈，所以銀錢業中作現市的大都集中在這裡。為了便於掌握銀錢市場，以便採取適應的對策，錢業眾商最遲于清道光初年在天后宮財神殿後院，自蓋了一間房屋，為錢業辦公之地，稱錢號公所，並有金字掛牌。每月初二錢行聚會，敬祀財神。直到西元1908年天津商務總會主持的天津公沽局成立後才遷至只家衚同。

　　此外，關於天后文化對天津的影響還有很多，比如，天津女子喜著紅色衣飾便是受天后影響。因為，在民間傳説中，天后娘娘從小到大幾乎都穿著紅色衣飾。成神後，在海上搭救遇難的人時，也是身著紅衣，或化作紅色大鳥，或拋下一根紅繩。而欽佩她的那些婦女們感念其功德，也出於仰慕，其審美情趣也隨著天后滋生了變化。喜穿紅衣紅褲紅鞋紅襪，頭簪紅花、襟掖紅手帕。

　　另外，天津的妓女來天后宮的祈禱也曾獨成一景。當時，除農曆初一、十五外，每到臘月大年三十夜裏，便是妓女到天后宮叩拜神靈的日子。民國二十年(西元1931年)出版的《天津志略》中有“舊曆元旦，各娼妓祝禱於此，粉紅黛綠，滿院光輝”的記截。對妓女來此燒香還有不成文的規定，在時間上要求即在天明前必須離開天后宮。在穿著上也有定例：二、三等妓院的妓女們，要穿上紅襖褲，蹬上紅銹鞋，套上紅裙子，披上紅斗篷，圍上紅圍脖，別上紅絨花，渾身上下用紅顏色裝扮一新，有文人戲稱之為“滿堂紅”。當然，由於社會的黑暗，妓女們始終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直到新中國成立。

　　天后文化的觸角可以説涉及了天津城市的方方面面。讓我們絕不可再輕視這種文化的輻射力、凝聚力和作用力了。為此我們作為民俗學者，作為媽祖文化的研究者，沒有理由不去進行理性的思考。（天津臺辦）

　　（來源：津臺之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