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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説“貴州文化”

時間:2010-06-10 18:08   來源:金黔線上
  當今社會,文化越來越多地展現出它的經濟功能,經濟越來越多地表現出文化取向,這已是不爭的事實。生活在今天的黔人,要改變貴州“欠發達、欠開發”的現狀,必須加強貴州文化的研究。在深化對貴州文化認識的基礎上,充分利用貴州的文化資源,一起來將其最大限度地轉化為社會生産力。

  但當我們挖掘貴州文化這個主題時,卻又不能不秉持科學與理智這兩項原則。

  如果我們研究“貴州文化”前設置這樣一個前提,即:所謂貴州文化是一種具有鮮明特色和自身特點的,以今貴州省境為空間的地域文化。在這個前提下,愚以為以下一些問題頗具探討價值。

  1 關於貴州文化的特徵

  作為雲貴高原東半塊的貴州高原,山嶺崎嶇,地勢起伏,大山與峽谷交織,河流與瀑布密布,獨特的地形地貌,使這片有著悠遠史前文明的地區,成為中國古代幾大族係的交匯地,鑄就了獨特的貴州文化。總體説來貴州文化的特點有四:一是它的多樣性,二是包容性,三是和諧性、四是進取性。

  多樣性不僅衍生出貴州民族文化的多彩,更造就了貴州大地的神奇,使貴州薈萃了無數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令人神往的人間傳奇,留下許多迄今無法破解的歷史之謎。

  包容性是多種文化在貴州大地並生共榮的基礎。由於得天獨厚的自然生境,先秦時期的貴州土著文化,與其後進入這一地區的漢文化和民族文化,在貴州都能找到紮根生存的條件,通過長期的相互交流,取長補短,促進自身的發展,進而形成以貴州行政區為範圍的貴州地域文化。

  和諧性是貴州文化的顯著特色,是在其他省區不易找到的文化特徵。它不僅包括各民族內部的和諧、族際間的和諧,還包括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這從貴州歷史發展的進程、各民族的民風民俗、至今仍保存在許多民族地區的《鄉規民約》中,可以找到許多例證。

  進取性代表了貴州人不懈的追求。由於歷代封建王朝只重視貴州的軍事戰略地位,從未將貴州這片土地納入國家經濟政策和發展戰略的重點,加上貴州自身環境的封閉性與經濟基礎薄弱,致使貴州的落後一天天累積下來。但貴州自從列為全國第十三個行省之後,貴州人就有了一種自我激勵,自我鞭策的緊迫感,通過各種自覺或非自覺的努力,主動向國家政治經濟生活的舞臺中心靠攏。

  2 在中華文化中的地位

  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毫無愧顏地説,貴州文化的多樣性、包容性、和諧性、進取性,正是中華文化精粹之所在。但由於學術界對貴州文化的研究起步較晚,相關問題的研究尚停留在淺表,貴州文化的諸多問題迄今未形成共識,對外宣傳雖形成了一定的衝擊力,仍遠遠不夠,貴州文化在全國文化中的地位,幾乎沒有人提及,自然也就更談不上得到認同。

  回顧貴州自石器時代的歷史,不難發現,當世界許多地方還是一片荒蕪、渺無人跡的時候,坐落在雲貴高原東半塊的貴州地區,早已經是一派生機了。銳棱砸擊法這樣一種原始時代的先進生産技能,便始創于長期被忽視的貴州高原;觀音洞遺址所展示的文化被裴文中先生譽為一種“與歐洲大陸的舊石器文化不相同的一種新的文化系統。”這種考古發現至少可以證明:貴州這片土地不僅是物種生存繁衍的樂土,而且是中國南方舊石器時代文化的代表,是人類史前文明的搖籃之一。無怪乎學者們在論及石器時代的歷史時,會發出“北有週口店,南有觀音洞”的感嘆。如此深厚的歷史積澱,對貴州後世的發展是顯而易見的。

  貴州並沒有從娘胎裏帶來的落後。春秋戰國時期,雄踞西南的鬼方,是唯一能與週一起參加商王祭祀活動作“殺牲人”的座上賓,殷高宗用了3年時間才將其降服。其後的牂牁國,一度佔據自西北到東南近二千余裏的遼闊地區,更是成為雄踞一方的霸主。齊桓公稱霸時,牂牁不但能與南方諸國並肩參與中原事務。還因其勢力的增強,牂牁江名也不斷向南延伸,成了直抵南海的那條滔滔大河的統稱。

  秦漢之際的夜郎,是眾所週知的強大政權。司馬遷的《史記》稱:“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那裏的人們過著“椎結、耕田、有邑聚”的農業定居生活。夜郎“有精兵十萬”,有著頗為發達的青銅冶煉業,能鑄造各種生産工具、武器、生活用具、樂器和裝飾品,掌握了紡織麻布和製作陶器的技術。就社會生産力的進步程度而言,這一時期的貴州,與中原地區相比雖不在一個水準線上,但差距並不是很大。

  隋唐以後,中華大地上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不少與貴州密切相關。許多名噪一時的歷史人物,或誕生在貴州,或流寓貴州。遠至兩千餘年的唐蒙,其後的李白、王陽明等人是其中的代表。

  自隋朝用公開考試選拔官吏取代九品中正制以後,科舉制度在中國盛行了1300餘年。貴州雖然直到明朝才有開科取士之舉,短短的400多年裏,卻考出了6000舉人、700進士,還高中了3名狀元。這種知識分子的群體崛起,給後人留下了許多歷史思考。

  太平天國革命時期,發生於貴州的鹹同各族人民大起義,是響應太平天國革命起義中規模最大,時間最長,影響最深遠的農民起義。作為義和團運動先聲的“反洋教”鬥爭,最先在貴州揭開序幕。康有為搞公車上書時,簽名的603人中,貴州籍舉子就有95人。

  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産黨走向成熟的標誌。1944年11月,獨山城外的深河橋,成了日本侵略者瘋狂軍事攻勢的終點。獨山這個昔日鮮為人知的小縣,一下成了人們心目中的英雄城市。

  上述歷史事件或瞬間,對貴州乃至中國歷史的影響都是巨大的。是一個省區不可多得的寶貴文化遺産,自然也是今天貴州擺脫“欠發達、欠開發”境況的重要文化資源。

編輯:薛白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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