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紀念館創始人：習仲勳等中央領導批示建館

　　7月1日，郭景興接受採訪時講述70多年前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新京報記者 浦峰 攝

　　明天是全民族抗戰爆發78週年，根據安排，當天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舉行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主題展覽開幕式。位於盧溝橋邊的抗日戰爭紀念館1987年7月6日建成，幾經擴建，截至2014年，館藏各類文物達兩萬餘件(套)，其中一級文物達百餘件(套)。

　　紀念館從籌建到落成有哪些故事？紀念館內的文物都是從哪收藏而來？國家領導人如何重視紀念館的建設和發展？近日，新京報記者採訪了88歲高齡的抗戰紀念館的創始人郭景興。

　　呼籲盧溝橋封橋保護

　　新京報：你什麼時候開始參與抗戰文物保護工作的？

　　郭景興：1979年，我從豐台區師範學校調到豐台區文化局，負責文物管理。當時，豐台區文化局有個想法，要在盧溝橋建一個文物保管所。但因為地處偏僻，沒有人願意去。我對保護盧溝橋很認同，就主動要求去籌建盧溝橋文物保管所。當時沒有經費，沒有編制，也沒有辦公場所。我四處求援，最後得到北京自來水公司的支援，撥給我兩畝地。在這塊地上，我蓋了間70平米的房子，就是盧溝橋文保所。

　　新京報：當時盧溝橋保護情況如何？

　　郭景興：當時的盧溝橋雖説是國家重點文物，但還沒有真正納入文物保護範疇。每天都有很多大貨車從橋上通過。首鋼設在附近，污染很嚴重，永定河裏的水經常是白色的。有一次我站在橋上，感覺到大貨車通過時，整個橋都在震動，橋上還有石頭片兒掉下來。我心裏心疼得呀，當時就意識到不能再讓大貨車從盧溝橋上走了。

　　新京報：那最終盧溝橋如何實現封橋保護的？

　　郭景興：我從早七點到晚七點在橋頭守著，數著有多少大貨車通過，我想用數字引起領導和專家的重視。1982年開始，我前後寫了9次緊急報告，給文物局領導、政協委員、文保專家。後來專家、委員們開始寫提案，社會各界一起呼籲。終於在1985年8月，北京市政府決定，盧溝橋封橋，禁止機動車與人力車通行。如果像以前那種用法，盧溝橋保存不到今天。

　　29軍將領後代建議擴建抗戰館

　　新京報：是否可以説盧溝橋文管所就是抗戰紀念館的前身？

　　郭景興：對，其實到盧溝橋建文管所時，我就有建抗戰紀念館的想法，但當時時機不成熟，經費也不允許。盧溝橋文管所建成後，來參觀的人越來越多，很多人都提出盧溝橋是七七事變爆發地，是全民族抗戰的重要見證，有必要建抗戰紀念館。1982年5月，參與“七七抗戰”的29軍將領宋哲元的女兒宋景憲，從美國來北京，參觀了盧溝橋史料陳列館。第二天，鄧穎超接見宋景憲，宋景憲向鄧穎超提出，盧溝橋的陳列館太寒酸了，跟七七事變的重要性不相稱，規模應該擴大。鄧穎超當場表示贊同。

　　新京報：隨後開始籌建紀念館？

　　郭景興：到1982年6月，北京市人大、政協、市文物局的領導分別來盧溝橋了解情況，提出盧溝橋史料陳列館要進一步擴大、充實。之後的幾年內，中央和北京市的領導多次來盧溝橋視察。習仲勳、胡喬木等中央領導也都做出過批示，同意建抗戰紀念館。1984年，終於決定由文化部牽頭，籌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

　　新京報：紀念館從決定籌建到建成，用了多長時間？

　　郭景興：1984年11月，成立了“抗日戰爭紀念館籌備處”，我擔任籌備處主任。擺在面前最直接的困難就是建館。經費實在不多，建館用的沙子都是山東的沙廠賒給我們的。一説是建抗戰紀念館，各個單位都很支援。紀念館1986年7月7日動工，1987年7月6日落成，整一年，7月6日舉行了紀念館落成典禮。宛平城墻修復1984年6月2日動工，1987年7月7日竣工。

　　尋訪29軍將領證實日軍挑起戰爭

　　新京報：除了建館，開館前在史料陳列方面都有哪些準備？

　　郭景興：抗戰初期我們只重視作戰，留下記錄很少。而日本右翼學者寫了很多文章，顛倒是非説“七七事變”第一槍是中方先打的。我感到整理相關史實的任務刻不容緩。當時，“七七事變”已過去近50年，大部分參加者都去世了，必須抓緊時間訪問尚在的幾位關鍵人物。

　　我從1982年開始著手整理七七事變的史料。參加七七抗戰的主力軍是29軍，我到河南省固始縣訪問了29軍將領金振中；到南京訪問了29軍軍訓團的第三大隊副隊長朱軍；到山西太原訪問29軍軍訓團大隊長周樹一；還有目擊“七七事變”的老人、永定河管理處的老河工等。通過尋訪，整理資料，還原了七七事變的真相。

　　新京報：你收集掌握了很多證據證明日軍打了第一槍。

　　郭景興：我找到多份日軍戰報，戰報稱他們的傳令兵丟了，要進宛平城找傳令兵，我們的駐軍當然不讓他們進城。於是日軍朝宛平城開火，挑起了戰爭。還有，我尋訪了29軍的將領、士兵，他們都提到，七七事變當晚，29軍曾檢查過槍支，一顆子彈都沒少。怎麼可能是我們先打第一槍？

　　抗戰將領後代捐獻將軍指揮刀

　　新京報：抗戰紀念館中的文物是如何蒐集的？

　　郭景興：1987年，抗戰紀念館建成以後，相關領導召集軍事博物館、革命歷史博物館(國博前身)的負責人，一起籌備抗戰館的文物陳列。軍博、革博當時已收集了大量抗戰文物，抗戰紀念館的文物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從他們那裏直接調集過來的。

　　此外，在抗戰紀念館修建和永定河宛平城修護的施工過程中，我們發現了很多“七七事變”時的文物，比如29軍使用的大刀、鋼盔，還有嵌著彈片的樹榦等。還有一部分文物來自抗戰將領子女、後代的捐獻。

　　新京報：捐獻的都有哪些重點文物？

　　郭景興：很多抗戰將領的後代在天津，建館初期，我們曾專程到天津去徵集文物。抗戰將領的子女聽説建館的消息，自發捐獻手中的文物，宋哲元的外甥女李惠蘭，把宋哲元在喜峰口戰役中使用的指揮刀等文物捐給了我們。抗戰館建成後，成立了文保部，文物徵集就變成日常工作了。我們跟各地的檔案館、紀念館都有密切聯繫，他們非常清楚當地抗戰將領和家屬情況。如果有家屬捐獻、或者發現了文物，我們都會及時跟進。民間如果有人發現抗戰文物，我們會採取有報酬獎勵的方式徵集。

　　村山富市參觀抗戰館後稱很震撼

　　新京報：抗戰館建成後，接待過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訪客？

　　郭景興：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訪華。他在當年5月3日參觀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參觀後留言説：“正視歷史，祈中日友好，永久和平”。我退休以後，1998年去日本時，曾再次跟村山富市見面，跟他交談時，他又提到參觀抗戰紀念館後很震撼，日本必須反省那段侵略歷史。

　　新京報：你對抗戰的記憶，跟你後來致力於抗戰館建設，是否有很大關係？

　　郭景興：七七事變爆發時，我九歲，在天津寧河縣。那時日軍白天就守在寧河縣城的城門處，看到日本兵要鞠躬，不鞠躬就被打、被殺。日軍經常在我們村裏“巡視”，1938年的一天，日軍把村長叫過去，問村裏誰家是八路軍。見村長不説，日軍用大棒打，拿火燒，最後村長被活活打死了。抗戰期間，我目睹了太多這樣的事情。我這一輩子做的事情都跟那些經歷有關。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七七事變”的意義？

　　郭景興：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在反法西斯戰爭的貢獻被低估了。歷史需要保護和珍視的，全面抗戰的這段歷史，日本可能會忘，但我們自己不能忘。對抗戰的紀念，是為了戰爭不要再次重演。我現在已經88歲了，可以説，我還原歷史、紀念抗戰的心願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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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戰紀念館

　　1987年7月6日七七事變爆發50週年前夕，中國人民抗戰紀念館落成。由鄧小平題寫館名。紀念館佔地2.6萬平方米，正面外形倣古典牌樓形式，深灰色筒瓦頂，以與宛平古城風貌相和諧。

　　整個紀念館由正中的序廳、兩翼對稱的展廳和後半部的半景畫館組成。序廳的正面是一座長18米、高5米的大型浮雕。大廳頂部由15個方形藻井組成，懸挂8面古鐘，左右兩面墻上鑲有《義勇軍進行曲》和《八路軍進行曲》的曲譜，序廳兩翼的展廳裏陳列著從“九一八”事變到日本投降這一歷史時期的抗戰文物及圖片資料。

　　新京報記者 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