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亞洲和拉美經濟體已經實現了一定程度的自決自主。還有一些經濟體也不再依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美國佔主導地位的國際金融組織。大部分國家已經實現了貿易和投資多樣化,加深了同其他地區之間的聯繫。
在巴西、阿根廷、智利和秘魯等國家,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主要貿易夥伴國。大部分亞洲和拉美國家已經不再尋求美國的“幫助”來推動經濟增長,而是同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展開闔作。
華盛頓日益求助於軍事手段,扭住其他國家的經濟臂膀已經不再是保證對方屈服於自己的有效手段。華盛頓沒有能力重建自己的國際經濟杠桿工具,美國的金融精英甚至掏空了國家的工業部門。
美國沒有能力適應全球實力的根本性轉變,由此産生的重大外交失敗促使華盛頓放棄政治談判,選擇軍事干涉和衝突。美國的議員們似乎仍然生活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附庸政府和經濟掠奪的鼎盛時期。當時的華盛頓擁有全世界的支援,在國際市場上幾乎暢行無阻。到上世紀90年代末,亞洲資本主義進入高峰期,新自由主義遭到廣泛排斥,拉美中左派政府上臺,經濟危機頻發,美國和歐盟的證券市場崩潰,以及大量貨物價格上揚等狀況造成了全球實力重組。華盛頓延續幾十年來的政策的努力與市場多樣化、新興強國的崛起,以及貼近大眾選民、相對獨立的政權的涌現等新現實産生了衝突。
華盛頓通過干涉政策鞏固帝國實力的鬥爭並沒有取得比外交途徑更好的成果。美國在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支援的政變被群眾運動和軍隊的忠誠打敗。與此同時,在阿根廷、厄瓜多和巴西,在工業、礦業、出口農業部門精英和群眾支援下的後新自由主義政權成功地擊退了上世紀90年代以前紮根于本國政界的新自由主義親美精英。顛覆政策沒能阻止這些新政府確立相對獨立的外交政策,這些國家都拒絕回到美國説了算的舊秩序。
在一些通過選舉右翼政權收復美國政治領地的國家,也是因為美國懂得利用中左派的政治“失勢”(智利)、政治欺詐和軍事化(宏都拉斯和墨西哥)、左派衰落(哥斯大黎加、巴拿馬和秘魯)和高度警察化軍事化政府的鞏固(哥倫比亞)等條件才得以實現。到目前為止,白宮建立在更大軍事化和實際上沒有任何新鮮經濟創意基礎上的政策是失敗的。這項政策促使拉美國家更傾向於加快經濟一體化,卻沒能提高美國的影響力。
相反,拉美在鞏固新的地區政治組織南美洲國家聯盟方面又邁出了一步,將美國排除在外,降低了美國用以推行自身計劃的美洲國家組織的級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