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談】習近平反腐的根本目的和路徑

　　戰略是全局性策略。習近平反腐倡廉戰略思想是其治國理政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治國理政又是一個宏大的系統工程,內容繁多,千頭萬緒,要在最短時間內啟動新政,必須找到牽一髮動全身的具有戰略意義的突破口,所謂由點及面,抓一總萬。反腐倡廉就具有這樣的功效。通過反腐倡廉,實現得民心、凝共識、聚力量、見成效。

　　反腐倡廉也是最直接而又深刻體現習近平“問題工作是工作的牽引,問題是時代的召喚”這一方法論思想的實際舉措。面對全黨全國人民深惡痛絕的腐敗問題,是文過飾非、諱病忌醫,還是“猛藥去疴”、“壯士斷腕”,反映和折射的一定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指導思想和執政理念,關係的則是黨心民心走向。只有通過反腐倡廉,才能純潔黨隊伍,彰顯黨不忘初心,保持本色,堅持為人民服務的性質宗旨,進而提振民心士氣,優化黨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提升執政能力,以更加有力的步伐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正是基於這樣的規律或戰略考量,反腐便不止于表現出來的打幾隻老虎,拍幾隻蒼蠅這麼簡單,而是有著更為高遠更深邃的用意。那麼,習近平反腐倡廉戰略思想的著眼點、實現路徑和落腳點如何表現的呢,筆者認為以下幾個方面值得關注。

　　一、習近平反腐倡廉戰略思想著眼點在堅守黨的政治品質,提升黨的執政能力 

　　反腐不是目的,而是達成目的的手段。根本目的在於保持黨的性質宗旨不變,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堅實的政治基礎。

　　所以將保持政治品質作為黨建的關鍵一環,作為提升執政能力的重要和途徑,是因為衡量一個政治集團先進與落後,戰鬥力或道義力量的強大與否,重要指標和尺度在於此。這一點在革命戰爭年代已經得到充分證明,亦將在執政條件下繼續得到證明。

　　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人們分析國共勝敗的成因,常常關注某一次戰役在整個戰爭過程中的關鍵作用,其實,戰役勝敗固然重要,畢竟“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問題在於,“理論一經群眾掌握,也會變成物質力量”,追溯開去理論的原點就是政治品質,而政治品質是有高下之分的。所以,兩黨從鬥爭之初,已經底定結局。

　　1950年蔣介石曾在日記中分析中共獲勝的原因,其中有一條就是“中共幹部沒有私財”。美國新聞記者團訪問延安,看到中共高層簡樸而有活力,認定“中國的希望在延安”。更直接明瞭的是張學良在口述歷史中所言:我早就告訴蔣介石,咱打不過共産黨,他們人少,但每一個人都知道為誰而戰,國民黨官兵唱三民主義很熟練,但不知道唱的什麼,沒有用心。所以,習近平在中國共産黨成立95週年紀念大會上突出強調“不忘初心”,就是因為“初心”中有黨魂、軍魂和民心。

　　掌握執政權力後,保持和提升執政能力的關鍵仍然在政治品質的堅守與否,這也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決定黨的執政能力的主要因素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否得民心,得民心則可“集中力量辦大事”。另一個是否聚天下英才于執政集團內,聚則保證執政集團由優秀分子組成。

　　兩個方面集于一點,就是避免因腐敗而形成既得利益集團。既得利益集團的最大特點是內部會因利益分配多寡而相互傾軋,一旦受到外部挑戰,則迅速形成利益同盟,一致對外。這必然形成階層板結,限制人才流動和晉陞空間,更可怕的是逆淘汰,將優秀分子排除于執政集團外。如果這個結果涉及的是普通人,或許很多人無奈之下接受擺布,如果涉及的是優秀分子,斷不會如此簡單,他們很可能結成反體制同盟。這一點在中國歷史上已有太多案例。

　　腐敗為什麼會形成既得利益集團?因為腐敗的本質是公權私用,抑或公權出租和交換,只要是出租和交換,就會形成利益連帶關係,久而久之便發展為分肥者或共掌公共資源者,這些人因共同利益而導致行動上的共進退,所以成為既得利益集團。

　　所以,堅持黨的政治品質與提升黨的執政能力,根本上與既得利益集團是對立的,因而必須反腐倡廉,必須把反腐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這是顯而易見的,也是自然而然的。

　　二、習近平反腐倡廉戰略思想的實現路徑在樹信仰、厘價值、劃紅線 

　　習近平主導的反腐倡廉所以很快提振信心,並取得“壓倒性勝利”,很重要的是將其作為系統工程來抓,即由嚴懲産生的震懾力,達成“不敢腐”的最初步目標,在遏制住腐敗勢頭的同時,高度重視制度設計,快速出臺一系列堵塞漏洞的規章制度,做到想腐者“不能腐”,在兩大努力基礎上,開啟的則是長期而又堅難的思想武裝,通過重建精神大廈,厘定價值坐標和評價體系,為掌握公權力者找到精神出路和價值替代,以此産生拒腐防變的內生動力。

　　表現于樹信仰以獲精神支撐方面。這一點充分反映在習近平推動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他在河北省委民主生活會上提出:“共産主義信仰是共産黨員精神上的‘鈣’”。反映六中全會公報中:“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以實際行動讓黨員和群眾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強大力量”。反映在新的制度規範中,六中全會出臺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較1980年稿,最鮮明的調整變化,便是一部分由“方針政策”調整為“理想信念”,等等。

　　突出強調信仰信念的重要性,是遵循了人類社會的本質特徵和基本規律。任何人身上皆有三大品性:人性、神性、獸性。缺少神性(高尚性)的牽引,難免不滑向獸性(追求感官刺激)。這也是十八大以來落馬官員中,很多人原本想做事也有能力做事者,因為失去了信仰信念的支撐,最終滑向貪慾的深淵。

　　表現于厘定價值內含以引導價值追求方面。這是在對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教訓基礎上,著力開展的一項基礎建設工作。人生活在社會中,所有的努力或行為,歸根結蒂是在尋求更大的價值實現,或者尋找更有意義的人生。形而上學,就是避免出現哲學家叔本華所説的,“絕對價值的喪失”,這一“人與生俱來的最大恐懼”。過程中找到了正確而又積極的意義和價值,就會創造輝煌,反之,會走向歧路,甚至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反腐過程中所有被懲治的“老虎”、“蒼蠅”皆如此。

　　正是上述原因,習近平將核心價值觀的建設放到治黨治國的重要位置,同時作為了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抓手和舉措。比如,強調領導幹部要搞清楚,“當官為什麼,當官做什麼”;“想當官就不要想發財,想發財就不要想當官”;“與商人相敬如賓,不要勾肩搭背”,這些都屬於價值坐標的範疇。更早前習近平講過,“學習雷鋒的幸福感”,已經內含了終極追問,“我們從哪來到哪去”,“何為人生價值和怎樣實現人生價值”,“什麼是幸福和如何獲得幸福”,等等。當領導幹部真正弄清了這些根本問題,價值選擇和價值追求就不會偏離正確方向,抗拒誘惑的能力就會得到加強。

　　當然,那麼政治規矩和政治紀律中,政治要求和政治倫理規則中,包含著更政治觀、價值觀是毫無疑義的。比如,“以上率下”和“看齊意識”,二者包含著一個共同點,就是職務越高,權力越大,應當越清廉,越高尚,以保證發揮表率作用,同時彰顯出先進的政治集團具有強大的正向塑造作用。與此相一致的是六中全會出臺的《中國共産黨內監督條例》,第一次將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納入監督範圍,隨後要求中央制訂關於中央領導人的禮遇和待遇規定,並且堅持就低不就高,這同樣反映出本屆黨中央、習近平引領的價值走向。

　　表現于劃紅線以規範行為方面。這主要是圍繞公權力設邊界,包括黨內突出政治規矩,國家推行全面依法治國,這都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體現。公權不能私用,私用必付代價。對權力要有邊界意識,要有敬畏感。這些原本就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體現,更是先進政黨所大力強調和張揚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引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習近平,其“打老虎拍蒼蠅”的措施,根本在於將紊亂了的規則制度清晰起來,剛性起來,真正做到正綱紀,明法典,有敬畏,知進退。

　　三、習近平反腐倡廉戰略思想的落腳點在優化政治生態、社會生態和人文生態 

　　依照邏輯推論,著眼點就是落腳點。但我們已經認識到習近平反腐倡廉戰略思想是其治國理政思想的組成部分,尤其與習近平提出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緊密相關,所以,當以更為寬闊的思想空間分析問題,唯此才能認清內含的重大意義。

　　人類文明史已經證明,大國崛起于文明,一個國家和民族要在世界上發揮引領作用,必須佔領文明的制高點,否則就不敢言崛起。這就要求中華民族必須實現自我超越,包括黨風政風、社會風氣和民族人文品質。

　　關於改善政治生態。因為國際國內政治生態發生巨大變化,也因為較長時期內黨的建設出現弱化,政治規矩鬆弛甚至紊亂,結果便是人們深惡痛絕的權力尋租蔓延。正是問題嚴重存在,同時認清了問題的本質與危害,習近平堅持把著眼點和著力點放到從嚴治黨,大力加強黨內政治規矩、政治紀律建設,並把黨紀放在前,實行黨紀嚴於國法。這些舉措極大地改變了黨員幹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幹部的思想認識和價值觀念,有效推動黨內政治生態向好。

　　優化政治生態的意義或重要性在於,通過改善黨內政治生態,讓每個新加入到黨組織中來的成員,從最初就能獲得正能量,得到正向引導和全面塑造,長期以往,在黨成員即便掌握了更多更大權力,因為有良好的生態環境的影響,便不會輕易滑向錯誤道路。同時,人人釋放出正能量,就會形成整個集團內成員間的良性互動,單個人向上,全黨向上,一種優良的形象樹立起來,黨的道義力量産生出來,執政能力因此大幅提升。

　　關於改善社會生態。社會生態與反腐倡廉緊密相關,一定意義上還互為動因。因為環境改造人,什麼環境造就什麼人,如果社會的倫理規則和人際關係都推動的是潛規則,並且這種潛規則及其腐敗行為還為大眾所接受,成為價值觀和行為方式,就意味著腐敗擁有了肥沃的土壤,在這樣的基礎和環境中反腐將是很艱難的事情,反過來講,如果反腐倡廉著眼于環境優化,當人們的價值觀發生了變化,人人內心和行為皆排斥腐敗行為,廉政建設便成效倍增。

　　對於具有社會普遍性和由價值觀而來的腐敗,許多分析頗有見地,值得思考。有人認為,中國社會歷來貪腐嚴重,其實與君主制或共和制無關,與專政或民主政體也無關,但與社會風氣關係極大,當全民從價值觀上接受了腐敗,並參與其中,必出現人人以當官攬權為最高追求,一旦入仕當了官,掌了權,必大官大貪小官小貪,甚至市井之人也會挖空心思找機會貪佔。所以,表面上人人痛恨貪腐,本質上不是恨的腐敗,而是自己無緣貪腐而生恨。如此社會環境或土壤,要建成清廉政府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不良社會風氣生成助長腐敗的土壤,甚至形成惡性互動,這一點決策層看得清楚,許多對策性措施已經看出在此方面的用力。比如,一些新規直指同鄉會、同學會這些習以為常的小圈子。對此,有人認為中央管得過寬,但弄清了問題的本質,便發現過去的許多腐敗是因小圈子而來,因為這很容易異化為利益輸送、利益共同體。盯著這些社會小圈子,就是斧底抽薪之舉,是優化社會生態之舉。

　　關於改善人文生態。以人文品質提升為著眼點和落腳點,為公共權力的良性運作奠定堅實基礎,至關重要和最為徹底。民族人文素質與民族精神境界關係密切,沒有民族人文素質的改善就沒有中華民族的躍升,而我們倍受困擾的即在於此,因為很多人對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並不真正清楚,甚至把當了大官,賺了大錢,有比別人更高的社會地位就是人生的全部意義。正是人文品質的落後而致使一些人走上貪腐之路。

　　作為有著悠久文化史的中華民族,曾經創造和積澱了大量優秀文化基因,進一步發揮就會形成優良的人文品質,遺憾的是被一次次入主中原的遊牧民族切斷,甚至摧毀,包括春秋的思想、漢代的開拓、唐代的包容,宋代的人文。為什麼説“崖山之後無中國,明亡之後無華夏”?道理就在於此。固然,糾結於民族演進過程中的是是非非,沒有意義,但從中我們反省當下人文品質建設卻有意義。因為只有找出民族曾有過的優秀文化基因,同時充實新的元素,讓這個文明變得更具時代性、世界性,直接決定著中華民族的世界引導能力,因此關係著民族能否崛起於世界。

　　強調這一點,也是因為中國人文生態或人文品質中有一個弊端,就是官本位扭曲了人才的發揮與創造。歷來講“萬般階下品,唯有讀書高”,讀書不是為了修養,不是為了創造文化,而是為了當官,因為當官才成為人上人,哪怕你富可敵國,看到縣官也得下跪,所以,中國有士,但最終還是想當大夫。人們並不在意創造了什麼樣的科學文化成果,而在意是否當了官,當了大官。為什麼如此熱衷於當官?在於掌握權力後可以獲得超額利益,並且這個利益還不僅僅是物質金錢,還有別人向自己下跪。利益驅動導致一個民族不再追求精神昇華,而是愈來愈重視感官刺激。

　　日元中最大面額1萬元正面印著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的頭像,他有一個很值得思考的思想觀點:“一個國家所以能夠獨立,那是由於國民具有獨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舉國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氣,那麼國家無論如何不能強盛。”中國長期受此困擾,這一點早為國人外人所察知,1894年宗方小太郎向日本天皇上奏稿《中國大勢之傾向》,其中一些觀點和分析發人深省。中國本來是有信仰體系和精神支柱的,那就是孔孟之道,但這一建國的基礎卻變成了科舉的材料、當官的階梯。知識分子汲汲營營地鑽研此道,無非是以此為個人私利服務。少數有理想有抱負的人,只好在“憤懣不平”之餘“退居閒地”,名望日高,隱然形成一股反體制的力量。還説,中國士大夫,本為國家精英棟樑,口尊孔孟之學,卻無非是做官之敲門磚而已。一旦得其位,卻並不行其道,倡聖賢之言,行荀且之事。中國之精力,全耗于形而之下之事,崇尚虛華,拜金風靡,國不似國,民不似民,國家外形雖日新月異,實是一虛腫之人,元氣萎靡,不堪一擊。

　　習近平引領中華民族強國夢,其主導的反腐倡廉必然要解決民族文化之頑疾,而出路自然在瓦解“官本位”的基礎,也就是利益與文化影響。當權力擁有邊界,運用權力者開始敬畏權力,人們逐漸對“當官”産生新的認識,新的價值觀形成之日,就是人才分流之時,當適合從政者從政,有創造力的從事科學文化,善於創造財富者從商,社會的活力創造力産生出來,中華民族引領世界的能力也會逐步提升。(公方彬 國防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