鷺江林豪著

　　《淡水廳志》刻本，陳郡丞培桂就原稿點竄、續貂以刊行者也。先是，同治六年，豪旅食塹城，嚴紫卿司馬過採群言，枉駕過訪；謂淡水垂百餘年，考獻徵文，僅得鄭儀部《志略》二卷，大都摭錄郡乘，難資考證。因就明志書院設局，屬豪秉筆。至孟冬，書成。其時可與商榷者，惟家雪村方伯、家詩賓廣文、余子和少尉、黃海洲茂才數人。方伯之言曰：“志乘與他書不同，應考舊籍者十之二；應採案牘者十之三，應採訪輿論者十之四、五。所見未確，必易稿至再；非若抽筆為文，可計日就也。能事不受相迫促，繪事且然，況著述乎！而嚴司馬於此中甘苦尚未深悉，欲以急就成章；間如節烈一門，採訪安能遍及？不得不就耳目所及者志之。然遺漏尚可續增，而訛謬必至貽誚。故體例必嚴、取材必慎，寧缺毋濫、寧實毋華，比物此志也。其最留意者，如以海防列為大綱，而臚列細目不厭其詳；于封域、形勢、規制、賦役、武備、列傳、風俗、祥異各門皆附管見於後，俾他日留心治理者有所考鏡，亦地方之幸。區區微忱，如是足矣。”抑方伯、廣文諸君生長海濱，以淡人言淡事，或得諸故老之傳聞、或本家藏之秘稿。而豪寓淡數年，于戴逆倡亂始末皆由目擊，虛心延訪，不厭再三，故言非臆度；此又無難共信者也。但是後有當增入者，如營制新章，係書成後之事；而數年來人才輩出，如節烈傳、人物表，皆當蒐羅續載以成完璧。誠如是，則其有功文獻，豈淺鮮哉！乃培桂所刊之本，或前後易置、或改換門目、或增損字句，究不能出原稿範圍；而又有心立異，遂使顛倒錯亂，以訛傳訛，不類不倫，自相枘鑿，幾于不可枚舉，則好異之過也。嗟乎！原稿具在，豪何妨與之分過哉！第恐日久散軼，不特諸君子苦心搜採隱而弗宣，且使傳中名人烈士暨微言要旨有關利弊者，亦湮沒不彰；則豪之罪，不更甚歟？於是覆閱原稿，擇其要者數篇，錄于文集中；而于刊本中之誣罔欺人者、前後顛倒者、詳略失宜謬誤尤甚者，姑論其概，訂為一書。豈好辯哉，非得已也！試約舉之。

　　培桂之言曰：文獻無徵。曰：前人屢欲創為《廳志》未就。曰：覽者庶諒仆愚，勇於創始云云。宜乎自出機杼，空諸倚傍矣。而又雲曩者鄭氏、嚴氏均有稿本，未為周備。夫既有此未周、未備之稿本矣，則文獻豈盡無徵？而培桂何以自稱為創始耶？

　　淡水不過海上浮漚，地理總繪一圖足矣。乃必分拆為四，又不將某處起至某處止、陸路幾裏、水路幾更？註明各圖之上，以次相續，俾閱者一覽可悉；乃第以天文度數強附於上，是不求切近、不務實學，而妄臆高遠難明之説，以愚惑庸人耳目也。即使一一吻合，于著書大旨，本無關涉。至其立説，又謂淡水僻居海外，一時不能測驗細數；是自發其覆矣，多見其圖之贅而説之歧也。

　　培桂《圖説》三篇，一言內山宜墾、一言雞籠海口宜防，尚能拾原稿余論以立説。唯用筆太支太笨，不能明所以宜墾宜防之故，亦何益哉！所謂略不可略也。一則濫抄《廣東通志》所載古人作圖之法，于分率度數刺刺不休至三百餘言，始及淡水；仍以僻居海外，一時不能測驗細數，咄然竟止。亦何苦多此詞費為哉！所謂詳所不必詳也。

　　卷首凡例五則。其一雲：鄭儀部用錫創為初稿四卷，嚴署廳金清續有志稿十四卷。夫培桂既于鄭氏有儀部之稱，而于嚴氏作署廳之目。一雅一俗，未免不勻。且儀部《紀略》祗有一本，而必謊雲四卷。嚴司馬屬成拙稿實祗十二本，都為十五卷；乃此雲十四卷，而志余又雲十卷，何耶？

　　培桂凡例雲：分志與總志不同；星野之類，總志或宜詳之，分志綴數語即得矣。豪按所謂分志者，似即廳縣之志也；所謂總志者，想必通志之別名也。顧不曰通志、省志而曰總志，是猶筱驂震霆，令人生厭。且既知星野不必詳矣，則《圖説》三篇及總圖，分圖中瓊森界畫，皆屬自相刺謬，徒費筆墨。篇首姓名，培桂公然以纂輯自居足矣。乃于監生某某、市井纖兒之知州銜某某，亦濫廁採訪之列，且加於三品銜候選道外郎之前而序中所稱，代為草創之舉人楊浚獨不得預，何也？

　　觀察梁西元桂序文作于黎觀察之先，而實前後任之事，錄置篇首可也；乃附載于文徵之末。不特公道無存，抑亦體裁未合。其篇首第載黎觀察及培桂序文凡二篇，私心顯見；又皆一文兩題，頭上安頭，更貽笑柄。

　　淡水西濱海、東接內山，惟海防為尤重。故拙稿專繪一圖，于西向海口港汊沙汕，一一詳注；而沿山毗連生番各隘，並列左方：使遠近形勢，犁然在目。茲編既分圖山海，又各分為二；遂致彼此東西互異、遠近易形，未免參錯不齊，求工反拙。

　　山海圖下有説似矣；何以地圖皆無説，悉附於方域、建置各門之後？不幾自亂其例乎？則何如將山川圖説仍歸於山川門目之後，較為畫一而免參差錯出之病耶！

　　拙稿以全臺祖山發源於雞籠，故山川一門，自雞籠頭起由北而南，脈絡聯貫、枝幹分明，具有條理；而南北中三路，仍秩然不紊。培桂雖襲原稿，但前後易置，遂使亂峰錯出，界畫矇混，無從尋其脈絡遠近矣。蓋拙稿由祖山遞推而下，其勢順；培桂由子孫遙溯而上，其勢逆。即苦心區畫，其支分派別終覺牽纏不清。且將山名、水名雜抄于前，既非目錄，未免贅陳；則沿鄭氏之謬也。

　　山川之下有形勝一門，所以紀道裏之險夷、明川陸之相背也。原稿于某所可屯兵、某處可設伏、何處可守、何處可戰、何者衝途、何者扼塞，紀之頗詳。乃培桂概從削去，僅存集句一則，殊覺無甚關要。並將南北八景附於後，牽連附會，究與形勝何涉？且八景為一方勝處，所謂泉石煙霞一丘一壑，祗供詞客品題；謂之名勝可也，謂之形勝不得也。原稿附於勝跡之末，而培桂顧不以為然。即如隙溪墨水，不過水色黯淡如墨耳；鳳崎晚霞、雞籠晴雪，不過山晚有霞、山高有雲。亦可謂之形勝乎？豈不令人齒冷！

　　竹塹城係淡水廳治、文武駐札處所，故謂之城。其鄉民私造以資守望者，僅稱土堡；乃培桂悉改稱城堡，果何意耶？

　　城池之次，應接衙署、食廒、街裏、鋪遞等目，蓋由近而遠、由官而民，義之正也。若隘寮遠在邊界以防生番，宜列建置之末；附於番社可也。乃培桂以隘寮列廨署前；並舊稿所載彼此相距裏數、挨次聯屬，使遠近形勢可一覽而盡者，概從刪去，何耶？

　　建置類中，既有隘寮矣，而卷十六志余類中，復載續查之隘寮而弗歸併一處，此何以故？

　　炮臺有兵防守，當入兵制與較場汛防列；而培桂竟列于建置。然則壇廟何以入于典禮？書院、社學何以附於學校耶？

　　拙稿留意防海，于正文之後，附以管見。大略謂：臺灣三大口唯滬尾最重，而雞籠頭關係尤重；宜將頭城守備改為水師，駐守雞籠口，專巡北洋，與滬尾水師桴鼓相應。識者頗以為不謬；要惟敷陳切當、持論宏通，博考眾説而折衷之，方能自達所見。乃培桂削去全篇，僅摭數語于兵制短序之下，細行分注，幾不成文理；又不特體裁之未合矣。

　　拙稿典禮一門，凡祀典所不載者併入叢祠，附於祠祀之後，所以示區別也。培桂則分為祠祀、祠廟，名目既不甚懸；而厲壇既入祠祀，何以東壇等處別入祠廟？火神廟、龍王祠既入祠祀，何以水神廟、水仙宮別入祠廟？他如德政祠、義民亭、壽公祠，或稱循史、或為忠臣，何至混列元帥廟、國王廟之間而漫無區別耶？

　　寺觀亦在祠祀、叢祀之間，正不妨一例附入，以省門目；乃必另入古跡類中，其與隘寮之前後歧出何異？

　　學校、典禮兩門，亦教化所關，不可少也；但宜擇其要者錄之。乃必取《會典》、《通禮》及《吾學錄》所載，抄寫連篇湊成卷數，何益？

　　拙稿賦役卷後附存管見數則。其略雲：淡水正賦，由業戶包收包納，十不及一，致兵餉不敷，重費國帑。若他日開墾內山，宜倣楊氏廷理墾蘭廳之法，不設業戶，聽佃戶自行報墾納糧；使上裕國課、下惠小民，不為豪猾所兼併也。乃培桂僅摭數語，細字附注于短序內；又引《諸羅志》雲：“臺賦甚重而地力有餘，故民不覺病。朝廷歲糜巨餉，豈有增賦之心爭此遺利”云云。殊不知陳少林撰《諸羅志》時在康熙間，彼時多沿鄭氏賦法，輕重不等；自後新科屢從裁減，至乾隆間議定，倣同安則例。淡水開墾最晚，報徵者多從下則。況淡屬地盡膏腴，較同安不啻倍蓰；同安有地有賦，而淡水十不徵一。同安不以為重、淡水寧獨重乎？且拙見非欲增已定之賦與裁現管之業戶也，謂宜開闢內山新地、增□州縣，倣噶瑪蘭之法而行之。有州縣則有官兵，經費非徵賦，費何由出？是正課也，非遺利也。臺地各屬風土不同，時地亦異，自應因時制宜。培桂何不覆閱郡城原委，考蘭廳成法；而引《諸羅志》一時之言，故為刻舟、膠柱以相歧耶？抑何徒慕寬大之虛名而弗講求實用也！夫立言自有次第，方合體裁。各卷首綴以短序，不過略發其凡，為一卷之綱領而已。倘欲抒所見，當附於正文之後，亦不宜於短序內瑣瑣至此。似此雜揉歧出，寧知義例者！

　　《武備志》載同治七年英制軍奏折幾三千言，本左宮保裁兵加餉新章，皆言臺灣各標之制。豪按是書但志淡水，與他屬無預，宜就全折刪繁舉要，存十之二、三；即以接于舊制之後，為新章緣起可也。乃培桂全抄鎮署案稿，毫無剪裁；又以接于軍裝火藥之後、恤賞之前，不知何見？

　　《武備志》末附姚石甫《艋舺營兵米議》，多至三千余言；似宜節去無關淡水者，略存其半而附於糧餉之後。

　　配載班兵，不標細目；但于附錄姚石甫《班兵議》之後，雜掇其營戍兵係內地某標某營名數若干、由何處配渡，一一平列。豪按此係舊制兵數；若近日新章，自應續錄，方無挂漏。至所謂附錄者，必前有題目，有正文業已敘過，尚有他人建議于題目有所發明，不可不採，因錄于後；所謂附錄也。此條所載，營冊兵額轉附於姚氏所議之後；而姚氏之前，係載別類矣，安得謂之附錄乎？其位置失宜，且疏漏尤甚！

　　兵制既有新章，宜接于舊制之後連類並載，以便查閱。乃培桂于員數兵額、糧米餉項參錯攙入，新舊夾雜；使閱者茫然，無由尋其端緒。

　　兵制于官兵員數、汛防恤賞既有題目，其他如俸廉糧餉、器械班兵俱不入細目，未免界畫不明、前後無序，莫詳其起止及要領所在，唯覺部伍錯落而已。

　　方傳穟議《配船載班》一篇接于滬尾營制之下，而姚石甫《臺北班兵議》一篇乃附錄于恤賞各條之後，似宜聯續而立班兵配渡一門，以方、姚二篇並附見於正文後方妥。

　　志乘，官書也。引用各家奏議、書檄，皆不妨直舉姓名，以存實錄而昭畫一。乃培桂于兵制中所載建議諸人，或舉姓名、或稱謚、或稱號、或書姓而係以官名，或一人而前後異稱、或一篇而彼此異稱。如紀道光四年署道方傳穟與總兵觀公喜上議云云，夫二品武職，稱公可也；乃臬道係三品文員且兼理學政，獨不公之，何歟？相提並論，亦太覺軒輊矣。

　　培桂于兵燹卷首，大書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提督內大臣伯施瑯進兵雞籠嶼斬偽鄭將林升，並據《小腆紀年》稱“林升在雞籠嶼，沿岸築壘，環二十余裏。瑯分兵三路，以五十艘出雞籠為奇兵，酣戰竟日；陣斬林升，獲戰艦三百餘艘”云云。豪按培桂此言説異説夢，即此可知其目不識史，于明末海上軼事全未考究，不過捕風捉影如瞽人之説古也。查《臺灣府志》、《澎湖紀略》引施瑯奏疏稱：“偽鄭大帥劉國軒統水陸全軍扼守澎湖，以林升總督水軍。瑯分兵三路，以五十艘攻雞籠等嶼、以五十艘攻西嶼等處，自率勁兵七、八十船居中，直擊媽宮港。林升中箭，遁歸臺灣。國軒單舸由吼門遁去，力勸偽鄭納土投降。”是澎湖一戰，全臺平定，不再用兵矣。澎湖自有雞籠嶼，並非淡水之雞籠。其時淡水荒土未辟，距澎湖水程八、九更，以一更六十里計之，幾四、五百里矣；瑯未取澎湖，豈能分兵向淡水哉？乃培桂誤認澎之雞籠為淡水之雞籠；地方一經移置，使時事刺謬，竟成滿紙虛詞，將何以為傳信之書，且何堪令博雅君子寓目乎？徐鼒，揚州六合人；書最晚出，大抵據施瑯奏疏而撮其大略，並不指為淡水之雞籠。而培桂但知淡水有雞籠而不知澎湖自有雞籠，又弗瀏覽全稿，查明時事。是徐氏未嘗誤培桂，乃培桂自誤以貽誤後人也。

　　又按施瑯由內大臣簡授福建水師提督，挂靖海將軍印；是內大臣一缺已開缺矣。此雖小疵，亦覺未合。總之，施瑯自攻澎湖，林升係在澎中箭，與淡水全無交涉；刪之為是。

　　朱一貴作亂係在鳳山，距淡水幾千余裏。且《臺灣府、縣誌》、《鳳山縣誌》皆已詳載，故拙稿于一貴陷城、官兵敗潰，但以四、五語括其由，而詳陳策防守淡水之事；蓋詳略各有當也。乃培桂于一貴起事顛末，則糾纏不已；而于戕官陷城，又不一及。即接以各官逃至澎湖，與上節全不貫串；下敘省垣督撫調兵進討等事又數百言，而後及淡水之事。此則不知去取剪裁而好拾唾余之病。

　　林爽文倡亂彰化，與淡水比鄰，戰事較多；不得不載。然亦宜知去取，不必將《彰化志》滿紙全抄也。

　　海賊蔡牽來往飄忽，宜擇其有係淡水者紀之。其他在南路郡城交戰之事與淡無涉，他書已詳，何煩《淡水志》之抄襲哉！至官軍討平蔡逆係在外洋，並非淡水地方；而亦大書特筆刺刺不休，何也？

　　戴萬生世為北路協稿識，因夏協汝賢索賄不從，革退家居；乃招集天地會，倡亂彰化，遂陷大甲。其時紳士林佔梅倡義討賊，遣練勇四百名從貢生陳緝熙剋復大甲，飛稟徐中丞，請以通判張世英權視淡水篆務；世英遂率義首羅冠英、廖廷鳳進兵翁仔社，屢救大甲。厥後，林佔梅從兵備道丁曰健剋復彰化。拙稿以此案未有紀之者，故詳載顛末，所以備一時掌故，為他日省志、府志之資也。乃培桂悉數刪去，但籠統其詞，藏頭露尾、全無倫次，是誠何心哉？

　　戴逆戕鎮道，距彰化、斗六，用兵三年；其亂大於朱一貴、林爽文也。陷大甲土城者一、圍攻者四，甚至中港、後壟、桃仔園賊黨蜂起；其禍迫於朱一貴、蔡牽也。大凡著書之體，宜詳人所略、略人所詳，方為有得。乃培桂于朱、蔡則詳，于戴逆獨略；是當略者詳、而當詳者反略矣。培桂于全部皆不脫拙稿窠舊，獨此段為余所悉心採訪者不留只字而以潦草了事，何耶？夫道光以前人已詳載，且與淡水無關者；培桂何以必載？咸豐以後人所未載，旦係淡水掌故者；培桂何以不詳？其賦性乖僻有如此然，亦見其書之無足觀矣。

　　培桂謂復彰化者都司陳捷元、鄭榮等，而不書臬道丁曰健；謂復斗六門者參將關鎮國等軍，而不書提督林文察、總兵曾元福。夫爭戰之事，重在主帥。即功罪攸分，豈載記之文可任愛憎為取捨乎？

　　培桂即稱咸豐以後，錄其梗概，與淡無涉者不載；何以載斗六之事乎？

　　斗六之陷在同治元年之秋，而培桂系以三月。林戇晟之誅在二年之冬，而培桂系以正月。即大甲之陷，亦在斗六之先也；何其前後倒置耶？

　　培桂于逆黨王江龍、楊升聞之誅，皆不書何人出力。

　　培桂但據《治臺必告錄》一書，而錄中奏折數篇，安能詳悉。海外奏章大抵張皇其詞，未足據為典要；何如細訪該地紳民眾口僉同者之得其實也。

　　拙稿于紀兵係倣紫陽書法，較有眉目；如欲依涑水之例，亦可也。培桂則或有綱有目、或籠統填寫不復分大鋼細目，似未畫一。

　　淡水未辟以前，係附諸羅縣轄；然荒遠之區，羈糜而已。培桂于職官表，並濫載康熙間諸羅知縣；至雍正初元已增設彰化縣及淡水同知矣，乃亦並列彰化知縣談經正各員：不已冗乎？且前之陸路武職，非屬諸羅參將兼轄乎？何以斷自道光七年移設竹塹遊擊始？豈重文輕武，儒生有此陋習耶？即比例以觀，從前淡水生員係彰化學官兼營，又何以斷自嘉慶二十二年移設訓導分駐竹塹始耶？

　　楊公廷理署淡水同知，不過兩月余，別無表見；其攻績在郡城辦賊與開墾蘭廳等事，則《郡志》、《蘭廳志》當為立傳，無煩贅列也。

　　曹公士桂歿為淡水城隍，確鑿有據；余嘗紀于叢談中矣。古人有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之説，又如傳説騎箕尾、子胥為濤神之類，豈皆稗説哉？

　　培桂稱：秋曰覲平淡水械鬥，揮數千金，計遣彰化各勇。按械鬥得息，實秋公之力；至勇費數千金，則由艋舺頭人發給，非曰覲之金也，不宜含糊妄載！

　　薛公志亮傳，培桂掇《彰化志》，稱其臨終獨囑家人持金為鹿港建廟；又稱蔡牽亂，募勇守城，殺賊有功云云。更不知所守何城，何故為鹿港建廟？使閱者茫然。蓋薛公嘗為臺灣令、鹿港同知故也，似宜聲明為是。但無與淡水之志，臺、彰《邑志》已敘及之，無庸贅耳。

　　何太武既以千總秩滿去，而後陷於郡城，則其官淡水時，別無事績可知也。何暇為立傳乎？

　　《名宦傳》之王郡、林黃彩、尹仰舟，俱不載何處人。

　　《名宦列傳》，所以紀他處人之官于淡水、有功德可考者也。培桂于武職傳，無論本地、內地人，雜綴其中。如郭雲秀係淡水人，以招集義民禦賊得官，似宜入義民傳；林得義亦宜入本廳義民傳為是。

　　《義民傳》，高振不過因亂賊林爽文窮蹙自知難脫，投其家曰“吾使若富貴”，振縛以獻，僥倖得獎敘耳，絕無戰守勞績。且素與爽文善，亦非善類。《鄭稿》摭拾《彰化志》，余嘗刪之矣。乃培桂必為立傳，而且濫載福康安、海蘭察攻克集集埔、小半天等；是皆彰屬地方，《彰志》載之猶可，究與淡無涉，與高振更無涉也。何庸拾其唾耶？

　　培桂于本廳文、武兩途登仕版者不列其名，而封贈則表之，殊不可解耳。如郭雲秀以千總死賊，恤襲雲騎尉，是淡水固有難襲矣；而培桂于蔭襲一類不載一人，而必于封贈之下泛書《蔭襲》二字，尤不可解。

　　《先正列傳》，載鄉賢鄭崇和、進士鄭用錫諸人，皆有文行可紀；余如翁林福、林紹賢、郭成金，以類相附，亦有可節取者。惟原奠邦不過一土豪，自募鄉勇，引官逐海賊朱濆、以墾辟噶瑪蘭獲賞銀牌耳；附義民之末可也。而培桂竟令公然與先正列耳。

　　葉邵夫，家貧操細業為生，所雲焚券好施之事，未之前聞。至臨終含笑，更留七日；荒誕之言，近於稗官演義，更不知何據？余修志時，其子出入林方伯之門，朝夕相晤，何以並未言及乎？

　　著書之體，必紀其大者要者，不必矯情示異以飾智而驚愚也。林平侯太守之子國華，家富數百萬，甲于全臺；宜其有所展布，以顯親揚名矣。培桂紀其修三貂嶺路，本拙稿所載，亦義舉也。國華有田租三、四萬在噶瑪蘭，故獨不吝修路之貲。至稱其孝，而僅為窬圊瑣屑事悉身任之；豈富貴家之孝，第以是見耶？夫父母老病，為子者方延醫問卜、謹視湯藥、調護飲食、扶持抑搔之不暇，窬圊瑣事付諸妾婢足矣。

　　謝整合，亦雞籠海口一土豪耳，帶義勇巡防海口，余實無所表見；則附諸義民傳可也。而培桂亦以先正處之耶！所雲仗義執言，更不知何言何事？令人費解。其在詩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必其人有德行道藝，始足以當之。若陳奠邦、謝整合，恐車載斗量，未易悉數。

　　噶瑪蘭廳生員，雖淡學兼轄，然皆由蘭廳考取送道也；何庸濫載其舉貢耶！且蘭廳自有專志，自能詳載；又何煩《淡志》之瑣瑣耶！

　　《噶瑪蘭志》有紀人一門，蓋其時蘭廳初辟甫五、六十載，人物可傳者尚少，故陳氏淑均修志時，僅取墾首吳沙等數人紀之；謂數人學行雖無足傳，而蘭之開墾始於此數人，則不妨傳之也。若淡水開闢已久，文風日盛，所謂一鄉一國之士間出其中；培桂既立先正、義民門目矣，乃復於卷末附錄紀人數篇，豈非頭上安頭、腳下生腳乎？而其所紀之人，與前相去不遠，如郭菁英為成金之弟，附於成金傳可也。王士俊、林宗衡、林佔梅、陳維英諸人，皆先正之屬也；林國忠、翁裕佳諸人，義民之屬也。黃敬、李錫金之孝友，黃延祺之工書，何宜生之能醫，皆可分門傳于先正之次。林貴揚已列于壽民，余碌碌之輩無庸贅述，庶免復沓之病。乃培桂則謂：其人或限于例，其事其語頗近稗説，採訪所上，則亦存其實云云。夫例以義起，義不容沒；何必刻舟求劍，反致錯雜哉？近於稗説，刪之可也。若既得其實，則宜細為別擇，實事求是，何嫌何疑而必多添蛇足、自相矛盾如此，則識有未逮故耳。

　　培桂稱：陳維英伯兄柩厝火，無敢近者；英獨從火中推柩出云云。余按維英以厚貲募人推出，事或有之；豈有眾不敢近，而維英一文弱書生，膂力幾何，能獨力推出厝柩？此真稗説之不可通者也。維英並未團練，以勸捐助餉得保舉；又維英嘗主明志書院講席，不止仰山學海也。

　　拙稿行誼傳紀吳商事，其孝友可稱近今之古人也。林雪村方伯嘖嘖詳述，余細訪得實。又如林祥瑞全活粵人，具有隱德：皆不可不傳。乃為培桂所刪，可勝浩嘆！然此傳終不可刪，余姑存于文集中，俟他日修臺北郡乘者知所擇焉。

　　拙稿于流寓一門，得吳希潛、曾驤二人。吳，浙之石門人；曾，粵之嘉應諸生。性剛方不阿，著述頗富；皆卒于淡水，各有詩集，已成家數，必傳無疑。余藏其稿，錄于《清風集》中，將刊以問世也。乃培桂概從削去，而但錄鬱永河一人。夫永河遍遊臺灣，于淡水特偶爾過客，《府志》已傳之矣；何待濫拾其唾耶！且以著述論，亦無以勝於曾、吳二人也。嗟乎！二君生既懷才不遇，身後微名復為纖兒所掩；豈真遭逢不遇，死猶然耶？

　　戴逆之亂，大甲得以保全者，粵人羅冠英、廖廷鳳、廖世元、林傳生戰功最著。冠英等所居在淡、彰之間，而屢解大甲之圍，則功在淡水，必不可泯。余恐久而湮沒，鮮知其詳，故為冠英、世元立傳，猶《彰化志》之為淡水幕賓壽同春立傳也；其生者不能立傳，則散見紀兵以存其概。乃培桂一概刪削，不留只字，鬼而有知，烏能已已。

　　淡屬富民之慷慨好施、明大義者，當以林佔梅為第一。初以倡捐津米、團練保衛地方，得保舉；以浙江道員用，加鹽運使銜、孔雀翎，御賜匾額以旌之。已而毀家紓難，功在淡、彰。若其能詩、能畫、能琴、能射、能音樂，皆卓卓可傳。乃培桂概從抹煞；僅謂丁曰健暫住塹城，餉需無幾，佔梅多方湊集，卒以集資被控等語。夫既需餉無幾，何用多方湊集？而當丁道未至，佔梅募勇剋復大甲，拒戰年余；丁道既至，佔梅帶勇數千會同南下，所費之餉豈無幾乎？佔梅被控，乃因粵民挾恨相攻殺，為林南山所累；豈盡關集餉之故耶？是不得不辨。

　　凡節婦，生者稱現年若干，指採錄時之年也。培桂于舊稿所錄已隔多年者，不復詳核其壽至何年，而亦云現年若干；不亦慎乎？乃其小序尚稱採訪所及，核之而信者，畢著于篇；將誰欺？

　　中港黃氏負翁逃難，馳至竹塹，渡水無恙。其時並無車馬也，何以雲“馳至”耶？

　　賢婦陳氏勤儉謙衝，喜周恤，為三黨稱；數語亦足以傳之矣。至死後盜發其冢，皮囊未化，則俗傳風水蔭身之説，老人往往有是；余固不敢濫載矣。乃培桂必採以入志，是真稗官説部之語耳。

　　朝廷旌表節孝，必取紳衿族長保結，何等鄭重！是以先君子從周蕓皋觀察修《廈門志》，必注採訪人姓名。豪修《淡水志》謹遵其例，所以專責成、核名實也。乃培桂概從刪去，獨于《鄭稿》則書之；即鄭氏之抄襲郡邑志者，亦係曰“參鄭稿”三字。豈惟《鄭稿》可信，而他人所採悉無關輕重耶？何既錄其言，而必掠其美耶！

　　拙稿于節婦子孫之成名者皆附載，以示觀感也。培桂概從刪去，而于後所採數條，則監生亦附載焉；誠不知其何心也！

　　守備姚珠寶之女，持齋不嫁，卒年僅三十四耳；而培桂錄于貞孝，濫亦甚矣。夫養親不嫁必家貧，終鮮兄弟，賴女紅以奉養者也。查珠寶家本富厚，無待養于其女。時下閨女奉佛不嫁者，皆為齋友所惑，妄思成佛。並作為養親而然；乖人道之常，惑異端之説。此風願熾，流弊無窮，固王法所不必禁、聖教所不與也；而可張其焰耶？

　　節孝林春娘為淡水第一，余紀其事尤詳，乃培桂刪去大半。其末注雲：“據鄭稿”。查鄭儀部卒後多年而戴逆作亂；傳中所雲“賊犯大甲，水道絕，氏禱雨立應”之事，豈儀部原稿所有耶？大抵此書本《鄭稿》者不及十之一、二，本拙作者不下十之七、八，何以或注、或不注乎？

　　培桂于所續採呂氏現年僅四十四，恐未合例。

　　培桂記林祥瑞妾楊氏守節，稱與溫氏、陳氏一門三節，而不聲明溫、陳為誰妻、誰女；含糊如是，比類甚多。

　　培桂例言謂：史家志藝文，皆紀著述書目而已；若載文章，是選文、非志也。淡廳人文初啟，著述難立專志。舊稿所載之文亦資者證，未可以不合志例而廢之。今依章氏學誠《文史通義》之論，列為文徵云云。豪按培桂此説，即其矯情示異、大言欺世之尤者也。夫向來志書之有藝文，則自《通志》、郡邑各《志》皆同，不自《淡志》始也。第視選手之能否；豈惟淡廳初起，欲資考證而設哉？文徵即藝文之別名，有以異乎？培桂第引章氏《通義》之説以惑人，襲其名而不求其實，不過仍舊稿所載略以增減而已；果何異耶？且所雲不合史家志例，亦非通論。蓋古來史官修史，其名目容有異同；是故兩漢、晉、唐謂之書，三國謂之志，五代以來謂之史。安得謂班、馬是，而陳壽、歐陽則非乎？《鹽鐵論》即《食貨志》、《禮樂書》即《律曆志》，題目各殊，將孰是而孰非乎？即章氏文徵之名，亦章氏所自創耳；曷嘗本前人之志例乎？必謂紀書目為藝文志、載文章不得稱藝文志，則如魯之《春秋《但紀大綱，而後人之《十六國春秋》、《十國春秋《何以備載顛末也？《三通《內之《通志》，何以與今之各省通志體例不同也？地誌有表，本襲史書中之名；而何以與《史記》年表殊也？史志列傳，其源出於左氏，而列傳但紀各人事實，與《左傳》何以互異也？必謂既載書目、不可復載文章，則《史記》相如之賦，韋氏之詩，董、賈之對策，趙充國之奏疏，何以各載入傳中而不可枚舉也？總之，國史與地誌，源同而流分；通志與郡邑各志，又各有大小之不同。是以史書藝文志，自紀著述書目，欲並收文章，則不勝其繁。地誌專紀一方掌故，兼選文章以資者鏡，亦義所不廢；不必因淡水初辟，稍寬其例也。如必因淡水初辟之故，則湖北非新辟也？章氏《湖北通志》于政事、人物而外，別為文徵，又何為耶？大抵藝文、文徵之名既皆有所本，則各從所好，惟各識其職已矣。第不可徒襲其名、不求其義，務為岸異之説以飾智而驚愚耳。憶先君子撰《廈門志》時，觀察周蕓皋先生以章氏《文史通義》抄本見遺；又致書云：“章氏深于論文，特好為新奇之説，自辟門徑；故所撰《湖北通志》以不慊於時，為後人所廢”。觀此，則章氏之得失長短可見矣。然章氏以文章悉歸文徵，未嘗攙入他卷，尚能自守其藩籬；而培桂以文章雜廁各卷中，或有題目、或無題目、或以題目大書于前、或分注于後，其堪連類併入者又或置於文徵中。夾雜如是，尚雲依章氏之説，則所未解。

　　按淡水人文初興，著書尚鮮。然如林氏佔梅《潛園琴余草》十余卷、陳氏維英《偷閒集》、曾氏驤《爾雲詩抄》，似皆可傳；則何妨倣詁經精舍書目提要之例，姑錄其概為淡水著述之權輿乎！

　　志書藝文，體例其有次序，宜先載奏疏，次書檄、文移，次論説、序記，而詩賦終焉；此定理也。乃培桂文徵二卷，以藍鼎元檄文紀載二篇冠于首，而以尹秦奏疏列其後；是何體也？若以年代為次，則徐宗幹在陳淑均之後，何以列于前？范鹹、孫元衡在楊廷理之前，何以處於後？不亦自亂其例乎！

　　培桂文徵小序謂：舊稿大寬，當以淡水為斷限。如全臺總論之類，雖有關係，當入《府志》，不當入《淡水志》云云。此説是也。然拙稿所刪者，鄧傳安《番社紀略》、《番俗近古説》，言淡水者祗十之一、二，宜節其要者附番俗之末；何以全錄乎？鄭兼才《山海賊總論》、徐宗幹《變通船政書》、馬克惇《東瀛載筆序》，即全臺總論也。姚瑩《臺北道裏記》，自大甲而、三貂嶺而東數百言，與淡無與也；言防海急務狀，係淡水者僅十之二、三：皆無庸全錄也。《節錄十七口設防狀》，則宜入海防卷末為稱也。至如拙稿例言十余則，欲刪則全刪可也；錄之則宜全錄，使閱者方知其用心所在，條理燦然，而無藏頭露尾、舉一廢百之病。乃培桂僅節錄數語，果何所見乎？

　　玉山在內山嘉、彰之交，距淡已數百里矣。培桂于周鍾瑄《望玉山》詩，何暇錄之？

　　夏之芳《記巡》、周鍾瑄《番戲》、張湄《番俗》、《氣候》、《檳榔》諸作，吳廷華《社寮雜詩》、范鹹《赤瓦歌》、《檳榔》、《烏魚詩》、孫元衡《裸人叢笑篇》、柯培元《生番塾番歌》、鄭大樞《風物吟》，以上諸作宜入《府志》為是。培元二作尤佳，然非為淡水咏也。

　　林雲村方伯《聞警戒嚴》、《登埤誓眾》諸詩，英氣勃發；余以有關時事，故亟登之。至吟咏園中景物，則美不勝收；嚴選數首，以見其概。乃培桂概從刪去，僅錄其《內湖莊》一首；此則《潛園琴余草》中率爾之作也。鄭儀部《禁米出口》一詩，詞旨雅令，嘗錄之矣；《北郭園雜咏》亦屬率爾之作。而培桂所賞如此，何足與言詩哉！

　　培桂于所續增者，但注雲《據採訪》、或雲《據紳士採訪》，而不標明何人所採，何以為徵實之言。即此《採訪》二字，不亦贅乎？

　　培桂稱：《嚴志》較《鄭稿》為詳。惟義例有當酌定、事實有當更核者，今一一緒正。其中有精確之論，仍採入于篇云云。余按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余自知採訪或有未遍，要惟慎重，愈覺可貴；寧闕無濫，豈必以多為貴乎？至於山川、規制、武備、人物，則竭力蒐羅，不遺餘力；與《鄭稿》之僅撮郡乘塞責者不同。培桂謂義例當酌定，則不知所未酌者何處；謂事實當更核，則不知所未核者何在也？豈如培桂之前後易置、顛倒錯雜，而後謂之核耶？據稱一一緒正，則何不將所正者一一指出，使人心悅誠服乎！抑豈藝文必改為文徵，即為緒正乎？謂精確之論仍採于篇；余按培桂雖將拙稿前後移置，實皆不出範圍，然不註明據《嚴稿》、據《林稿》也，惟防海及田賦兩議則標明林卓人之説。然拙稿反覆抒論，至明且悉；所以不厭詳核者，欲以動閱者之聽，庶幾見諸施行也。而培桂但撮數語，不明不白，果何裨耶？

（來源：臺灣文獻叢刊）

編輯：齊曉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