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構與人物

陳雲的“小算盤”與“大算盤”

時間:2009-07-20 08:51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産黨新聞網

    陳雲從商務印書館的一名學徒,到主持陜甘寧邊區財經工作的“掌櫃”,從過去一個區域的財經工作負責人,搞“小攤攤”,到主持全國財經工作的領導人,搞“大買賣”,他一生都與算賬、算盤結緣。在陳雲心中,算盤的作用和意義也在不斷昇華,早已不是青少年時期為謀個人生計,而是殫精竭慮、錙銖必較,為國為民打“大算盤”。正因如此,他成為共産黨內有口皆碑的“財經專家”、“紅色掌櫃”。

    少習珠算,出身店員,與算盤結緣

    陳雲出身很苦,幼年便失去了父母,是舅父母把他撫養大的。童年的陳雲便和姐姐一起,在舅父母開的小酒店打工。初小畢業後,陳雲到離家20多公里的青浦縣立乙種商業學校學習一般高小課程及珠算、簿記等。學了僅兩個月,因經濟困難而輟學回家。但因天資聰穎,加上勤學苦練,陳雲在很短時間內就學會了珠算和記賬。

    1919年夏,陳雲高小畢業,因家庭貧困無力升學,在家中幫助舅父母做家務。正當他為前途而愁悶時,他的老師張行恭通過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的弟弟張子宏,介紹他進商務印書館當學徒。

    這期間,陳雲勤學好問,不久就成為業務能手。根據陳雲的工作能力,在當了兩年學徒後,店方提前一年將陳雲升為店員。他薪金雖然不高,卻經常接濟舅父母,有時還支援一些工友。

    1925年初,陳雲調到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文具櫃當店員。這時,他的珠算能力有了很大提高,還積累了不少心得。他後來説:“打算盤什麼手指管什麼珠子是一定的,不能錯,5個指頭分了工的,差一點都不行。”

    在商務印書館時,陳雲開始投身工人運動,並加入中國共産黨。直到1927年九十月間,他因遭敵人通緝而被迫離開商務印書館,“專做黨的工作”。從此,他扔下個人成家立業的“小算盤”,在心中存下了一把“大算盤”,把自己的一切都獻給人民的解放事業。

 

    “要會打算盤”,“要當掌櫃”

    陳雲的財經生涯是從抗戰時期的陜甘寧邊區起步的。他曾不無詼諧地把這一段的財經工作,説成是搞“小攤攤”。

    1944年3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陳雲任西北中央局委員並擔任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所任中央組織部長一職由彭真代理。從此,陳雲以主要精力從事領導財政經濟工作。

    關於經濟工作的重要性,陳雲説:“吃飯穿衣,就是一件大事,一件難事。”“技術、經濟、事務工作有其政治意義,政治工作也會帶有技術、經濟、事務性。”“單純的政治工作,是沒有的。”他強調財政工作人員要精通業務,要會算賬。“做財政工作,就必須下決心,學會業務,否則一輩子受氣。少給了解決不了問題,多給了浪費,都不對。”“人家來領東西,要給他計算一下,仔細打打算盤,這是必要的。如果來一個‘政治領導’,人家要什麼給什麼,不算賬,那是不行的。”“先小人後君子”。“在算賬時,項項都必須看一看,雖然形式上好像是找岔子,其實這才是負責的態度。” “我們是掌櫃態度呢,還是出納態度?每一個同志,局長,科長,科員,都要有 ‘掌櫃’態度、當家的態度,應該把責任心提高到這個程度。這不是一個小問題,而是主動或被動的問題。”

    陳雲在主持西北財經辦事處工作期間,結交了很多科技人員、經濟理論學者,還有邊區財經工作方面有經驗的領導人員。他經常召集他們討論研究當前財經工作中的重大問題。陳雲還經常在晚上找人去他的住處,圍繞一個問題、一件事情交談,邊撥算盤,邊醞釀考慮。如有時在談到邊區所需棉花的數量,除軍民穿衣部分外,對還需用多少拿不準時,就立刻打電話詢問有關幹部,以盡可能核算出接近的數字。他認為,搞經濟工作對數字必須十分認真,不要含糊出差錯。

    在陳雲主持下,邊區財經工作的重大決策,都是在集思廣益、全面了解和分析實際情況、弄清根據,並且經過反覆考慮後才作出的。

    陳雲上任之初,邊區發生金融混亂,法幣(國民黨政府發行的貨幣)來源斷絕,邊區流通貨幣——邊幣發行過快增長,造成金融物價劇烈波動,邊幣幣值大跌,信用受到重創,法幣趁機搶佔流通市場,黑市價一路攀升。陳雲經過調查研究,深入思考和分析,終於摸清了情況,找到了解開邊幣死結的鑰匙。他立即整頓金融,重建邊幣信用。陳雲首先確立銀行的企業性質,不讓財政隨便從銀行掏錢,使其擺脫財政出納地位,以控制財政發行;接著著手處理邊幣與法幣的關係,整理邊幣。他通過發行商業流通券,其定價對法幣1:2,對邊幣1:15,逐漸收回邊幣,達到預想效果,再以邊幣收回流通券,最後使邊幣與法幣比價提高到1:1,“偷梁換柱”,一錘定音,邊幣重新掌握了邊區市場主導權。

    當時,國民黨實行經濟封鎖,緊緊抓住鹽、棉等大宗物資,對邊區展開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鹽是邊區出口的最大宗物資,是邊區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大部分鹽都要外銷到國統區。在邊區運鹽多的季節,國民黨頑固派利用把持市場的優勢,提高鹽稅、壓低鹽價、統制運輸,企圖壓垮邊區鹽業運銷。針對這一情況,陳雲親自到延安南郊新市場和公司貨棧了解情況,獲取第一手資料,然後採取主動,下令邊區鹽業公司把鹽價提高20%。消息傳出,不出兩個月,邊區食鹽實現持續旺銷,完全掌握了市場主動權,保證了財政收入。事後,陳雲高興地説:這個寶不是押準的,而是調查研究得來的,是摸準行情、正確判斷的結果。

    棉花是邊區最大宗的進口物資。國民黨一面向棉農催收貸款,一面壓低價格強迫徵購。邊區要打破國民黨頑固派的棉花封鎖,必須想辦法爭取棉農、棉商。為此,陳雲領導的財經部門採取“高價招遠客”的策略予以應對。這樣,在邊區棉花高收購價的吸引下,國統區棉花源源不斷地流向邊區。就連不少國民黨官兵也偷偷背棉花換錢補充伙食,成了邊區的運輸隊。僅兩個月時間,邊區就爭取進口棉花百萬餘斤,成功地打破了封鎖。

    由於正確安排了邊區的財政、金融、貿易,邊區金融物價穩定,生産大發展,在貧瘠的大西北黃土高原上,積累了相當雄厚的家底,與國統區的經濟亂象形成鮮明對比。

    1948年5月,中共中央東北局決定成立東北財經委員會,並由陳雲主持財經工作。這是陳雲繼主持陜甘寧邊區財經工作後,第二次主持根據地的財經工作。此時,陳雲面前的“算盤”更大了。與陜甘寧邊區相比,東北解放區不僅經濟規模大多了,而且經濟中工業佔很大比重,城市工作成為重點。在這種新局面和新形勢下,陳雲審慎對待、仔細分析、籌謀對策,迅速並妥善地解決了當時東北解放區財經工作面臨的物價暴漲問題。

    當時的東北雖然是産糧區,但戰爭的重負還是對東北經濟産生了巨大壓力。1948年3月,東北解放區的物價特別是糧價開始暴漲,造成通貨膨脹,還使財經部門掌握的公營事業和物資實力遭受了很大的損失。如果這種狀況持續下去,必然會造成經濟和軍事全局性的嚴重危機。陳雲上任後,立即集中檢查了財經工作,了解情況,分析原因,尋找對策。他經過認真分析和慎重權衡後,決定改變管制糧食經營和拋售物資的辦法,不再硬性阻擊物價上漲,而是下令開放糧食自由流通,允許物價合理平漲、防止暴漲,最大限度地發揮公營經濟穩定市場的作用。到10月份,糧價就平穩下來了。經濟平穩,糧草充足,為解放戰爭的全面勝利提供了堅實的保障。

    在東北工作期間,陳雲提出企業管理人員要熟悉業務內容,要“精密計算。要能打算盤,鑽數目字”。“要認識到職員也是生産中不可缺少的,沒有職員畫圖、寫賬、打算盤也不行”。在討論財政開支問題時,陳雲認為要把經濟、文化投資擺在重要位置,“要看得長遠,打大算盤”。 

    “加減乘除,反覆對比。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新中國成立之初,陳雲被任命為政務院副總理兼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挑起了主持新中國財政經濟工作的重擔。

    為人民服務、為黨的事業服務,是陳雲主持全國財經工作的基本立場。他説:吃、穿、用,油、鹽、柴、米,這是人民的大事,“我們共産黨必須天天關心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陳雲要求財經工作者要有財務觀點,要會算賬,不能只做政治首長而不會精確計算,不能只是政治家而不是企業家。一切不負責任和浪費是違反為人民服務宗旨的。他提議自上而下每個有關人員認真地親自核算財政和材料,打算盤。他説:“不會‘打算盤’的工作人員和領導人員決不是好的工作人員和領導人員。”

    馬寅初在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與陳雲共事期間,經常看到陳雲在辦公室裏劈劈啪啪地打算盤。對於陳雲這手理財的過硬基本功,他深為嘆服。他看到陳雲用的算盤已經很舊,而且品質也不太好,便想到解放前自己在上海立信會計學校兼課時,潘序倫校長曾送給他一個品質很好的硬木算盤。於是,他便從家中找出這個算盤,執意送給陳雲。陳雲説:“馬老你的美意我領了,但我這把舊算盤還可以用,而且用得很順手,你這把還是留著自己用吧!”馬寅初説:“寶劍贈壯士,紅粉贈佳人。現在我已多日不用,留著又沒什麼用處,還是送給您,發揮更大的作用吧!如果您執意不肯要,就算我借給您的,以後如果我有用它的時候,隨時再取回如何?”陳雲被馬寅初的一片誠意所感動,便笑著説:“那好,就算我借你的,用不用我打個借條呀?”馬寅初擺擺手連説:“不用!不用!”説罷,兩人相對哈哈大笑。從此,陳雲在辦公室裏用上了馬寅初送的這把算盤,打起來,聲音更為清脆,也更為得心應手。而那把舊算盤,他拿回家中,也經常使用。

    陳雲是在投機資本掀起的物價風波中掌管全國財經工作的,可謂受命于危難之際。1949年7月,由中央財政經濟部與華北財經委合併組成的中財委正式成立。面對物價危機,陳雲一邊“安地盤”,一邊領導中財委,與投機資本展開鬥爭,穩定物價。7月27日至8月15日,陳雲在上海主持召開華東、華北、華中、東北、西北五大區財經會議,分析嚴峻形勢,商討解決對策。8月8日,他在會上講話,詳細闡述了克服財政經濟嚴重困難的具體辦法。他説,物價穩定是大家關注的重點問題。物價上漲,原因在於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是因為財經困難,不得不依賴財政發行票子。陳雲表示:為了戰爭的勝利,票子還得發。現在是大兵團作戰,需要發的票子很多。8至10月每月需發行1633億元人民幣,以7月底2800億元為基數,每月發行指數增加58%。11月、12月除軍費外,還要收購棉花和出口物資,兩項合計每月需發行1692億元。繼續發票子,通貨膨脹,人人都要吃虧,尤其是靠薪資為生的人和黨政軍人員。所以多發票子,有利有弊,怎麼辦?陳雲主張一是發行公債,向關內發行2400億元人民幣(包括收購一部分黃金外匯);二是抓緊收公糧和收稅,逐漸增加稅收比重,彌補財政赤字。9月2日,中央同意了上海會議提出的穩定全國物價的具體措施。8月和9月,全國物價相對比較平穩。
 

    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我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農業的基礎本來就比較薄弱,加上嚴重的自然災害,糧食産量大幅度下降。一時間,全國各地到處鬧饑荒,浮腫病、非正常死亡、人口外流現象迅速蔓延。歷來重視糧食的陳雲,撐著病弱的身子,到各地調查,親自了解問題的嚴重性。他努力排除放“衛星”高估産、高徵購的錯誤做法的干擾,擠乾數字中的水分,還事實以本來面目。1960年的糧食産量,有人估計3700億斤,他根本不信。他算了算,估計頂多3100億斤。600億斤的差距,非同小可。他認為,要緩和糧食緊張局面,1961年至少要比上年多收四五百億斤才行。如果上年估計為3700億斤,新一年糧食就得4100億斤,從農業受損程度來看,根本就沒有可能。如果只有3100億斤,增到3500億斤還是大有希望的。後來經過仔細核實,1960年實際産量確實只有3100億斤。新一年只要有適當增産,就能緩解形勢。陳雲得知消息後,極為興奮,破例喝了一杯葡萄酒。

    1962年初,糧食不足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銳。2月26日,陳雲在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議上提出城市人口每人每月供應3斤大豆。他算了一筆賬,每人每天最低需要70克蛋白質,1斤糧食含蛋白質45克左右,1斤蔬菜含5克,而1兩大豆就含20克。實行這個辦法,每年需要供應城市30億斤大豆,這是可能的。在缺少肉類和蛋品的情況下,用大豆補充營養,是一個比較可行的辦法。3月7日,陳雲在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又提出增加捕魚量和保證豬的收購,給6000多萬大中城市人口平均每人每月半斤魚和半斤肉。他計算過,通過這些辦法,魚、肉兩項,5口之家1個月就有5斤,對改善營養能起到很大作用。陳雲想出的這些應急辦法,保證了群眾生活的基本營養需要,從死亡線上挽救了大量的生命。

    識大體,謀大局,晚年再展雄風

    1962年以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陳雲“靠邊站”了。但他一直未停止為國計民生思考。

    1978年秋,陳雲在杭州休養。一天上午,他和夫人于若木正在玉泉公園散步,看到公園茶室的女服務員在結算茶水賬。陳雲走到茶室,主動要求替服務員打算盤。只見他手起珠落,不一會兒就把賬給算清了。服務員不認識陳雲,驚奇地説:“您算盤打得真好啊!是個老會計吧?”

    陳雲打算盤的情景被隨行的工作人員拍了下來。1981年初,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看到這張照片後非常感慨,寫了一首詩:“唯實是求,珠落還起。加減乘除,反覆對比。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老謀深算,國之所倚。”

    這首詩是陳雲為新中國經濟建設籌謀策劃的形象寫照。

    這次杭州“打算盤”的短短數月之後,陳雲再次出山,操持國民經濟的“大算盤”。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陳雲重回中央最高領導層。1979年3月,陳雲擔任國務院財經委員會主任,再次主持財經工作。甫一上任,他就為經濟工作大局,打了一個“大算盤”。

    “文革”後,人們從長期動亂的惡夢中醒來,看到了國民經濟受到的嚴重破壞,也看到了發展緩慢的中國經濟與飛速發展的世界經濟越來越大的差距,在痛心和震驚之餘,頭腦又開始發熱,不顧國情國力,強行要求“大幹快上”,“革命加拼命”,搞起了一輪“新的躍進”。當時生産和基本建設安排規模過大,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引進工作太急。

    陳雲敏銳地注意到當時經濟工作急於求成的問題。他通過反覆的交換、比較和分析,認為當時“新的躍進”的條件還不存在,當前最緊迫的任務應該是調整。3月中旬,同李先念商討後,陳雲起草了兩人聯名給中央的信,提出要調整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情況,“步子要穩,不要再折騰”,“按比例發展就是最快速度”,借外債要考慮支付能力等。中央接受了這個建議,提出了“調整、改革、充實、提高”的方針,既實現了新時期以來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又避免了急於求成的大折騰。

    中央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後,陳雲和國務院財經委面對的另一個複雜棘手且急需處理的難題那就是寶鋼問題。1978年12月22日,中國技術進出口總公司和新日鋼鐵公司在上海簽訂了關於訂購上海寶山鋼鐵總廠成套設備的總協議書。12月23日,寶山鋼鐵總廠正式開工建設,預定分兩期、用7年時間建成。國內有關部門概算總投資約200億元。以當時全國人口計,平均每人要為寶鋼分攤20元。無疑,這對當時的中國來説,是一個超級引進項目,投資規模巨大,對國民經濟全局影響甚巨。開工後暴露了很多嚴重問題。一時間,議論紛紛,“騎虎難下”。陳雲從1979年4月底5月初開始進行全面的調查研究。一個半月之內,陳雲集中考慮寶鋼建設方針,認真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到現場直接接觸和了解實際境況,三度反覆,才最終拍板定案。中央按照陳雲的意見,由“舉棋不定”轉為下定決心“幹到底”。雖然寶鋼建設後來還經歷了一些波折,但由於動手早、基礎好,工程品質全優,建成投産後,産生巨大效益。實踐證明,建設寶鋼的決策是正確的。

    陳雲善於打“大算盤”,就是在複雜的形勢面前,總是善於謀大局、謀大事,善於從戰略高度考慮問題,善於抓住問題的要害和癥結,善於駕馭複雜的形勢和局面。毛澤東曾讚賞地説,“他看問題很有眼光”,比較“能幹”。

    1995年4月,這位一輩子為國計民生籌謀的老人去世了,只留下不到2萬元的稿費和不多的遺物,還有那個他使用多年早已破舊的小算盤。小算盤是陳雲生前操持國計民生“大算盤”的見證。

    陳雲,這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事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沒有給自己留下什麼積蓄,卻把有形的、無形的巨大財富,留在了中華大地,留在了人們的心目中。(劉貴軍)

編輯:楊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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