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作家張大春：大部分評論家都是作者寄生蟲

　　臺灣作家張大春 1957年生。好故事，會説書，擅書法，愛賦詩。著有小説《歡喜賊》、《城邦暴力團》、《春燈公子》、《戰夏陽》等，文學理論《小説稗類》等。

　　近日，臺灣作家張大春的《聆聽父親》在內地出版。小説以父親的一次意外摔倒癱瘓為契機，對自己即將出世的兒子講述父親與父親的父親的故事。日前，張大春接受本報記者的採訪，談書裏書外的往事。

　　除了作家的身份，張大春另一個身份是電臺説書人。他的排班表上寫著：週一講時事，週二講科學，週三講音樂，週四講法律，週五講出版。

　　新京報：你説過，臺灣沒有家族書寫的傳統，你寫家庭史的契機是什麼？

　　張大春：我的孩子還沒出生前，父親給我講過張家的故事，東一塊，西一塊，我六大爺也寫過一個《家史漫談》提綱。後來父親摔了一跤，躺在病床上，我在美國才開始在他的病床旁動筆，寫了五萬字，想寫下來給我的兒子看，但擱了好幾年才陸續又寫了七萬字，中間隔了很長時間沒寫。

　　新京報：在書裏，你曾祖母的家規的第一條居然是“餃子，豬肉餡兒的要和韭菜，牛肉餡的要和白菜，羊肉餡兒的要和胡蘿蔔”。家譜為什麼不那麼深明大義？

　　張大春：卡爾維諾説過，深度就在表面。老張家不是特別強調門第流傳，寧可視其小者，注意那些細微的，瑣屑的，踏實的東西。用我姑姑的話説，老張家就這個德行。

　　新京報：你有沒有給你兒子立下家規？

　　張大春：我給兒子立下的家規第一條：肚子疼了要去拉屎，因為他兩歲的時候老忘記拉屎；第二條：多吃維他命；第三條：人多的地方不去；第四條：永遠不準騎摩托車；第七條是我內人立的，家規不可太多。還有第八條，第九條，我都記不清楚了，但孩子永遠記得。

　　新京報：這個家族史也是一部“逃”的歷史，你能從“逃”這個字出發，談談老張家和時代的關係嗎？

　　張大春：從很早，老張家就開始逃。在我看來，簡單地説，士大夫身上潛藏著兩種“逃”，一種是“逃刑”，逃避對人本質有傷害的規範，另一種是“逃名”，不要爭出頭的意思。老張家的很多規矩不見得積極向上，雖然沒有特別強烈的反對，但對“大我”表現出不耐煩。説到底，老張家試圖和“大我”積極正向的關係保持一定疏遠的距離。

　　新京報：這本書在臺灣的影響力如何？大致介紹一下臺灣的文學生態吧。

　　張大春：我十八九歲就開始發表文章，個人打天下，混了三十年。從2000年以後，我有一個很明顯的判斷，拒絕入選“當代臺灣小説家大展”，“短篇小説集”或者是“散文最佳”這些名目，操作這些的背後都是學院裏的評論家或者教授詮釋利益團體。我全面拒絕學院善意選家的選擇，故意不和評論家往來。這就造成在臺灣我的書很流行，但沒有人解釋為什麼受到歡迎，評論家視而不見。我這樣做，和臺灣的文學生態有必然的關係，我對那些自己不創作的評論家完全不信任，大部分評論家都是作者身上的寄生蟲。希望新的媒介工具有可能改變海峽兩岸的文學生態，民間書評人在部落格上的一些書評就很不錯。

　　新京報：你的新作《認得幾個字》怎麼突然從最基本的單位“字”出發？

　　張大春：這本書講的是我和我兩個孩子認識五十個字的過程。我會設計些小陷阱讓他們掉進來，讓他們好奇，然後再以講故事的方式從文字的發展史敘述開來。比如有一天，他們兄妹在家設計了一個惡作劇，想讓我中計，我就説，我才不入你們的局。他們就不明白“局”是什麼意思，我就先畫這個字給他們看，一個披散著長髮的駝背老人不便行動，然後從本意引申到局限等意思。最近正在寫第二本，和孩子們的互動，反應是最直接和明確的，這是一種漢字自主教育的學習。

　　記者 曹雪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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