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臺銘：學會今後用“柔”的方法來對待員工

　　芮成鋼：愛情的問題？

　　郭臺銘：愛情的問題，所以這些都讓我們非常痛心、也非常痛惜。經過這次事件以後，我們也做了很多關懷的調整，剛才也講了，包括要往內地遷，就是希望讓他們能夠回到家裏，最起碼有任何的困難能夠隨時跟家裏人打上個電話或者見一面，他很多的事情就會想得開。所以講這些事情，對過去我們積極地在檢討，對未來我們有把握經過這一次考驗，我們一定可以做出一個模範，我們希望這個事情能夠儘量減少發生，但是我們要説不再發生，這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我們在大陸有95萬個員工，在上個禮拜為止的數字，等於一個中型的城市，而且都是年齡層很相近的，這些人聚集在一起，所以我們很難不説將來不會發生任何感情的問題、個人家庭的問題。甚至有一些個人有家庭的病史，我們過去都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我們事後也請了很多專家，包括華西醫院的專家，包括美國的專家都來做了輔導跟調查，我們學了很多，所以我們有把握把這個現象降到最低，而且可以讓他們工作得更愉快，讓他們工作得更有歸屬感。

　　2009年，美國《時代》雜誌把中國工人作為了年度封面人物，這本雜誌説，中國工人“背井離鄉，進入城市裏辛苦地勞作，他們堅毅的目光，照亮了人類的未來”，然而媒體的關注並沒能解決中國製造業背後隱藏的問題。所謂的“堅毅”，卻是忍耐“背井離鄉”的無助、長年累月高度機械化的工作、以及現實和夢想之間巨大的落差。當世界還在為中國工人稱讚的時候，富士康‘12連跳’事件突然爆發。不單是富士康，其實在沿海不少企業，新一代從事製造業的工人都是這樣的生存現狀：大多來自農村家庭，沒有高學歷，沒有專業技術，在繁華的城市與惡劣的就業環境中，巨大的落差使他們陷入痛苦與迷惘。幾個月前，富士康在自己的廠區內進行了一次“民意調查”。類似的調查，早在80年代後期也曾做過一次，當年的結論很明確，“在這裡工作的年輕人，只想一件事，賺錢！” 而這一次調查得出的結果卻與二十年前截然不同，年輕人在這裡工作的理由，主要是希望累積都市工作經驗，至於賺錢，是其次。

　　芮成鋼：另外我們很多的專家學者，包括我們的官員，主管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的一些官員都告訴我，確實農民工發生了一些變化，新一代農民工的年齡、結構、成長的背景和環境，跟他們的父輩們不太一樣，有一些專家學者就覺得如果單純從吃苦耐勞的精神，這種抗打擊的能力等等這些，跟他們的父輩相比産生了一些變化，您覺得呢？在具體的對生活的期許也多了一些，這個變化您感覺到了嗎？

　　郭臺銘：那個時候的農民工，所有的農民工他們都是以工作，都能夠多賺點錢，所以他們的思考思維是賺錢，再來考慮到健康，再來考慮到家庭，再來考慮到娛樂，再來考慮到愛情，現在我們發覺到，最近我們遭受到80年後、90年初的年輕人農民工，他們與其叫農民工，是他的家長父輩是農民工，他們大部分都生長在，因為大陸經濟結構變好了以後，經濟環境好了以後，他們大部分都不是從事農民的農民工，只是戶籍的問題。可是他們生活的優先順序有一個豐富的精神生活，或者是一個文化的生活，娛樂再加上個人的喜好，然後再來健康，最後才是工作，所以順序是倒過來的。

　　芮成鋼：他把個人的感情、生活、娛樂放在了工作前面，這一點跟他們的父輩？

　　郭臺銘：對，是很大的不一樣。我們在四川、重慶、武漢、河南都有很大的設廠計劃，讓他們能夠回家，不要離開家鄉太遠，這樣他們也有親人的照顧，所以我們也正好配合政府的一些政策，來做這一些遷廠的動作，也就這些勞動力能夠穩定，他們能夠在家鄉少賺點錢，因為他生活指數也低，他可能生活得更快樂，更有親情的溫暖，所以這一點我們也是在往這個方向發展。

　　“霸氣”、“鐵腕”、“獨裁”，媒體在用各式各樣的標簽來框定郭臺銘的個人領導風格。很多人説，郭臺銘對人極其嚴苛，他不允許有任何反對意見，執行能力很強，罵起下屬來毫不留情，而且他只罵最親近的人，如果一個低階主管犯錯，他很少直接指責，而是把其上司叫過來，罵個狗血噴頭，面色蒼白的低階主管就一直站在旁邊。郭臺銘強悍、幹練的個性也深刻影響著富士康的企業文化，滲透在企業管理的各個角落。富士康提倡的所謂軍事化管理、以及過高的工作強度等等，給企業員工帶來了巨大壓力。以至於富士康“跳樓事件”發生以後，很多人將矛頭指向了郭臺銘的個人領導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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