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磊：臺灣經濟現狀及“三通”可能産生的影響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在會見臺灣聯合報係負責人訪問團一行時表示：“三通”是“兩岸”間的“三通”，是經濟問題，不是政治議題。早日實現兩岸直接“三通”，是兩岸同胞的共同願望，關係到兩岸同胞特別是工商界的實際利益。臺灣當局應當從兩岸同胞的利益和需要出發，不要再為“三通”設置障礙。這番談話在島內引發熱烈討論和響應，各界人士普遍認為這是促進兩岸直航的正面而積極的態度。筆者認為，實現兩岸直接“三通”還是臺灣儘早走出當前經濟困境的唯一良方。
臺灣經濟近兩年一直處於不景氣，當前臺灣經濟的基本面與金融面都存在較嚴重問題。
基本面主要問題表現在：1、投資下降。臺灣外來投資和對外投資都在銳減。據臺灣官方統計，外商對臺投資在2001年下降32.6%之後，今年1-7月又比上年同期下降47.9%。臺商對外投資在2001年下降13.5%後，今年1-7月又比上年同期下降34.1%。2、失業上升。臺灣失業率兩年來節節升高。2001年由上年的3%升至4.6%，今年則一路竄升到8月份的5.35%，預計全年失業率為5.14%。3、通貨緊縮。通貨緊縮是指物價持續低迷。今年以來各月物價雖然未出現連續下跌的現象，但上半年平均微跌，8、9月份又連續出現下跌，連同去年出現16年首見的跌勢，通貨緊縮趨勢已很明顯。
産生問題的原因主要是政經環境惡化與總需求不足。
1、投資下降的主因是島內政治、經濟、制度等投資環境惡化。政治方面，島內政黨鬥爭激烈，臺獨勢力猖獗，兩岸關係不穩，都嚴重影響投資者信心。經濟方面，以前廉價、勤奮、高素質的勞動力是臺灣吸引外來投資的優勢，但隨著祖國大陸及周邊地區經濟的崛起，臺灣在這些方面已不存在優勢，相反，企業還經常遭受缺水缺電的困擾，投資者當然會選擇成本更低、回報率更高的地區投資。制度方面，臺灣當局一直口號大於行動，譬如“臺灣優先、投資優先”等説法提了很久，但行政效率依然低落，審批手續程式繁瑣，“單一窗口”沒有獲得相關單位的配合及授權，降低投資成本的效果相當有限。
2、失業上升主要是需求不足所致。臺灣在1999年以前，物價與失業間的消長關係並不明顯，但近年來已經明顯陷入通貨緊縮與高失業率並存的困境。這是因為：島內經濟環境惡化，投資減少；民眾對未來經濟形勢悲觀，消費縮減；投資和消費的減少共同造成總需求不足，進而導致通貨緊縮與失業增加。
3、供給過剩與需求不足導致通貨緊縮。在供給面，經濟的自由化、科技化及全球化，使全球面臨生産過剩的物價下跌壓力。在自由化下，各國經濟競爭加劇，眾多新興市場加入世界生産體系，龐大的低工資勞動力，直接帶動生産成本的下降；在科技化下，生産力提升及快速複製的力量，進一步擴大了生産規模，單位成本再被壓低；已難抵擋的全球化，則大大提高商品流通的效率及速度，促使交易價格的下跌。對臺灣來説，還要因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而面對外來進口品的低價競爭，産品降價成為必然。在需求面，經濟成長停滯、投資消費減少及財政惡化，造成島內需求不足。去年因經濟衰退而縮減近5%的島內需求，今年以來並未恢複元氣，在上半年經濟增長率達2.6%的情況下，島內需求卻進一步萎縮1.6%，顯示外部需求成為拉動臺灣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面對當前經濟情勢不明、就業未見好轉、資産價格跌勢未止及官方支出緊縮等現象，通貨緊縮的陰影自是揮之不去。
金融面主要問題表現在：1、呆壞帳嚴重。臺灣整個金融機構呆壞帳比率近兩年迅速攀升，從1999年的4%升至2000年的5.34%，2001年猛增至8.16%，銀行不良資産總額佔GDP比重高達22%，其中基層金融機構呆壞帳與逾期放款尤其嚴重。2、股匯市波動。臺灣金融市場正在經歷大幅震蕩。民進黨上臺前，臺灣股價指數一度超過一萬點，但執政半年內就一路跌破6000點，到2001年更是一度跌破3500點。今年隨著國際經濟景氣的復蘇，臺灣股市有所回升，但10月初又跌破4000點，出現今年以來的新低。同時匯市也一舉跌破35元新台幣兌1美元的價位，挑戰近15年來的最低價35.127元。
問題産生的原因主要是舊疾未治與新增壓力。
1、政治勢力介入。臺灣銀行業多與政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在政治勢力的壓力下，即使風險很大的貸款也不敢不借，以致逾期放款增加。2、抵押制度不嚴。臺灣銀行貸款有三分之二是抵押放款，抵押品的審核卻問題重重。由於審核制度不嚴，貸款者甚至可以將山川、墓地、廟堂作為抵押。即使是最普遍的房地産作抵押，也有不少是危樓危房。而且在房地産市場持續不景氣的情況下，大部分作為抵押的房地産都已貶值，或乾脆賣不出去，所貸款項自然成為銀行的逾期放款。3、競爭壓力加劇。近十年來，臺灣新銀行增加很快。銀行之間競爭壓力增大，普遍存在放寬貸款條件的傾向，銀行放款總額與GDP的比率迅速增加到180%以上。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出現經濟不景氣，很多企業陷入困境，資金週轉困難，還款能力將大大降低，逾期放款也會隨之增加，進而變成呆壞帳。
解決以上問題的關鍵在於改善兩岸關係，實現直接“三通”。
如前所述，臺灣出現投資下降、失業上升、通貨緊縮主要是因為島記憶體在總需求不足。總需求由消費、投資、財政支出和進出口凈值組成，擴大總需求可以從這四個方面著手。其中擴大財政開支有一定難度，因為臺灣稅收不足、公債又高，缺乏足夠資金增加公共投資。另外三項則直接取決於兩岸關係的好壞。只有兩岸關係穩定發展，消費者與投資者才有信心，當局的經濟誘導政策才能見效。同樣，由於今年上半年臺灣對祖國大陸的出口依存度已達23.8%，投資依存度已經超過50%，兩岸經濟關係的穩定直接影響臺灣的進出口凈值。從整體競爭力的角度看，臺灣當局為增強臺灣競爭力制定了“亞太運籌中心”計劃，準備在十年內推動200家企業在臺設立全球營運總部，1000家企業在臺設立區域營運總部。但達成這一目標的最重要條件是兩岸直接“三通”。兩岸實現直航，臺灣可利用祖國大陸充沛的人力和廣大的市場進行資源整合，加速産業升級，並以祖國大陸為生産基地，發展利潤較高的研發、行銷和零組件等行業，進一步將臺灣發展成為營運中心和研發中心，從根本上增強臺灣的競爭力。有人以1997年為基期建立模型表明：實現兩岸直接“三通”後，兩岸直航運費的降幅達14.42％，大陸臺商返臺的頻率會增加、進而帶動在臺消費。其中，大企業在客運成本上節省較多，中小企業則在貨運成本上獲益較多。從各項總體經濟指標來看，在實質GDP方面，臺灣將增加0.15％、大陸增加0.06％；在貿易條件改善方面，臺灣的增幅達0.24％、中國大陸為0.16％。兩岸直航也增加社會福利，臺灣方面佔ＧＤＰ的比例為0.25％、大陸是0.08％。在資本累積效果上，臺灣的勞動工資提高0.45％，但資本價格只上升0.15％；大陸的工資提高0.11％，資本價格維持不變。換言之，兩岸直航後，資本價格相對於勞動價格，會出現相對便宜的情況。
解決金融問題需要從政策和制度兩方面著手。政策上關鍵要以改善兩岸關係來增強投資人信心。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的一份調查顯示，國際廠商認為投資臺灣的外部風險在亞洲第二高，僅次於印度，這説明降低政治風險已經成為穩定投資人信心的當務之急。臺灣當局如能順應時代潮流，停止分裂活動，緩和兩岸關係，開放直接“三通”，將可以優化投資環境，挽回投資人信心。金融市場也會在祖國大陸經濟強勁增長的帶動下不斷揚升，擺脫股匯市跌跌不休的局面。制度上要多渠道加強管理，以增強金融機構體質。這包括：調整金融監管機制、檢討逾期放款與呆壞帳的規定、建立市場退出機制、加強金融預警系統、建立市場風險分散機制、引導金融機構轉型、金融資訊透明化以及檢討兩岸金融往來政策等。
儘快實現兩岸直接“三通”對於臺灣經濟的積極作用，不僅是在臺灣的金融界和産業界獲得共識，在臺灣的外資企業也一再強調該舉措的重要性。臺灣“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董事長辜濂松表示，“中信商銀”在臺灣有600多萬客戶，但其中有三四萬個“最重要的客戶”都在大陸有投資，銀行對這些客戶很熟悉，借貸放款不用花費更多的時間去了解，可以提高資金使用的效率，而臺資企業的發展對兩岸都有好處，所以臺灣的銀行業到大陸發展，是個“雙贏”的舉措。統一集團預估，“三通”後至少可以降低二成的原物料成本；台塑集團及遠東集團都認為，“三通”後的運費成本可以節省六成以上，時間至少可以節省一週以上；建大工業則表示，兩岸“三通”後該公司的營運績效不排除還有空間可以提高三至四成。北京市臺資企業協會會長謝坤宗説，對於在大陸的臺商，因為來自島內政治上的壓力，一直背負著沉重的包袱，無法安心。臺灣現行的《兩岸人民關係往來條例》對兩岸關係發展有很多限制，不利於實現兩岸“三通”，並阻礙到兩岸進入WTO以後的經貿往來。在臺灣的歐洲商會（ECCT）近日公佈《二○○二、二○○三年建議書》，內容直指臺灣目前的經濟改善措施不足以重建臺灣的投資吸引力，因為臺灣只要試圖孤立於中國大陸之外，就會使本身地位更加脆弱，根本不能解決自身問題。歐洲商會強調，臺灣必須加速開放“三通”，才能“在大中華經濟區內扮演關鍵角色”。根據這份建議書內容，歐洲商會認為過去十二個月來，歐洲對臺灣直接投資大幅減少，歐洲大型跨國企業也已開始縮編在臺營運規模，且將其大中華地區總部移往中國大陸。其中，投資生物科技與金融服務等關鍵産業，都已跳過臺灣；而擁有對臺航線的五家歐洲航空公司中，包括瑞士航空、英國航空等四家中止歐臺直飛航線，主要便是因為抵臺乘客人數減少所致。西門子公司總裁駱一華（Leslie Lok）在會後即直言，臺灣要避免外資撤離，除了“三通”，沒有別的選擇，否則外資看淡臺灣在亞洲市場的角色將無法避免。
早日實現兩岸直接“三通”，在理論上和現實上都對臺灣經濟有重要的積極意義。只有這樣，才能順應經濟發展潮流，符合廣大民意，讓臺灣經濟重上高速發展的軌道。
(來源：中國網；作者：朱磊)
編輯：李艷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