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俄羅斯都是詩歌大國，都産生過燦爛輝煌的不朽詩篇、流芳百世的偉大詩人。屈原、李白、杜甫等人的傑作早已被譯成俄語，在俄羅斯廣為吟誦。然而，中國現代詩歌，對俄羅斯讀者來説，是鮮為人知的陌生大陸；在翻譯家心中，則是“未開墾的處女地”。
2009年5月，中俄友協會長陳昊蘇來信，建議由我來承擔《中國現代詩選60首》翻譯工作時，我曾望而生畏、躊躇不決。但翻開張同吾先生精心選編的詩選，仿佛被磁鐵吸引，愛不釋手。詩選囊括了從郭沫若、徐志摩到戴望舒、艾青、海子等著名現代詩人的作品，清晰展示了20世紀中國新詩的發展軌跡，生動描摹了大時代變遷下中國人民的情感世界。我深深地感到，翻譯這本書是一項極為有益的工作，非做不可。我們組織的翻譯團隊裏，既有中國人，也有俄羅斯人，既保障了翻譯水準，也體現著中俄攜手合作的精神。
嚴復先生提出過“譯事三難信達雅”，“信達雅”作為翻譯工作的理想境界已被廣泛接受，但對於其具體內涵和操作標準該如何理解，至今眾説紛紜。筆者認為，“信達雅”不能泛泛而論，應結合翻譯的題材與體裁來區別研究。從資訊論、交際學等學術角度看，詩歌翻譯的任務是保障作者與外國讀者之間的資訊傳達與情感溝通，情感又和詩意、詩境緊密相連。詩歌中的資訊包含著內容與美學兩個層面，其美學意義不亞於具體的資訊意義。如果摒棄美學層面，詩歌就很難打動讀者的心。
詩歌翻譯中的“信達雅”是融為一體、難以肢解的，譯者的重要任務就是以順暢、得體的語匯再現原文的意境、形象與情感，使讀者産生如同閱讀原文一樣的共鳴與震撼。意譯應盡力傳達原文的音樂性，盡可能接近原文的形式、音韻和節奏。逐字翻譯，表面可信，實不可信，不僅達不到“信”的要求，反而會窒息詩的靈魂，摧殘藝術生命。正如果戈理所説：“有時不得不遠離原文語匯，恰恰是為了接近原文”。中俄詩歌格律差異較大，俄語詞彙音節較多、句子較長，更使得一對一的逐行逐字翻譯無法做到，為確保格式整齊、韻律流暢，在詞語層面必須進行刪減或增補。刪減本身肯定會造成損失，那麼一處的損失只能在另一處挽回，採取適當手法以烘托詩意，保障詩境的優美動人。
在翻譯過程中，我們一直注意把握俄羅斯讀者的民族心理，努力貼近其欣賞習慣，避免産生歧義或與原作相悖的思想反映。如韓作榮《自畫像》描繪硬骨頭男子漢的形象時，寫到“淚水都帶有生鐵的腥味”。考慮到中俄文化對淚水賦予不同的意義：中國人將淚水視作是感情真實、富有人性，俄羅斯人則認為流淚是軟弱、傷感的表現，於是譯作就添加了“偶爾”兩字——“偶爾流下的淚水”——以防止錯誤聯想和文化誤讀。此外，我們對牛郎織女、文昌、大寨等都作了簡明扼要的注解，把“像黃連一般苦”譯為俄羅斯人所熟悉的比喻——“像艾蒿一般苦”，把“花磚地”譯為“鑲花地板”等等。在選擇詞彙、添加詞語時，譯文也特別注意保持中國的文化色彩。例如“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一句，依照俄語表達習慣，將“花”具體化會更加生動。譯文以音律為重，在初稿時選擇了“丁香花”，但因丁香與俄羅斯莊園文化有內在聯繫，經深思熟慮後，改為更具中國特色和傳統的“茉莉花”。
有人説，詩歌是最能闡述心靈的文學，詩歌的翻譯正是為了架通作者與讀者的心靈橋梁，架通中外文化的交流橋梁。它艱苦、細緻，甚至寂寞。惟望在推動中外情感交流的這條路上，我們一起努力，步步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