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世界對李敖大陸行的關注，可以解讀為對辛亥革命沒有革完的封建傳統的一種顛覆心態，這種心態潛存在這個民族的潛意識中，隨著與世界全面及深化的接觸，日益重燃對自由主義的愛火。
自由主義是西方資本主義的産物嗎？就現代世界史的意義來説，它是；但是就精神來説，中國的“自由史”源遠流長，從老莊到陶淵明到明清的落魄文人，官場之外，中華大地處處可以找到官府鞭長莫及的空間。除了明清少數控制嚴厲或文字獄橫行的時代，大致如此。
但是現代社會科技發達，助長了政府的控制能力，於是五四以來的知識分子乃有意識的引借西方的自由主義，在精神上是為擺脫傳統儒家為主的思想束縛，在政治上則以槍桿子打出來的政府（從軍閥、國民黨到共産黨）為解放對象。
這種自由主義精神伴隨西方殖民主義在亞洲其他社會也播了種，但一些社會因為文化底蘊不深，或知識分子太少，因而有扭曲、淺薄化或甚至消失的現象。在中國則不然，胡適、傅斯年、殷海光等人把中國的自由主義傳統延伸入臺灣，並且開枝散葉，間接造就了一個中國歷史上全然不同的局面。
承襲自由主義精神
李敖承襲這種精神，以符合他不羈性格的方式，點點累積，實踐了他的自由主義。
他怎麼實踐呢？他對臺灣當權者一黨專政的專權濫權提出批判，對權力者企圖掩蓋的歷史和現實錯誤加以揭穿，他和一些人竭力把西方思潮引進臺灣，曾經是“全盤西化”論者。
作為特立獨行的人物，李敖的言行在意識形態和時代心態落差極大的不同華人社會，自然也會引起反差極大的意見了。
華人社會看待李敖，心態複雜，把他寫過的東西拿出來讀一遍，當然可以感受其中做學問的用心，但是能做學問的人很多，何以“李敖”這一形象卻能獨享眾人的目光？因為他所代表的敢怒敢言、不懼權勢、不拘世俗、不矯作的行為，正是傳統文化中英雄的特質。
這種“英雄”特質和華人社會官方塑造出來的各種“英雄”形象，在大多數人的潛意識中還是分得清真偽的。李敖這一形象的真實，在於有血有肉、愛恨分明、既有靈性也毫不掩藏慾念。更重要的，這一形象符合一般人的常識和理性。因此，對這一血肉英雄特質的憧憬，其實是折射出華人這一社群對於或專政、或獨大、或貪腐無能的不同政治權力和社會的顛覆想望，而“李敖”恰是足以引發這一想望的形象。
至此，無論是李敖或自由主義都不是問題的重點了，前者會逝去，後者會過時，重點是一種符合常識和理性的表達方式、一個擁有獨立個性和觀點並且決定堅持和公開表達的知識分子，能不能在合乎一般人理性和常識的環境中，自在的存在。
毛澤東在1957年準備開展反右運動時，一次座談會上，翻譯家羅稷南大著膽問他，“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會怎樣？”毛認真地回答：“要麼在牢裏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
當李敖為自己的“不識大體”而成為他所説的“大坐牢家”時，他其實是以自己的自由在衝擊一個根深蒂固的傳統中“圍堵言論”的統治手段，這一種對“言論高墻”的衝決行為，才是他能激動圍困在不同高度的高墻中的人心的終極原因。
（來源：鳳凰網，內容有刪減；作者：陳迎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