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防禦戰略思想的理論根源
積極防禦戰略思想以馬克思主義軍事學說為理論基礎，植根中國傳統軍事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經過了中國革命戰爭和維護國家安全的長年嚴酷鬥爭實踐的反復檢驗，愈加顯露出其厚重的理論淵源和思想底蘊。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和優秀軍事理論家的重要論述是積極防禦戰略思想的理論來源。19世紀普魯士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曾從戰術層面闡述過積極防禦的思想，指出積極防禦“是目的消極但手段積極的防禦”，“是由巧妙的打擊組成的盾牌”。同時代的瑞士軍事理論家若米尼指出，“積極防禦，即同時也要實施突然進攻的防禦”。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這些觀點進行了革命性改造和發展，指出“防禦戰爭並不排斥‘戰爭事變的進程’所要求採取的攻勢行動”（馬克思）；“最有效的防禦仍然是以攻勢來進行的積極防禦”（恩格斯）；“除了學會進攻以外，還必須學會正確地退卻”（列寧）。我軍創造性地把積極防禦由具體作戰原則上升為戰略指導思想，作為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首要的、根本的戰略原則。毛澤東說，“積極防禦，又叫攻勢防禦，又叫決戰防禦”，“是為了反攻和進攻的防禦”。積極防禦思想被賦予了明確的革命性質、豐富的科學內涵和全新的實踐樣式。
中國戰略文化傳統是積極防禦戰略思想的文明根基。中華民族歷來就是熱愛和平的民族，崇尚和平、追求和諧是中國人民的精神特質。中華文明“和為貴”的傳統文化反映到軍事思想上，表現為強烈的“謀和平、求統一、重防禦”的價值取向，如“國之大事”的慎戰思想、“止戈為武”的止戰思想、“居安思危”的備戰思想、“不戰屈兵”的勝戰思想，等等，為積極防禦戰略提供了豐厚的思想滋養。我軍秉承中國傳統兵學中“後發制人”、“柔弱勝剛強”的謀略，提出後發制人的戰爭指導原則；汲取“我專為一，敵分為十”、“以眾擊寡”的謀略，提出集中兵力各個殲敵這一以弱勝強的作戰理論；吸納古代樸素辯證法中合理的部分，創造了一整套“兵因敵而制勝”的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
我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性質是積極防禦戰略思想的政治要求。社會制度和基本國策的不同，決定了各國軍事戰略具有本質區別。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內致力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物質文化生活；對外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自衛的、防禦的立場，不稱霸，不搞侵略擴張，不首先發動戰爭。這決定了我國軍事戰略必然是防禦性的。鄧小平多次指出，我們的戰略始終是防禦，我們不像霸權主義那樣到處伸手，我們建設軍事力量的目的是防禦，不僅是現在，將來現代化了也是這樣。區分我國軍事戰略與霸權主義國家軍事戰略的分水嶺即在于此。
復雜的地緣環境是積極防禦戰略思想的客觀背景。從地緣戰略環境的不利情況看，我國地處亞太中心位置，周邊安全形勢本來就復雜，加之敵對勢力對我的戰略圖謀久遠、戰略圍堵和遏制不斷，使我安全形勢愈加復雜，領土、海洋權益爭端頻仍，國家安全面臨諸多威脅；從有利情況看，我國幅員遼闊、資源豐富，有廣闊的戰略防禦縱深和回旋余地，為我們實行積極防禦戰略提供了天然條件，使我在反侵略戰爭中可以依托戰略縱深組織有效防禦，從多方向對敵實施攻勢作戰和戰略反擊。積極防禦戰略思想，適應復雜地緣環境特殊要求，綜合權衡各種有利和不利因素，體現了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客觀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