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審議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此次刑訴法修改擬規定除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親屬有拒絕作證的權利。如果此條得以通過，長期以來在我國大力提倡的“大義滅親”司法政策將被顛覆。
“大義滅親”中的“大義”兩字，其實就已經界定了這在傳統上是一個褒義詞。1979年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制定時，沿用了“大義滅親”式的法治理念。刑訴法48條更是規定了公民有絕對作證的義務，作為犯罪嫌疑人的家屬沒有沉默權，這就意味著，如果不檢舉、揭發、作證親人犯罪，那麼自己也可能將身陷囹圄。
2003年，河南農村少年張鴻雁為了籌集哥哥上大學的費用而偷竊了舍友4萬元。在警方的動員下，張鴻雁的哥哥將張騙到其住處，致使張被抓獲。事後，哥哥的“大義滅親”行為遭到輿論強烈質疑。因為我們的感情，似乎更接受“親親相隱”這樣一種傳統規範。
事實上，雖然自古以來中國社會不乏“大義滅親”的故事，但為社會和國家法令所遵循的主導性原則還是“親親相隱”。而在現代司法體系中，很多國家法律也都有容隱制度，親屬享有拒絕作證的權利。
“大義滅親”的法律規定，使得犯罪嫌疑人的親屬陷入“兩難悖論”：如果出庭作證，親屬間的背叛極可能導致嫌犯心靈絕望；不予揭發，則可能導致全家受刑罰制裁的慘痛後果。顯然，大義滅親理念下的強迫揭發，加劇了法律和情理的衝突，背離人之常情和常理，容易導致削弱損壞家庭成員之間的親情、倫理關係，也有損害傳統道義規範的嫌疑。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指出：“不應該為保存風紀，反而破壞人性；須知人性卻是風紀之源泉。”法律是道德的底線，應該充分尊重社會倫理綱常，不能為了某種底線價值去一刀切地否定後者。大義滅親生硬割裂了維繫社會的血緣親情，無視國民間基於人性而生的倫理關係，其惡果遠甚于犯罪本身。倘若親人之間缺乏起碼的信賴和情感，而充滿猜忌和提防，對於維繫社會的穩定和人際和睦，必將是一種毀滅性的災難。須知，從來沒有哪個社會因為犯罪而崩潰，但是道德淪喪的社會卻可能走向終結。
當下的中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期的關鍵時刻，能否成為一個擁有正常社會倫理，又能具備有效司法權威的法治社會，“容隱權”又一次充當了風向標的功能。近些年，學界主張部分恢復親親相隱制度的呼聲漸高，如今終於進入立法部門的視野。賦予一般案件中父母、子女和配偶等近親屬拒絕作證的權利，是司法對人性價值的理性回歸，彰顯法律與情理的水乳交融，值得肯定與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