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新聞發言人孫軍工透露，目前，最高法正在研究制定審理職務犯罪案件適用緩刑和免刑的司法解釋，規範職務犯罪緩免刑判決。孫軍工表示，法院對於依法應當判處死刑的職務犯罪，將堅決判處死刑，絕不手軟。（《新京報》7月20日）
職務犯罪案件適用緩免刑比例偏高，一直是個問題。最高檢組織開展的專項檢查發現，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國被判決有罪的職務犯罪被告人中，判處免刑和緩刑的共佔69.7％，高達近七成。為防止官員輕判，2009年3月19日，最高法和最高檢聯合發佈《關於辦理職務犯罪案件認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節若干問題的意見》，以防止濫用“自首”、“立功”等放縱貪官。2010年11月18日，最高檢印發《關於加強對職務犯罪案件第一審判決法律監督的若干規定（試行）》，要求對職務犯罪案件一審實行上下兩級檢察院同步審查，以確保職務犯罪分子量刑適當、罰當其罪。
貪官被輕判的危害比貪瀆的影響更壞，法律懲罰的目的是為了治病救人、以儆效尤，輕判的結果則是對犯罪的縱容，其負面示範效應會讓更多的官員心存僥倖。一個嚴酷的事實是，貪官涉及的數額越來越高，直奔億元時代，以至於百姓戲謔，貪污百萬都算“清官”了。職務犯罪腐敗金額的不斷走高，固然與經濟發展帶來的高利益項目的“高回報”有關，行賄受賄的起點與門檻“水漲船高”了，這一點也毋庸諱言，就是過多的緩免刑削弱了法律高壓線的威懾作用。
貪官尋求開脫的門道，主要是“偽自首”與“假立功”。比如，有的從執法人員手中購買一些犯罪分子的資料用來舉報揭發；有的嫌疑人親屬找到了犯罪線索，買通看守所的監管者，把資訊傳遞給嫌疑人用於“立功”。因為官員的社會關係多，獲取資訊的渠道也多，“立功”也相對較容易。而目前對貪官輕判的防止，多是從法律監督層面著手，無論是檢察機關的兩級審查工作機制，還是最高法擬推出的減免刑需經審判委員會討論制度，均是從程式上針對是否適用緩免刑來“就事論事”，並不能從源頭上杜絕職務犯罪分子通過便利手段造假“立功”。
近年來，還有一種現象不能不令人警惕，就是一些法院審判人員本身受“廢除死刑”思潮的影響，對“少殺、慎殺”的原則認識模糊不清，標準不一，對職務犯罪的量刑手軟，甚至對社會影響惡劣的刑事案件作出的判決都充滿爭議，這也是需要面對的問題。防止貪官輕判，除了對個案中的“自首”、“立功”嚴加甄別外，根本的一條，是要豎起同案同判的法律尺規，涉案金額與犯罪手段相似的，若沒有特別的情節，應適用同一標準，不能此人從輕了，彼人沒從輕，傳遞出混亂的信號，損害司法公信。同時，對獲輕判的“自首”、“立功”等理由，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不妨公示公開，以取信於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