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祭祀儀式上，猶太大祭司雙手按住替罪羊的頭宣稱，猶太人過去一年所犯的罪都轉移到它的頭上了。然後它被放逐曠野，這意味著它帶走了猶太人的一切罪過。把群體的罪過轉移到一隻羊的身上，這是古猶太人的邏輯所在。
在中國歷史上，充當“替罪羊”的有活人也有死人，比如，荊州丟失了，主要責任人諸葛亮並沒有受到處罰，因為他成功地找到了替罪羊——關羽。還有楊貴妃是唐玄宗的替罪羊，秦檜是趙構的替罪羊，李鴻章是慈禧太后的替罪羊。把許多人的過錯轉嫁到一個人的身上，這是古代和近代社會常見的現象，於是替罪羊成了一個流行語。
現在倡導建設責任政治和責任政府，擔責成為政治倫理的基本要義，然而“羊”很容易替人受過的多舛命運並未根本轉好。一場關於替罪羊的現實版本正在雲南上演。中國新聞社5月16日報道説，央視焦點訪談披露雲南石林縣違規建設高爾夫球場問題後，該縣當晚召開緊急會議，責成主管部門按程式對石林旅遊服務區管委會副主任高雲華、縣發展和改革局計劃投資科科長段明宗作出停職決定，待調查結果出來後再作相應處理。
儘管高爾夫球場的開發商對著央視記者鏡頭，表明項目是經當地政府同意後才開建的，但石林縣迫不及待拿兩個單位的相關人員“開刀”，無非想傳遞一個資訊：這個項目石林旅遊服務區管委會不該違規建，縣發展和改革局不該違規批，現在出事了，你們得擔責。我揣測石林方面很快會出調查結果，包括上述兩位公職人員在內的一幹官員，不管輕重屁股上都挨會那麼幾板子。行政問責嘛，誰出事，誰負責，有處理決定為證。縣裏只要一紙文書，就可將責任推脫得乾乾淨淨。
企望如此“斷尾求生”，石林官方這只“壁虎”一點也不高明，笨拙得近乎耍無賴。佔地一萬餘畝，設有三個18洞國際標準球場，規模如此巨大的項目，豈是科級、股級官員能決定的？投資8.5億元的項目從決策到實施絕非三五天可完成，其間必有一個轟轟烈烈的過程。若是下面自作主張，但以租代徵搞得民怨沸騰，竟無人出面干預和制止，上級官員是耳不聰、目不明，還是裝聾作啞？我們無從考證該項目有沒有被上級當作招商引資的“典範”加以炫耀和推廣，但縣和市對這一頂風開工的項目，最起碼是默許的。仔細查查，上級官員有沒有參加該項目的奠基儀式，有沒有主持召開過該項目的協調會推進會，還真不好説。
上級做錯了事，推出幾個下屬當替罪羊，然後上級就逍遙于法紀之外，這在官場具有悠久的“傳統”，至今是一種積習難改的痼疾。問責是上級問下級的責，其存在的基礎是：我官比你大，有事你先給我兜著。許多時候一遇到公共事件，下級就成為上級自我免責的盾牌、斷尾求生的犧牲品。安徽阜陽奶粉事件中，就曝出兩名下級官員替縣領導頂罪的醜聞。某地“量身定做”招聘醜聞曝光後，有人主動當“壁虎尾巴”，掩護相關領導。更有甚者，為了提前擺脫責任，面對硬性要求，廣西某煤礦竟突擊提拔了七名礦長助理下井帶班。對領導的“替罪羊”而言，往往也有著相應的“對價”，被問責往往成為暗地裏被認可的立功。所謂“丟卒保帥”乃至“以卒為帥”，背後無非是精巧的利益考量。
現階段對於重大公共事件，有關方面會在第一時間出面追究責任，啟動問責制，輕則撤職，重則收監，實行秋後算帳。行政問責制對政府官員增強責任意識、提升執政水準、提高行政效率大有裨益。如今行政問責制很多時候演變成了副職負責制、下屬負責制。把替罪羊推出來頂罪，為自身失職失察甚至瀆職而形成的公眾積怨尋找遁詞，以此來堵住輿論的悠悠之口，這已成當下應對和處理公共事件的慣見模式。本是督促基層權力部門慎用公權、善待民眾的好制度，卻淪為官員逃避監管、開脫責任的手段，這顯然是行政問責制的異化。
石林方面此番急匆匆拉出兩個替罪羊示眾，在問責上擺出主動姿態，不過是避避風頭，對社會表個態度和決心，藉以轉移公眾視線，也可以對上級有個交代。以我的判斷，違規建設高爾夫球場問題鬧到這個地步，國土資源部和雲南省會有所動靜。但更高層次的行政問責能否問到“領頭羊”身上，怎麼個問法，不妨持謹慎的樂觀。記得國土資源部和監察部早些年問責的第一個違規高爾夫球場案在山東齊河，縣委書記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在我的印象中，這大抵是類似案件中處分級別最高、最重的。齊河之後，被問責對象的行政級別逐年遞減，替罪羊身份越來越無足輕重。這或許就是高爾夫球場愈演愈烈的根源所在。
仔細想來，充斥著權力傲慢的石林高爾夫球場，何嘗不是行政問責“壁虎思維”的結果呢？將問責演繹成欺哄公眾的政治秀，偏離約束、限制、規範政府權力和官員行為的初衷，只會加速長官意志膨脹，催生更多相互幫襯，相互依靠，不惜以哄弄百姓，損傷民意為代價來維護同僚利益的共同體，加劇政府執行力和公信力的透支。對於行政問責制，公眾愛之愈切，苛之愈刻。解剖石林違規高爾夫球場替罪羊這個行政問責異化的活標本，或許有利於行政問責制度內涵的矯正。（肖亞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