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年，有關逃離“北上廣”(北京、上海、廣州)的話題受到社會關注。近期，逃回“北上廣”的話題引發了新一輪熱議。“逃離”又“逃回”，其背後深層次的原因是“無法適應中小城市拼關係”。（《人民日報》10月27日）
人生處處是“圍城”。以為在小地方生存壓力會更小、過得會更舒服，這本身就是一種心理上的自我暗示和精神上的自我按摩。一旦真的付諸行動，當現實真的很骨感而理想又太豐滿，“逃回北上廣”就成為一個順理成章的結果。同樣的道理，那些厭倦了小城市的沉悶生活而嚮往大城市發展的人們，如果在“北上廣”找不到理想的人生定位，選擇逃回小城市也是一種必然。
於是，就存在這樣的現象：一邊有人不斷從小城市流向大城市，而一邊有人不斷從大城市逃向小城市，而這些“流向”或者“逃離”的人群，又會出現繼續平行逆向的結果，有人逃離大城市，亦有人逃回“北上廣”。
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壓力，小城市有小城市的苦惱，這本來就是現實存在的結果；至於是在大城市拼搏還是在小城市創業，還要看個人具體情況、是不是適應，所謂“蘿蔔青菜各有所愛”。無論是從大城市到小城市，還是從小城市到大城市，無非是正常的流動，隨著社會發展，這種流動應該越來越頻繁才是，沒有什麼可值得大驚小怪的，為什麼要稱之為“逃”呢？從這個意義上説，“逃離北上廣”或者“逃回北上廣”終歸是寄予著精神勝利法色彩的命題，隱喻著對生活壓力的無力感和對美好生活的期待感。
社會發展本身就是一個人口不斷流動的過程，“逃回（離）北上廣”漸成一種社會關注的現象，説明瞭這種流動正在展開。但原本平淡無奇的正常流動，卻被人為地蒙上了一層精神勝利法的情緒外紗，表面上是現實困境和生存狀態的潛在表達，深層次的因素卻是因為流動不暢導致的社會結構僵化。
美國人流動頻繁，據説一生平均要搬八次家，從一個城市到另外一個城市幾乎是家常便飯。但對於大多數國人來説，終其一生卻只會在一個城市生活生存。我們的人口流動往往走了兩個極端：一個是少數精英，一個是底層大眾如農民工。前者無需贅言，後者則為流動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在“北上廣”與中小城市之間、在社會下層與上層之間，沒有形成一條流水不腐的有序流動鏈條，社會保障、教育等諸多領域裏的政策性藩籬，成為橫亙在流動道路上的巨大障礙。正因為流動不容易和形單影隻，所以每一次流動都像是“奔逃”——“逃回北上廣”或“逃離北上廣”的精神勝利法才成為紓解時代困惑的話題道具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