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別人冷血 我們也應自省
廣佛千萬民眾牽腸挂肚的小悅悅還在ICU中與死神搏鬥。面對這一悲劇，我發現，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評價，似乎都是錯的。
當然，高舉道德大旗，痛斥社會冷漠，看起來最正義。但是，這件事真的如此簡單？
剛才我説“廣佛千萬民眾牽腸挂肚”，應該沒人有什麼異議。確實，無論是誰，看著報紙電視上的關於小悅悅的報道，都會義憤填膺。然而，那18位“冷血看客”也是“廣佛千萬民眾”的組成部分，他們若看到別的類似事件，大概也會跟著“痛斥”幾句吧，但為什麼事到臨頭，就把頭縮回去了呢？
這就是我們的道德困境。面對此情此景，有媒體喊出了“他們令 蒙羞”的口號，初聽起來，確實很解氣。但另有智者在微博上發問：誰是他們？
對啊，他們是誰？把社會上的人分成“我們”和“他們”，“他們”是壞人，“我們”是好人，似乎這樣“我們”在面對慘劇的時候心裏就會舒服一點。可是，19個路人中有18個冷血，我們怎麼能保證自己不成為1／18，要知道，在小悅悅的故事裏，成為“好人”的概率，比得上B型肝炎還要小。
站在“我們”的立場上，批判“他們”，其實是人類在面對危機之時一種鴕鳥式的本能反應。但只有批判、沒有自我批評，終究會落入“手電筒思維”的陷阱——只照別人不照自己。
另一位微博上的朋友説得更好：“將自己之外的人群分為兩類，一類與己相關，一類與己無關。對自己相關者懷有愛與溫暖，但對與己無關者卻是漠然，仿佛他們並不存在。我就是這樣生活著的。根本上來説，我就是那18個路人之一！”
這樣的自省，是不是比高高在上地痛斥“他們”，更有價值？（高延晶）
引入“照顧義務” 促成“守望相助”
和靜鈞（西南政法大學副教授）
佛山兩歲“小悅悅”的遭遇，已經成為一個無比沉重的符號，法律不能再默然。
首先是必要性。當前社會具備轉型期社會的普遍缺點：信任缺乏與物質主義。這主要源於“熟人社會”快速步入“陌生人社會”，工業化和城市化帶給人們空前的物質利益渴求。“陌生人社會”容易走向“冷漠社會”，而過度的物質主義，可能導致禮崩樂壞，人們往往不以平等生命體互視，而是以爾虞我詐的利害關係互相定位。“陌生人社會”和“物質主義”本屬過渡型社會形態，但它一旦缺少引導，就有可能令社會良俗陷於泥淖。
其次，當現有的道德調整力量，已經不足以引導社會風氣從善，甚至縱容“反社會”、“反人性”的惡行時，法律就必須介入，幫殘存的道德力量一把。社會化立法過程一再證明這一規律。法律是上升為法律條文的道德規範。法律與道德之間固有的關聯，決定在道德淪陷時法律可以大顯身手。“小悅悅”事件已經衝破了人類所能擁有的道德和社會底線，唯有法律介入，方可借助法律的引導、教育、懲戒、褒貶等功能，弘揚“見義勇為”美德。
第三，“熟人社會”是個“無侵權”社會，而“陌生人社會”是“侵權型社會”，社會契約把人人視為簽訂了一份“照顧他人”的合同，違反此義務就得承擔侵權責任。法律的任務是一方面把“照顧義務”視為侵權法中最基本的行為規範，一方面厘定“合理人”水準，也確定免責與擔責範圍。例如，在“小悅悅”事件中，佔道商鋪是否沒有對行人盡到“照顧義務”，從而侵害了行人在人行道上安全通行的權利？“小悅悅”走上車行道，市政管理機構是否沒有盡到“照顧義務”，在可預知的風險面前沒有在人行道上設置護欄？行車的司機是否沒有盡到“照顧義務”，在低速區和人流密集區，疏忽大意，造成損害行人的事故？而行人是否對“小悅悅”有“照顧義務”，在小孩明顯處於危險之時，在可以不妨害自己安全之時，或報警、或緊急救助生命、或在現場做好保護工作？
西方國家從商業社會形態出現時，就引入“照顧義務法”，視照顧義務為法定義務，以應對新的社會道德挑戰。“照顧”也見於中國道德價值，“鄰里守望”就是中國“熟人社會”的核心美德。中國正逐步擺脫小農經濟，邁向市場經濟化的“商業社會”。從這些視角上看，我們理應推出“照顧義務法”，以建立網格化互助互守望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