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安樂死”在荷蘭、日本、瑞士等國家已經合法化，但在我國，“安樂死”是違法的，我們依然尊崇生命權至上原則。因此，鄧某幫助母親“安樂死”已經觸犯了法律，受到法律制裁在所難免。
但是，即使鄧某涉嫌故意殺人罪成立，在量刑定罪上，也應根據實施犯罪的具體情況酌情判決。以身試法理所當然獲罪，這體現了法律的神聖與威嚴，而酌情判決體現法律“寬嚴相濟、罰當其罪”的原則以及人性化一面。
鄧某細心服侍患病母親十多年，遠遠超出一般意義上的孝順，其至誠至孝鄉鄰有目共睹。可以想見，這樣一位大孝子，面對母親十多年遭受疾病折磨卻又無法解脫的無奈，其內心也在經受怎樣的煎熬？“在母親的不斷請求下購買、喂服母親農藥以幫助母親自殺、脫離疾病的折磨”時，作為兒子的鄧某，其身心無疑承受了法律、倫理、道德、世俗等多重拷問。
鄧某“以身試法”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幫助母親擺脫疾病長久折磨的痛苦。
鄧某助母親“安樂死”，與悲情母溺死腦癱雙胞胎何其相似，相對於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故意殺人行為,鄧某與悲情母親韓群鳳一樣——主觀惡性相對較輕,社會危害相對較小，而且都是為了幫助骨肉親人擺脫活著的痛苦。法律判決均應認定為故意殺人罪犯罪情節較輕的情形,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內量刑——既然韓群鳳已經獲輕判，鄧某也理應得到相同量刑判決，況且鄧某還不是主動犯罪，而是在患病母親反覆請求下被動實施。
筆者相信，只要“安樂死”不入法，像這樣讓人們在法律與人情之間無盡糾結的案件，還會繼續出現。與其不斷讓民眾不斷糾結，不如儘快將“安樂死”入法問題儘快列入議事日程——因擔心有人“被安樂死”而忽略相當一部分人的合情合理選擇，是典型的因噎廢食或者説顧此失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