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長沙男子劉華因發帖反映拆遷情況，被警方以誹謗任志強為由行政拘留10天，而任志強稱沒有舉報過。2010年底，劉華起訴當地公安局，法院判公安局拘留其10天違法。2011年7月8日，公安局上訴改稱劉華誹謗領導“惡意攻擊當地拆遷政策，醜化政府形象”，網友質疑警方報復。（7月10日《羊城晚報》）
縱觀這起案件，當地警方的上訴全無道理，起訴的主體理應是任志強本人或者兩位“被誹謗”的領導，屬於民事糾紛，警方本不應該主動介入。作為執法者，大概不會不懂得“法無授權皆不可為”的原則。因此，任志強聲明“不告”，而兩位領導也並未向法院起訴，從法理上而言，警方沒有任何理由拘留劉華。而警方主動執意上訴，恐怕只能解釋為警方此時的身份不再是執法者，而是當地政府的維穩機器，而所謂“誹謗罪”不過是出格的維穩手段罷了。
劉華的帖文，不但是一份訴求的表達，更是一份民意監督，一份對當地政府行政失當的舉報信。容納民眾表達不同意見，表達合理的訴求甚至允許民眾進行公共監督，這是主政者應有的雅量和氣度，但是從這一事件來看，權力的睚眥必報讓人寒心。天心區公安分局上訴認為，劉華“惡意攻擊當地拆遷政策，醜化政府形象，企圖將自己的個人拆遷訴求問題社會化，製造輿論和影響”。這樣的理由顯然難以服眾，更近似于“莫須有”：當地的拆遷政策已經侵犯了公民的權利，公民為何不能申辯？民眾批評監督權力是天然的正義，公民批評違法違規行為，怎能稱之為“醜化政府形象”？更荒誕的是，什麼叫“個人拆遷訴求問題社會化，製造輿論和影響”，權力和權利的碰撞本來就是現實的社會公共命題，受到傷害憑什麼不能出來告解，試想：如果劉華和當地政府部門能夠溝通順暢，訴求能夠得到滿足，何至於網上發帖求助？一份起訴書，滿紙荒唐言。天心區公安分局“維穩”心切，顯然忽視了法律和權力的倫理，成為當地政府的“維穩”機器。劉華的帖文，本是權力和權利溝通對話的一次機會，也是權力行政失當糾偏的一次機會，但無奈當地政府和警方錯將這份民意當成了敵意，非得罔顧法紀不依不饒致表達訴求的公民于絕境。《人民日報》曾刊文指出地方政府“把輿情當敵情”行政思維的錯誤，但是從天心區警方的做法來看，非但沒有糾偏，反倒變本加厲打壓輿論、陷害民意。自媒體時代已經逐步成型，每個人都是意見的表達者和資訊的傳播者，如果權力不能以應有的雅量去接納，而是祭出誹謗罪名打壓批評監督者，陷害訴求表達者，這勢必加劇斷裂和對立。而這樣的權力，恐怕才是社會穩定的不和諧因素，才是最可怕的誹謗者。
誹謗案向來的原則是“不告不理”，這起“網友誹謗任志強案”發酵至今，當地警方的“熱心”變成固執甚至涉嫌報復，這不免讓公眾寒心甚至恐懼。如果網眾監督舉報的網路輿情在警方眼中都成了誹謗，或許我們每個人都難逃劉華的命運。如今的網路，已經成為匯聚個體訴求和集體意願表達的窗口，如果警方熱衷於拿誹謗罪來“維穩”甚至泄私憤，把洶湧民意當成敵意，那麼對於正在努力促建的民主政治環境而言，無疑是場毀滅性的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