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往年不同，北京各高校正在全面實施一種叫做“機審”的論文檢測，也就是用一個專門審查論文是否存心抄襲的“論文測謊儀”軟體來檢測學生論文。其原理是通過數據庫對比，判定一篇論文是否有抄襲行為。幾年前，該檢測系統還只是有限地用來對隨機抽取的論文進行檢測，今年則普遍用於所有學生。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據媒體曝料：為了對付這個所謂的“機審”，商家專門推出了“反檢測”服務，並開發了專門的反檢測軟體，其數據庫更加全面，操作更加簡易，短短10分鐘，便能夠檢測出一篇論文中和數據庫雷同的部分，用紅字標出，並且給出修改建議。此外，商家還為付費者提供修改論文的注意事項和修改辦法。該服務價格便宜，學生只需花費一兩百元，就能順利過關。
説實在的，論文測謊儀的出臺本身就很滑稽，學術誠信本應建立在對學術的敬畏之上，建立在一個社會的誠信文化之上，當然也離不開嚴格的學術監察機制。但如今到了需要對每篇論文都用測謊儀去測試的地步，這等於把所有的學生都視作抄襲嫌疑犯，作為一個大學教師，我感到很可悲，也很心痛。
問題到底出在哪？
我相信任何一個大學生、研究生都不可能沒有基本的分辨是非的能力，他們不可能不知道抄襲是不應該的甚至是可恥的，但他們仍然選擇了抄襲。這是這個時代的最大悲劇：一些人在具備辨別能力的情況下仍然選擇作惡和犯錯，明知其錯而犯之，明知其惡而行之，明知其非而為之。這種犬儒主義和投機活動的大面積氾濫，是對全社會道德精神的巨大腐蝕。
我不相信性惡論。問題是我們這個社會為什麼存在著鼓勵抄襲的土壤，鼓勵作惡的環境。不是嗎？一個人如果遵紀守法，會發現自己總是吃虧，總是被嘲笑被冷落；相反，做不道德的事則風險很低。不僅學術論文的寫作是這樣，其他領域也無不如此。本人乘計程車的一個體會就是：誰違規誰走得快，誰不違規誰就得沒完沒了地等著，被一輛接一輛的車子“加塞兒”。今天中國社會最可怕的是有一種氛圍容忍人們不去遵紀守法。
隨之而來的一個怪現象是：一些人比著看有沒有比自己更壞的。比如，網上很多匿名帖子為學生論文抄襲辯護，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理由就是：為什麼只拿學生説事？為人師表的老師還抄襲呢，學生怎麼就不能抄襲？再説了，我們這個社會各行各業不都有人造假嗎？為什麼只是苛求學術界？ 如此這般，一些人還會産生冤屈和倒楣心理：與我一樣壞或比我更壞的人不都逍遙法外、春風得意嗎？如果大家都這樣比下去，我們社會的道德風氣只會越來越壞。
那麼，如何改變我們社會誠信缺失的現象？我以為，社會誠信的建立首先要有制度環境的保障，而政府各級部門的誠信與否直接影響社會風氣，社會風氣又直接影響普通百姓及大學生對誠信的態度。
誠信的基本含義是遵守契約，現代社會的契約既包括社會內部各公民之間的契約，也包括公民和政府之間的契約。依據現代主權在民、人民主權的基本理念，人民把權力交托給政府並承諾做一個守法的公民是有條件的，這就是政府和國家其他權力機構必須履行對於人民的承諾。如果政府各級部門帶頭不遵守承諾，那就必然失去公民對於政府以及國家權力機構的信任，此後又會進一步導致公民自己也不遵守公民義務的承諾。如果出現政府官員貪污腐敗、失信於民的現象（類似于前幾年上海的社保基金事件），而老百姓對此又無可奈何，那麼，就會出現公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現象。
我們不能假定每個人都能夠本著良知堅守誠信，破壞誠信的人總是存在的。問題在於如何建設一種有效保證誠信的制度環境，讓破壞承諾者不僅得不到好處，還要付出極大代價。學術造假大量存在的原因之一，是懲罰力度不足，抄襲者被發現後缺乏嚴厲的懲罰措施，即使媒體報道了也不過躲避幾天，等過了風頭依舊能東山再起。
毋庸諱言，今天社會上流行著一種“爭相比壞”的現象，它引發了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性迴圈，導致全社會的互不信任……
溫家寶總理最近指出：“我們要把依法治國和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司法體制改革，完善法律法規，使有道德的企業和個人受到法律的保護和社會的尊重，使違法亂紀、道德敗壞者受到法律的制裁和社會的唾棄。”溫總理把道德建設、誠信建設和法制建設、體制改革聯繫起來是非常有見地的。因為政府以及國家其他權力機構——比如警察機關、法律機構的誠信和守約的意義遠遠超出普通百姓。竊以為法律的制裁比社會的唾棄更為根本。社會的唾棄是一種軟性的道德譴責，不具備硬性的法律效應。很多受到社會唾棄的人實際上並沒有受到法律的制裁。結果，不僅法律對人的行為的威懾力和引導力被削弱，而且社會的譴責也變得越來越無力，最後人們乾脆不再譴責而去效倣。
好的制度能使壞人變好，壞的制度能使好人變壞——在這個意義上，論文測謊儀引發的連鎖反應，由深層次的體制因素産生的“爭相比壞”的惡性迴圈，更值得我們警惕。（陶東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