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統計局發佈的一季度的主要統計數據中，CPI的變化格外引人關注。3月當月為105.4%，一季度也達到105%，使一段時期以來，社會上關於“破5”的預期成為現實。值得關注的是，今年以來，國家統計局在發佈月度CPI數據時，都列出了按新舊權重計算的不同數值。無論高低，差別其實很小。這顯然是為了回應對調整權重降低或提高了數值的指責。因為隨著消費結構的變化，適時、適度、穩健地調整權重和代表規格品，本是為了更好地反映變化著的實際，而不應是單純使數值變高或變低。所以，無論是專家學者，還是政府職能部門，或是新聞媒體，都應該把關注和研究的重心放到CPI“破5”的原因、影響和應對措施上來。
以專家學者的眼光看，此輪物價上漲的原因或有輸入性因素，或有結構性因素，其實兩者兼而有之。而如果從CPI的八個大類來看，漲幅明顯並帶動CPI整體上漲的主要因素有兩個，一個是居住類，當月上漲了6.6%，累計上漲了6.5%；另一個是食品類，當月上漲了11.7%，累計上漲了11%。由於去年價格走勢由低到高，對今年形成了較高的翹尾因素，在3月份上漲的5.4個百分點中，翹尾因素就佔了3.2個百分點，加上一定程度的新漲因素，導致CPI月度漲幅達到了32個月以來的新高。考慮翹尾高這一實際情況，加之工業生産者出廠和購進價格等先行指標3月份環比都有明顯上漲，確實對二季度形成了相對更大的漲價壓力。
筆者認為，在這種背景下，要控制物價過快上漲並實現全年4%的調控目標，作為政府部門，在可以有所作為的領域，必須採取三管齊下的措施。
一是嚴控政策性調價項目。諸如水、電、氣、熱、油等諸多資源性項目，價格一直由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掌控。特別是如水、電、氣、熱、停車費等項目，近些年，一方面在不斷輪番上漲，另一方面政府主管部門仍感覺沒有調整到位。如果地方政府一方面講調控物價，一方面又不能在自己可以主導的領域採取給力措施，又怎麼能指望自發性漲價符合自己的預期呢？所以，政府必須要審慎、認真地評估各主管部門的調價方案，能不調的不調，能晚調的晚調。而對於經營城市公用事業的壟斷性企業，一方面其自身要努力降低成本，改善和提高管理水準，化解漲價壓力；另一方面，對確實因非自身原因帶來的虧損，要繼續通過政府財政給予適度的補貼。
二是控制房屋租金的過快上漲。儘管大多數城市在房價調控目標上給自己預留了很大的空間，但因為諸多城市都對購房和房貸採取了限制性的措施，從而一定程度抑制了購房需求，導致對租房市場的預期看漲。作為地方政府，不能一方面管房價，一方面不管租房價格。對房屋租賃市場，對租房的買方、賣方，也要有組織、有規則、有管理、有指導。同時，還要努力推出更多公租房、廉租房，以平抑租房市場的價格。
三是做好農産品流通的服務工作。平心而論，雖然一段時間以來，糧食及同類産品價格不斷上漲，但放眼一個比較長的時間，如改革開放30多年來，糧食價格的漲幅是低於物價平均漲幅和工資平均提高幅度的。所以，糧食等食品價格的穩定，是確保社會和諧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在當前，政府可以做的事情，一方面是食品類産品特別是糧、油、菜、蛋、奶等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保障和供應，減少中間環節成本，最大程度平抑各種加價因素；另一方面，是繼續對種糧、種菜、養豬的農民加大補貼力度，保護其從事第一産業的積極性。
有人認為，價格變化是市場規律的作用。其實，政府要調控的，恰恰是確保市場規律發揮正面的作用，使商品的價格與價值相符。兩年多前房市不景氣時，一些地方政府對降價的開發商出手打擊；本月初北京市停車收費提價，有關部門對停車場打折施以重罰。既然可以如此，面對房市、租房和部分商品離譜兒的暴利，當然也不應無能為力，而要有所作為。
作為“十二五”第一年，由於明確了城鄉居民收入與經濟同步增長的目標，價格的高位運作，使“同步增長”的難度明顯加大。居民、企業、政府，三者收入增長的速度此消彼長，不可能都等於和高於GDP增速。所以，香港特區政府向港人派發6000港元紅包的做法，倒是值得財政收入狀況較好的地方借鑒。與其將鉅額資金用於“重復建設”，不如“藏富於民”，通過再分配，直接增加居民收入及對農民和公用事業給予補貼。（潘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