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再次發文部署黨政機關進一步落實厲行節約的要求。去年2月,中央曾下發類似通知,提出了八項要求。時年5月,中央紀委、監察部、財政部又發出通知,要求黨政機關經費縮減要量化。在不到一年半時間里,中央對此三次下發文件,顯示了堅決制止奢侈浪費的決心。
翻開我們黨的歷史畫卷,關于“厲行節約”的例證比比皆是。淮海大戰中,國民黨大將黃維被俘後親眼目睹了劉伯承、鄧小平、陳毅這些布衣將軍後,幡然醒悟:“在下不光敗在戰場上,更敗在作風和精神上。”然而,星移鬥轉,在經濟向好的時代,節約反倒成了奢侈品。中央下發厲行節約文件頻率之快,恰恰印證了黨政機關奢侈浪費勢頭之迅猛。就“三公”消費之一的公款出國而言,“邀請函是買來的、護照是因私的、項目是編造的、花錢是攤派的、審批是違規的、時間是超期的”成為公開的秘密。各地紛紛開展的公車制度改革,盡管探索精神可嘉,但收效甚微。南京周久耕因一包“九五至尊”而東窗事發,鋃鐺入獄。近日山東濟南又再曝一張12個人一頓總共吃掉14810元的“天價賬單”,在賬單的賓客名稱處,赫然印著“糧食局”三個大字。
一個淺顯的道理是,行政開支佔政府支出比例過高,將不可避免擠壓用于民生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務支出。山西平遙,一個具有2700多年歷史的古城,自從成功申報世界遺產之後,政府最多一年有10萬人次的公務接待讓其不堪重負,僅門票一項就少收入1200多萬元。去年,這個縣財政收入是7.3億元,可支配的還剩下2.9億元,再剔除不可想象的公務接待費用,可以用在老百姓頭上的錢屈指可數,情急之下有單位甚至擠佔、挪用扶貧款。一邊是政府“打腫臉充胖子”,另一邊卻是百姓不能獲得基本生存所需。歷覽前賢家與國,成由勤儉敗由奢。如果各級黨政機關以及領導幹部不能深刻認識到這點,政通人和幾乎無從談起。
事實上,在中央提出厲行節約要求後,後續配套措施也有及時跟進。比如,在嚴格控制因公出國方面,6月9日,中央紀委印發了《用公款出國(境)旅遊及相關違紀行為適用〈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若幹問題的解釋》,對用公款出國(境)旅遊及相關違紀行為作了規定。這必然能起到一定的震懾作用。但厲行節約更關鍵的因素在于,一切財政資金全部納入預算范圍,透明可控。但在實踐中,總有一部分財政資金遊離在政府預算之外。在很多地方,以土地收入為主要來源的預算外收入甚至超過了預算收入,形成了地方主要依賴預算外收入的怪異格局。預算外收入不透明,自然也就不可能奢望所有支出都能和盤托出。幾乎可以肯定,自預算外資金誕生之日起,其內在基因就決定了這麼一筆完全由政府自由支配的錢來得不清不楚,花得不明不白。就公共財政預算的改革而言,今年可謂名副其實的“預算年”,繼全國“兩會”要求公開部門預算之後,關于取消“預算外資金”的實質性舉措被討論中的《預算法》(修訂稿)納入。這似乎讓人可以預期,預算外資金,這個在中國公共財政史上存續50多年的制度或許將在某個時候走入墳墓。然而,如同公開政府預算這一天然正義的命題至今仍步履蹣跚一樣,預算外資金要真正納入統一化的預算管理,必將遭受超乎想象的阻力。
我們應該打造一個真正有限的政府,一個預算統一公開的政府。徵程可能艱難,但唯望這天不會來得太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