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月亮比中國的圓”，過去常常被當做“洋奴哲學”加以批判。儘管如此，一些從國外留學回國的朋友仍然堅持認為，西方發達國家人更愛笑，而中國人不茍言笑，大都是“苦瓜臉”。我沒在國外久呆過，對於“笑容比較學”沒有發言權，僅從個人體驗看，笑確實成了稀缺表情。
國人“苦瓜臉”居多，説明幸福感乏善可稱。影響幸福感的因素無非包括衣食住行醫教等，在我看來，健康乃至生命直麵食品品質的威脅，當屬國民幸福感的“頭號殺手”。這容易被譏為把幸福感“籮筐化”，但三天兩頭曝出的食品安全事件讓人食難下咽，民眾集體拉著一張“苦瓜臉”，是情理之中的事。
事物往往在不經意間表現出某種微妙的對應關係，與民眾“苦瓜臉”相對應的是某些食品安全監管者的“甜瓜臉”。新華社4月18日報道稱，一些地方食品安全監管部門的辦公經費和人員工資，依靠上級返還的收費罰款來解決。有食品安全執法人員在網路上自爆家醜：“工資來源於企業的違法所得”，“只要給了錢，立馬變成甜瓜臉”。
這位食品審查員舉例説，執法中即使發現造假也不能“罰死”，否則下年找誰收錢？本來罰10萬元的現在罰1萬，企業交了“保護費”，焉有不放之理？浙江一名基層監管部門負責人稱，他們有的年份幾個月可以不幹活，因為“前期努力”，已經提前完成了全年的“創收”任務。
這讓人讀出一身冷汗。有毒食品老是糾纏著國人不放，以至於“食為天”的民眾整天提心吊膽，食品安全環境變得如此不堪，個中原因除了食品制售者利欲熏心，原來還有執法部門如此的變相縱容。想想也對，“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染色饅頭”等食品安全事件，有哪一起是監管部門發現的呢？
公眾臉色對食品安全問題，不乏數據化呈現。權威機構的調查顯示，有近七成人對食品安全狀況“沒有安全感”，其中超過半數的受訪者心理狀態是“比較不安”，另有15.6%的人表示“特別沒有安全感”。對於為什麼感覺不安全，受訪者投票選出的主因包括，有51.5%的人認為對違法行為懲罰不力，有48.6%的人認為政府監管不到位。
這是一組足以令執法監管部門臉紅的數據。從因果關係上推究，是執法監管部門的“甜瓜臉”，催生和造就了民眾的“苦瓜臉”。 嚴密的法律在監管者與被監管者的“貓鼠合謀”下被架空，成了擺設。監管者樂於“睜眼瞎”，做豆腐可添加吊白塊，做醬油可放進毛髮水，造大米可涂上礦物油，養甲魚可喂性激素，養豬可喂瘦肉精，做饅頭可加染色劑，如此食品生態下，公眾不禁發出“吃什麼才安全”的追問，怎能不拉起“苦瓜臉”呢？
其實對於笑，國人是不吝嗇的。網上流傳“中國人體格強壯，三聚氰胺毒不死，地溝油吃不死，京華火腿只能算飯後甜點”的笑話，曾讓我們會心一笑，只是，是怎樣的無奈才讓民眾用如此苦澀的笑，來調侃隨處都是危險的食品問題。
“執法經濟”是近年來被廣為詬病的一種公權異化現象。我們曾無數次質疑一些執法部門將管理異化為收費、將執法異化成“執罰”，有關法律也沒有給它絲毫的空隙，然而它就像一顆毒瘤吸附在法治社會和市場的肌體上，損害公平正義，製造公共災禍。現在看，因為可以給某些執法監管人員帶來甜瓜一般的笑臉，它怎肯輕易絕跡呢？
透過執法部門的“甜瓜臉”，不難看出食品安全問題的本質。若問題食品大行其道、為所欲為是出於行業規章闕如，那大可仰仗法律框架將問題食品打入死牢。問題是我國現已頒布的涉及食品監管的法律法規已多達幾十部，大可涵蓋食品從源頭到餐桌的各個環節。食品問題充其量是個“山大王”，雄踞于法律執行盲區罷了。假設對於食品安全事件，首查監管部門的失職和不作為，實行“連座”，監管部門和公眾誰是“苦瓜臉”，誰是“甜瓜臉”，是不難想像的。
吃在國人生活中佔有特別重要的位置，吃得安不安全是考量幸福感的主要指標。“甜瓜臉”和“苦瓜臉”，是食品安全“癥結”的生動詮釋，兩者此消彼長。要使“苦瓜臉”笑起來，就容不得食品安全監管部門的“甜瓜臉”。如果坐視監管者與被監管者“情投意合”，公權機關心安理得地搞起“權力變現”，像空氣一樣不可或缺的法律就會被執法者“經濟”得生不如死，倘如此，食品安全問題真的就無解了。(肖亞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