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三秀為救身患癌症的女兒當街跪行，只因一位網名為“廣州富家公子”的網友説“只要你跪爬一千米就給你兩萬元”，可謝三秀跪行後此網友又出爾反爾，激起了輿論對這位母親的同情和對“富家公子”的憤怒。可輿論還沒憤怒多久，該網友就承認此事件是其一手策劃，稱氣憤比較容易引起關注，是“逼不得已才用這一招”，並稱手段卑鄙但出發點是為救人。
這件事上的倫理爭議和討論，媒體已有諸多討論，更引起我關注的是炒家的那句話：在其個人研究當中，氣憤是比較容易引起關注的，而且會在大範圍地傳播——這位炒作者的選擇，讓我想起湖北另一位炒作者的話，他曾策劃和偽造了“賣身救父”的謊言，成功地救出了自己因陳情而“被精神病”的朋友。面對採訪時，他解釋説：“賣身救父”是假，可“被精神病”是真，為了引起媒體關注才策劃了這個故事，如今維權必須用這種怪招。他所言的“怪招”，也是激起和利用人們的憤怒感。
分析當下那些成為事件的炒作，似乎走的都是這個路徑，就是利用憤怒感。剛入行的女演員想紅，炒作時選的是以醜聞去挑逗大眾的憤怒，以搏得出位；旅遊景點想吸引眼球，也是利用爭議去炒作，在輿論憤怒的板磚中收穫關注；維權想引來媒體，必須製造出一個足以讓大眾憤慨的受迫害經歷，才有效果；甚至連激起人們的憐憫和愛心，也需要一個關於仇恨的故事，需要憤怒去刺激，正如這個“跪行求助”的炒作一樣。憤怒感，一再成為炒作的噱頭，成為炒作者屢試不爽的法寶。一個炒作共識是：要想轟動，必須首先要有一個“憤怒點”。
為什麼炒作者都會選擇人們的憤怒感，以激起仇恨的方式去贏得關注，其背後反映出的社會問題非常耐人尋味。炒作者所以選擇“憤怒感”，是因為大眾有憤怒感，這些人知道，如今大眾的憤怒感是一種很容易被挑逗起來的情緒，他們對如今的社會情緒和輿論取向有著非常精確的把握。
從正常的思維來看，像謝三秀這樣的悲情故事，只要是真實的，應該直接向社會呼籲愛心，呼籲媒體的關注和社會的捐助。可是，在當下的輿論語境中，這樣常態的呼籲很難贏得關注，且不説人們的愛心已疲憊，審悲已疲勞，還有整體性的社會不信任，最關鍵的是：主導當下社會輿論氛圍的不是這種柔軟的、溫暖的愛心，而是一種覺得自己受到不公待遇、覺得自己是受害者的莫名的憤怒感。許多人心中這種莫名的憤怒感，遠遠比愛心和憐憫更多，人們心中的愛和關懷，很多時候都被那種無名之火遮蔽或裹脅著。愛心無法激起共識，似乎只有憤怒，才能迅速凝聚起共鳴。
如今社會中一種民眾取向很值得關注，就是似乎人人都有一種受害者意識，都把自己當成受害者，窮人抱怨自己被社會所拋棄，弱者説自己受害，富人也覺得不安全，總覺得自己是仇富輿論的受害者，處於權力擠壓和輿論仇視的夾縫中。甚至連被認為是強者的公務員和官員們，也向媒體抱怨自己是體制的受害者，壓力大，公眾不理解，我們都是弱勢群體。教師説被教育官僚欺負，醫生説被醫鬧鬧得想死，患者説被高藥價逼得活不起了……大家都覺得自己是受害者、是弱勢群體。受害者心態瀰漫的社會，必然缺乏寬容，與之對應的情緒，也必然就是憤怒感了。不平則鳴，不平則憤怒，所以，憤怒的故事更容易讓人們産生共鳴。
不得不正視當下社會中這種由“受害者意識”而激發出的憤怒共鳴，網上近來流行的“咆哮體”，可能就是這種憤怒感的折射。每個人的火氣似乎都很大，網路罵人，現實衝突，小事就吵得不可開交，怒火輕易被點燃，都是這種憤怒感的表現。
這個策劃，抓住的正是這種社會情緒。謝三秀的女兒身患重病，這並非誰害她成這樣，而是身體的自然病變，這個故事雖然悲情，卻沒有仇恨和衝突，沒有一個可惡的施害者，沒有敵人。人們雖有愛心，但在人們的愛心被無數這種悲情故事過度開發後，已經無動於衷了。可是，當添加了“只要你跪爬一千米就給你兩萬元”的策劃佐料後，就有了仇恨和憤怒，尤其是那個充滿階層分裂符號的“廣州富家公子”網名，使這個故事有了可惡的施害者，一邊是為富不仁、欺淩窮人的富家公子，一邊是跪著求救的弱女子，營造出了一個受迫害者、受欺淩者的形象。這種受迫害者形象，極易激起公眾“受害者”的共鳴。大眾也許不會憐憫一個女兒身患重病的絕望哀求的母親，但他們必然會同情一個被可惡的富人“迫害”的母親，從而在“共同受迫害”的憤怒想像中産生了同情。愛心是經由這種“同被迫害”的憤怒感而被曲線激發出的。這種輿論氛圍很不健康，其後的受害者意識很不理性，可其後社會問題的癥結，更值得關注。(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