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土資源部官員表示，今年將對初步擬定的約60個全國重點地區進行例行土地督察，目前已有20個縣市一把手被約談。（1月11日《廣州日報》）
“約談”制度建立於2007年，對“打擊土地使用中的違法違規行為，保護群眾根本利益”是否起到了作用呢？資料顯示，過去一年當中，有74個城市2242個項目存在土地閒置問題，10899個項目存在非法佔地問題。顯然，土地違法案件並沒有因為“約談”而得到有效遏制。
既然“約談”起不到作用，而《土地法》又對土地違法違規提供了十分明確的問責依據，哪個地方、哪個官員違反了這樣的法律法規，直接“對號入座”就是了，為什麼還要插上一個“約談”制度呢？
建立“約談”制度的目的，有“業內人士”是這樣説的：“首先讓問題浮出水面，其次是責任到人，要問得合理，讓地方心服口服。”看起來像是要把執法、問責搞得更人性、更合理，但實際上是對違法官員的一種保護措施。因為，敢於違法的官員，顯然充分“掂量”了後果，他們有出色的公關和“合理”的自辯能力，同時，他們有時間整改違法行為。屆時，“約談”所呈現的，很可能不是國土部的問責“問得合理”，而是國土部被説得“心服口服”。結果變成棍子高高地舉起，輕輕地落下，誰也傷不了誰。
因此，有了“約談”這個莫須有的前提，就難免讓不少地方官員認為這是對自己採取的保護措施，是在玩“狼來了”的遊戲，肯定擋不住他們在土地違法上得寸進尺的步伐。
對地方官員來説，約談遠不應是壓力的結束，而僅僅是開始。對土地監管部門來説，約談不是目的，也絕非問題的終結。可是，“約談”至今已經有一個“五年計劃”了，約談的不少，問責的卻不多，甚至還沒有。殊不知，沒有問責，即便約談得再多，又有何用？ （張國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