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履新不過百日的北京城管局長李潤華看來，城管為城市發展作出了貢獻，但這麼多年下來，卻依然處于百姓不滿意、社會不認可、城管自身沒有歸屬感的尷尬境地。因此，他履職以來，力行從“衣著儀容，媒體形象著手，重塑城管形象”。
誠然，城管的這些“面子工程”，以前也的確是造成城管負面印象的一個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形象”問題，遠不是民眾在心中定格城管的主要因素。在一次次事件中，民眾見識了城管圍堵商販的行為，民眾也見識了城管對流動商販大打出手的行徑，民眾也忘不了城管打傷人、打死人的種種野蠻執法行為，在這些事件中，城管的服裝是否整潔、城管的步調是否一致，顯然不會有民眾在意。民眾在意的是城管能否在執法過程中“溫柔一點”、“人性化一點”，少一點暴力，多一點溫情；少一點野蠻，多一點文明。
民眾的這種期待，其實是透射出了城管法律地位的尷尬。城管作為維護秩序和美化環境的行政執法者，其在法律上的地位卻並不明確。而各地方政府出于簡便與現實需要的考慮，則往往不自覺地充當了城管的“娘家”，並因此而給城管“賦予”了眾多的管理內涵。流動商販、街頭票販、違章停車、亂放煙花、違章建築、燃氣設施……等等，許多無法明確具體承擔部門的責任，就輕而易舉地轉變為“城管的職能”。
職能增多，意味著城管權力增強，可對城管的這種權力卻又沒有明確的約束。比如，行政執法行為中，對于行政處罰的行為，有關法律法規都有明確的規定，什麼時侯可以當場作出決定、什麼時侯可以當場收繳罰款、什麼情況下需要舉行聽證等等，這些用以規范行政執法行為以捍衛民眾利益的規定，在城管的執法行為中形同虛設。權力沒有約束，自會導致種種暴力執法、野蠻執法行徑。
城管制度中的種種積弊，才是城管形象不佳的根源所在。北京城管期望通過“革新形象”的方式來獲得民眾對城管的認可，只能是一種良好願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