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象山縣人民檢察院近日披露，有兩個行賄受賄案，其中一案受賄官員刑滿出獄後，行賄人給予他“補償款”數百萬元；另一案受賄官員還在坐牢，行賄人已籌集100萬元，打算受賄人出獄後進行補償。這種情況算不算犯罪，法律界目前存在爭議，有人呼籲完善相關立法。
根據媒體口徑，行賄人給貪官坐牢補償是“一種新現象”。現在有檢察官親口講出案例，受賄前官員到處嚷嚷，媒體如實給予了報道，自然算“新現象”。但也不是真的新，網上早有帖子説，一些貪官坐牢後，監獄門前豪車如雲，探監慰問者不絕於途，見面禮除了情感慰藉，少不了送金贈銀。對此，很多人也有所耳聞目睹。
行賄人與前官員之間的這種交易有害於社會正義，很傷公眾感情，專家們希望找到辦法予以打擊。有專家説，如果“坐牢補償費”是賄賂雙方在貪官入獄前達成的某種約定，應仍按行賄受賄論處。更激進的專家認為，不論他們有無約定，都應按受賄罪打擊。但困難明擺在我們面前：行賄人與貪官有沒有事先約定，只有天知地知；出獄貪官已無公職身份，根本就不成其為受賄主體。如果貪官不到處嚷嚷，我們連有沒有“坐牢補償費”都不知情，打擊從何説起？
既然“坐牢補償費”已經自我暴露目標，我們理當集思廣益，拿出應對之策。如果換個角度看問題就會發現：把所有心思與精力放在抓貪官上，尚有不足。莫説貪官個個隱藏很深，識別不易，就是他們全部暴露，光是走司法程式，就要牽扯有關部門無數時間和精力，成本巨大。我們能不能把工作做到前頭，防腐于權力未腐，以代替目前這種抓貪官的模式？
防止權力腐敗，防腐于未然，是完全可能的。從世界吏治的實踐來看，防止權力腐敗已有一些成熟的做法，可資我們借鑒參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反覆強調建設責任政府，基本內涵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監督與制約權力。我們應當回應社會現實的內在需要，把監督與制約權力的原則落實到制度中，防止權力運作偏離我們為它設定的目標。
多年以來，國家加大了反腐力度，查辦的腐敗案件年年有增長，對腐敗分子産生了巨大威懾力。通過總結經驗，我們也應該看到反腐工作之不足。我們強調提高官員腐敗的成本，經常明言“殺雞儆猴”的司法命題，但這種事後的追究，能否對官員産生足夠的嚇阻作用，很值得冷靜思考。
“坐牢補償費”的公開化，給追究式反腐敲響了警鐘，催人猛醒。“坐牢補償費”未必像人們想像的那麼嚴重，但也不能對它掉以輕心。坐牢意味著前官員已經下臺，行賄人從實用主義出發，也不會在他們身上投入太多的金錢和感情。但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行賄人可能通過支付“坐牢補償費”贏得社會信用，有利於他繼續錢權交易。坐過牢的貪官也可能利用官場人脈，心安理得地做錢權交易的皮條客。而目前法律拿它沒轍，也是事實。
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不能光想著追究貪官，“嚴懲”貪官，還要想辦法讓官員不貪，讓他們欲貪而不能。把工作做在前頭，一方面可以保全官員自己，另一方面可以減少國家和人民的損失，而且降低吏治成本，可謂一舉而三得。反腐的重心應當放在哪，已是一目了然的事。（楊于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