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學生稱呼為“根叔”的華中科技大學校長李培根近日在“2010年高等教育國際論壇”上表示，由於國家對教育投入過低，導致高校教師的待遇“太差了”，有些教師因此不專注于學術而忙於“撈外快”。他認為，國家應大幅提高教師的工資待遇，並嚴格限制教師的“創收”收入。(10月31日《揚子晚報》)
作為大學校長，李培根為大學教師的利益鼓與呼，這一點可以理解，也值得肯定。不過，目前大學教師的待遇真的“太差了”嗎？待遇問題真是很多大學教師追名逐利的緣由嗎？曾做過十多年大學教師的我，對李校長的説法並不能茍同。
任何職業的待遇好與差都是相對而言的，關鍵要看跟誰比。在教育系統內部，大學教師的待遇要比城市中小學教師好得多，更不要説跟偏遠地區的中小學教師相比，那簡直有天壤之別；跟其他職業相比，大學教師的待遇與公務員大體相當，眾所週知，眼下公務員是令人羨慕的高待遇職業，如此，你還説大學教師的待遇“太差了”，這是跟誰比呢？總不能跟貪官污吏比吧？如果大學教師的待遇“太差了”，其他職業的待遇該用什麼詞來形容呢？
大學教師的待遇好不好，還有其他幾個比較項。一是職業的“辛苦度”，大學教師可謂最輕鬆的職業之一，很多大學教師平均每週只上三四次課，其他時間便是私人時間，不必坐班，不需要每天朝九晚五；二是職業的“穩定度”，大學教師這個職業幾乎是“鐵飯碗”，儘管有些高校説要搞“末位淘汰”之類，但是光打雷不下雨，這一點與公務員職業很相像；三是職業福利，不説別的，只説住房，很多大學教師購買的都是學校的集資房，在房價高企的當下，僅此一項大學教師就獲得了多少額外待遇？
實際上，判斷某個職業的待遇好不好，也許根本不需要作如此多方面比較，只看人們是否熱衷於從事該職業即可。“國考熱”持續發燒，充分證明公務員是令人羨慕的高待遇職業；爭做大學教師的熱潮稍遜，只是因為這個職業的門檻太高(現在多數高校招錄教師都規定“非博士不要”，有些高校甚至規定“非海歸不要”)、招錄人數有限、涉及人數不多而已，實際上做大學教師是眾多博士畢業生的首選。因此，所謂大學教師的待遇“太差了”，這種説法在時下中國是有些矯情的。
國家對教育的投入確實不足，但是，教育投入的問題之一恰恰在於過分向高等教育傾斜，導致農村基礎教育薄弱，而一些高校花錢大手大腳。國家確實應該加大對教育的投入，但就目前情況而言，政府增加的投入應著重于填補基礎教育的欠賬，提高中小學教師特別是偏遠地區中小學教師的待遇，而不是首先提高大學教師的待遇。
李校長的上述建議，類似于官員的“高薪養廉”。人們之所以質疑“高薪養廉”，既因為目前官員的待遇已然很高，更因為在權力不受約束的情況下，更高的薪酬未必能夠“養廉”。同理，目前大學教師的待遇本來就不低，進一步提高待遇未必能夠扭轉大學的浮躁風氣。很多大學教師為什麼熱衷於追名逐利？關鍵在於行政化滲透于教育各個環節，大學校園猶如官場，教育評價機制、學術評價機制嚴重扭曲，熱心於教學的教師得不到應有的評價，熱衷於科研的教師得不到課題和經費，教師的種種切身利益都掌握在學校領導及教育部門手裏，他們不得不丟下斯文去托關係、找門路，不得不以表面功夫應付行政化管理。浮躁的大學造就了浮躁的教師，要求置身於官場化大學的教師們埋頭于教學、專注于學術，幾乎是不可能的，再高的待遇也無法遏制他們“創收”的衝動。所以，大學校長應首先著眼于改變大學校園的小環境，致力於通過“去行政化”和矯正評價機制來激發教師愛本職、敬本業的熱情，而不應動輒將大學浮躁之風歸咎於外部原因，更不應簡單地認為提高待遇就能化解體制性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