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七屆五中全會公報中，一句話引來廣泛注目：“必須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公報中的一系列戰略部署，從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到發展現代農業；從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係，到加快醫療衛生事業改革發展；從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到推進行政體制改革，也無不透露出極強的改革意識。作為一次為未來一段時間中國發展確定方向、謀劃藍圖的會議，這些無疑表明：改革開放將在這個人口占世界1/4的大國的現代化進程中，繼續發揮重要作用。
改革開放，是在32年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作為我國發展的一項基本戰略被提出的。30多年過去，中國翻天覆地的巨變，已經證明了這一決策的科學性與合理性。然而，30多年後的今天，中國面臨的發展環境，無論是內部還是外部，都已經全然不同。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何五中全會要再次提出深化改革開放，並且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加以強調？細讀全會公報，就能找到答案。
公報中的一個重要判斷，是我國“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從歷史上看，無論是明朝中期“地理大發現”後工業革命的開始，或19世紀末東方與西方的文明碰撞期，還是以科技革命為特徵的第三次浪潮時代，這幾次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中國都因為種種原因錯失了。而今天，在資訊化浪潮、全球化環境之下，如果不能抓住機遇，很可能再次被時代拋棄。
十六大提出：本世紀頭二十年是中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還再次重申了十五大所規劃的戰略目標：在新世紀“第一個10年實現國民生産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2000年，我國GDP為近8.94萬億元；2009年，這個數字已經達到33.5萬億元。期間的增長，已經遠遠超過了“翻一番”的程度。
可以説，我國提前進入了改革的深水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30多年後的今天，與改革開放初期面臨著相同的情況：要繼續發展，需要破除長期積累下來的體制機制弊端，需要觸動一些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這個時候，強調以“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正當其時。
另一方面，公報對“十二五”時期發展的總體要求中，強調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科學發展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可以説是發展的一個指針；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心詞“轉變”，本身即含有改革、改變的意思。改革，可説是蘊藏于這個主題與這條主線背後的另一個中心詞。
現在我國的發展也呈現出階段性特徵，一些新矛盾新問題不斷涌現。比如投資消費關係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再比如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産業結構不合理；還有城鄉區域發展不協調，社會矛盾增多等。這些都要求我們，繼續變革體制機制，更新發展理念。科學發展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正是基於此而提出的“改革”。
當然，在不斷的改革之中也要看到不變的東西。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落後的社會生産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整個世界和平和發展的主題也沒有變。實際上，正是這些“不變”和“變”的共同作用，才決定了我們應該用什麼方式去改革，去發展，去實現更加美好的未來。
改革開放30多年，我們經歷著一個個“破—立—破”的螺旋上升過程。正如列寧所説：“發展是按所謂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線式進行的。”辯證法告訴我們，不變則難免會倦怠，難免有暮氣，難免裹足不前。有破有立，才能不斷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激發向上的活力。而這，也正是“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的關鍵所在。
